各大社交网络被某大佬的疑犯照刷屏引发热议。
这种用作犯罪记录的标准大头照给警方工作带来极大便利。
但大概再爱拍照的人也不会想以嫌疑犯的身份留下这样的影像记忆。
而它的发明者阿方斯·贝蒂荣早就给自己和家人拍摄了一组标准的嫌疑犯大头照。
再看下一张图,昏黄的照片无论是构图还是光线都尽显唯美。
独特的仰拍角度将卧室里精美的装潢尽可能多地收入画面。
而这一副精心拍摄的摄影作品,其主要用途却不是欣赏。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画面细节,不难发现惊悚的一幕:
在画面的中间,一具女性尸体横卧床边的地板上。
这是1903年德贝宁夫人被杀案的犯罪现场。
也第一次运用摄影的手法对犯罪现场进行调查取证。
而拍下这张照片的人当初只是个警局小文职。
他后来被视为法医摄影之父,是历史上第一位法医专家。
用相机固定现场的原始概貌,保留物证位置,并据此分析现场特征。
这样的刑事照相流程在警匪剧中十分常见。
看起来再平凡不过的取证方法,却也是饱含智慧的产物。
在办案专业化和严谨度日趋提高的要求下,客观的现场证据成为了重要的线索。
这种记录方法也为案件侦查保留了最原始的“警察记忆”,并且沿用至今。
贝蒂荣并不是什么摄影大师,他甚至从来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这似乎与主流观念所推崇的天道酬勤论相悖。
但他的确就是以小人物的身份,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
从普通小文员到名留青史的转变,其中也许有幸运的成分,但他的创造性思维必定是最大的功臣。
贝蒂荣的父亲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医学教授,同时也是统计学家。
他作为创始人之一创立了巴黎人类学学派。
而贝蒂荣的哥哥也成为了著名的统计学家,创建了国际统计学会。
相比之下,贝蒂荣早期的职业生涯就逊色多了。
他22岁时被征入法国军队,此前流离在英国和法国谋生。
退役后,由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工作成了他面临的大问题。
1879年,在父亲的安排下,他才得以进入巴黎警察局从事低级文员的工作。
日常工作也就是文书、复制归档罪犯身份信息和照片等枯燥的事务。
早在摄影技术发明*数十年之后,警方就将这项技术应用于案件侦查。
犯罪分子与嫌疑人的照片被收集整理为图库,以待查备。
然而设想和技术的美好却与现实的状况形成鲜明反差。
当时的照片取样并没有规范的一套标准,照片整合也十分混乱。
繁琐而杂乱的工作让每天与大量文件打交道的贝蒂荣感到非常烦闷。
*注:普遍将1839年法国画家达盖尔发明银版摄影法视为摄影技术的发明起源。
再加上19世纪70年代,正值第三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早期阶段。
政权的更替也是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成因之一。
当时,被捕者通常只需留下姓名和一张照片作为记录。
被释放后,任何人都能随意撒谎更改名字,照片的识别度也不高。
即使重复犯罪的罪犯信息已经被警方掌握,但再次抓捕也具有极大的难度。
因此累犯率居高不下,而警方却几乎对此束手无策。
低下的工作效率与繁重的工作任务无法相匹配。
新政权统治下对于犯罪数据进行了严格的把控。
许多犯罪研究都在强调降低累犯率的重要性,而媒体的大肆报道也对当地警局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重压之下的贝蒂荣意识到,一味盲目苦干不但无法完成工作,还会让自己饱受煎熬。
于是他便企图采用巧妙的方法从根本上改善这样的状况。
出生于统计学世家的贝蒂荣不免也与这个圈子的人也有所接触。
在日常交往中自然会产生一些有意思的思想碰撞。
他从比利时统计学家Lambert Quetelet那里得知,两个人身高相同的可能性为1/4。
他由此推测,如果对身体不同部位的测量值越多,两个人的测量值匹配几率就越小。
也就是说,数据更具有个人独特性。
这个方法在自己的工作——识别罪犯上也许会有非同凡响的效果。
于是在此想法上,贝蒂荣开发了一套人体测量系统。
系统设计之初,他从9个人的身体数据特征总结得到五个基本测量指标:
头部长度、头部宽度、中指长度、左脚长度和肘部长度。
他将每个具体指标概分为大、中、小三类,以针对不同嫌疑犯进行匹配。
虽然系统简陋粗糙,但在侦破技术贫瘠的当时,这也算得上是较为先进的手段。
而直到1882年,贝蒂荣才有机会向局长证明该系统的有效性。
在被批准的三个月试用期中,贝蒂荣使用这套系统帮助警局抓捕到了一名抢劫犯。
当时那名抢劫犯使用了假名伪装身份,但几项身体测量指标均匹配。
在确凿的数据显示下,罪犯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这次成功也是对贝蒂荣的肯定和鼓舞。
在试用期过程中的应用也是贝蒂荣不断对系统进行实用性和科学性改良的过程。
他后来在原本五项指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耳朵、鼻子、虹膜等部位的形状测量与颜色描述。
