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歷史上的大人物、大英雄，大家都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就是要給他們排個座次。一定要排出個誰第一，誰第二來。科學家也不例外，到處都有人要排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家一二三四名。
通常來說，在這樣的偉大科學家排行榜上，排名靠前的，大都是物理學家和數學家。這也不奇怪，因為數學和物理研究的是宇宙的根本了運作邏輯，這些知識涵蓋的面更廣，對其他領域產生的影響也更大，也更容易引起大家的關注了。
不過，即便如此，還是有一位生物學家，排名也非常靠前，在一群物理學家和數學家當中，看起來特別顯眼。這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查爾斯·達爾文。他因為在《物種起源》一書中揭示了生物進化的原理，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生物學家。生物進化論後來也成為對世界影響最大的科學理論之一。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達爾文是如何寫出《物種起源》這本書的，又如何用這本書改變了世界。
達爾文出生在一個相當有錢的大家族。他的爺爺是當時非常有名的一位醫生，而外祖父則是很著名的陶瓷商人，因為在英國創立了工業化的陶瓷生產工廠，所以被尊為英國的陶瓷之父。
這樣的家庭背景讓達爾文有條件接受非常好的教育。達爾文的父親把他送進了當時英國最好的醫學院，想讓他成為一名醫生。但達爾文對醫學並不感興趣，反而參加了一個博物學研究會，到處考察野外的情況，製作各種動植物標本。後來，他離開了醫學院，轉到了一個神學院讀書，但也沒有讀出什麼名堂來。倒是對野生動物植物的瞭解越來越多了。據說，達爾文的父親對此非常不滿，認為這孩子只知道玩兒狗和老鼠，以後不會有什麼出息。
總之，在達爾文的年輕時代，他跟當時上流社會的年輕公子哥沒有什麼區別。 轉機發生在1831年，當時，達爾文認識的一位博物學家，聽說海軍正在為一次環球航行配備一位年輕的學者隨行，於是將達爾文推薦了上去。
就這樣，達爾文登上了小獵犬號，開始了著名的環球之旅。
按照計劃，這條船從歐洲出發穿過大西洋抵達巴西，然後一路向南，繞過南美洲的南部，再一路向北，一直開到赤道附近的加勒帕戈斯群島。從這裡，他們將橫渡太平洋，去往新西蘭，再從新西蘭航行到澳大利亞，穿過印度洋，停靠南非南部的開普敦，然後取道南美洲東海岸，再返回英國。整個航行歷時將近5年，其中大部分時間，達爾文是在陸地上度過的。
在航行途中，達爾文驚喜地發現了許多東西，比如他在南美洲南部親眼看到了許多古代生物的遺骸。其中一個頭蓋骨，他覺得非常像是犀牛的，隨後他根據在當地看到的犰狳（qiú yú）的樣子，想象那是已經滅絕的巨型犰狳留下的遺物。後來才知道，那是當地一種史前巨獸大地懶的化石。
還有一次，達爾文和同行的朋友在打獵的時候，射殺了一隻體形比較小的美洲鴕鳥。後來，在烹飪和享用這隻美洲鴕鳥的時候，達爾文驚訝地發現，它的骨頭和當時已經為大家熟知的美洲鴕鳥並不一樣，並且確認這是一種新的動物。後來，人們為了紀念他的這個發現，就管這種新物種叫作達爾文美洲鴕了。
還有很多重要的發現，達爾文在一開始並沒有意識到。要在後來整理各種標本和筆記的時候，才突然醒悟過來。比如小獵犬號在行進到加勒帕戈斯群島時，他在不同島嶼上採集到的鳥類標本——這些標本在日後，極大地打開了達爾文的思路，成了《物種起源》一書的重要觸發點——關於這些雀鳥的故事，過兩天我再跟你詳細說說。
總之，等到小獵犬號回到英國，達爾文已經成為當時最著名的博物學家之一了。在整理出版了在南美洲的一些考察筆記，並且發表了一些對軟體動物的研究之後，生物進化的思想在他腦子裡漸漸成形了。但是他並沒有立即著手把這個理論寫出來，而是繼續進行其他動植物的研究，和其他博物學者溝通和交流，來完善自己的想法。他甚至帶著自己的孩子做實驗，通過觀察比較動物表情的變化和自己孩子的表情變化，來分析兩者的不同。
經過了20年時間的漫長準備，他終於出版了這本改變世界的書——《通過自然選擇的物種和變種起源的論文摘要》。你是不是聽不明白這個書名是啥意思。