而记录数据的规格划分也更加细致。
例如虹膜的颜色分类就细分出54种描述。
同时,体系中还增加了对某些罪犯身上特有的疤痕、痣、纹身等身体印记的记录。
几把测量工具在手的测量员对嫌疑犯的头部常常是长时间的摆弄。
而这种方法通常对于短发男子较为准确。
在妇女与儿童身上因测量难度大,结果也存在较大偏差。
但随着测量方式趋于严格细致,这对于匹配度又是一次显著的提高。
除了直接测量之外,摄影技术再次发挥起作用。
他分别采用一张正面照和侧面照制作为标准照,用于记录人体面部轮廓。
而在现场拍摄图中,他发明了一种高架摄像机的俯拍方法。
用“上帝之眼”的视角摄入尸体全貌。
这让被拍摄的物体尽可能呈现出最客观的视图,同时也极具美观性。
更加详细的身体和面部物理描述大大增强了系统的专一匹配度。
而贝蒂荣体系也在不断改良中日趋完善。
他将这种改进版的方法称为“肖像描述”。
最后记录内容大约包括十个身体测量值。
虽然有了充足的数据,但过多的内容却也不方便记录和使用。
于是,为了简化大量的数据记录结果,贝蒂荣又萌生了一个想法。
他将记录身体特征所得到的测量结果构造出一个公式。
再加上正侧面照,这就制成了独特的个人信息卡片。
1883年,巴黎警方正式采用贝蒂荣体系。
这一方法不仅提高了警员的工作效率,在抓捕罪犯上的成效上更为惊喜。
在短短一年内,新方法就帮助警方识别了241名罪犯。
随后,整个法国刑法系统逐渐采用这项技术,将其适用于嫌疑犯和罪犯。
贝蒂荣也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司法身份司的司长。
这时贝蒂荣体系已经颇有享誉,欧洲和美洲一些国家的警方也纷纷引用。
从1880至1900年间,全球几乎各大都市区都建立了人体测量实验室。
而人体测量卡因具有身份识别的独特性,也从警局走向民用。
以身体信息与照片构成的小卡片发挥起类似当代身份证的功能。
当时的罗姆人*犯罪率偏高,因此被欧洲人列为危险人群。
1912年,他们被强制要求携带人体测量卡,以确保随时检查。
随后,这项举措扩大至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外国人。
社会秩序也因此得到较为有序化的管理。
*注:罗姆人是起源于印度北部,散居世界各地的流浪民族。他们因流浪与贫穷的生活演化出特殊的求生方式,群体中具有较高的犯罪率,因此饱受歧视与偏见。它们具有一个有歧视意味的名称:吉普赛人。
尽管贝蒂荣体系所蕴含的信息记录具有难以替代的独特性。
但在使用过程中,仍然显现出一些缺陷。
测量误差实难避免,而纯手工的测量方式无疑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误差范围。
因此就要求测量人员的技术精湛和尽量统一。
同时,为了精密测量,选用的都是卡尺等精确度高的测量工具。
这样一来,无论是人工成本还是工具维护成本都比较昂贵。
而随着人体的衰老或生病等因素的影响,罪犯的身体构造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
在一段时间后,原本制作的人体测量卡便与实际测量结果产生比较大的出入。
19世纪90年代后期,一种新兴的指纹识别技术开始映入视野。
弗朗西斯·高尔顿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统计学家,也是达尔文的表弟。
一次,一位医生朋友请他帮忙将犯罪分子留在玻璃杯上的油腻指纹与白墙上的乌黑指纹作对比。
他发现这个看似平常的人体特征原来具有鲜为人知的独特性。
这是第一次采用指纹比对的方式进行案件侦破。
而这种指尖特别的纹路也才得到刑侦人员的重视。
在此之后,科学家根据不同的指纹类型进行了弓型、斗型、箕型等形状分类。
而随着研究更加精细,人们发现每个手指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基本终生不会改变。
它的独特性对于罪犯识别具有显著的优势和准确性。
对比之下,即使是不断增加数据匹配的人体测量法也略逊一筹。
因此指纹识别也逐渐有替代其地位的趋势,成为现代取证技术。
1914年贝蒂荣去世了,而他的发明却依旧承担着重要的职责。
就在同年,在摩纳哥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刑事警察大会上,他创建的人体测量卡得到加冕。
同时大会商议建立起国际刑事记录的国际知识库。
此后,贝蒂荣体系中的“大头照”等基本识别特征并入指纹识别体系被保留了下来。
警务系统的现代化技术也日趋完善。
尽管贝蒂荣的大部分技术如今在司法应用上已经渺无踪迹。
但他为刑事司法带来了保存记录和犯罪调查的纪律意识却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在犯罪手段日渐高明与科学化的当下,同时也对刑侦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犯罪与刑侦的竞赛总是难分先后。
但人们追求的远不止是法胜于罪,而应该是罪恶的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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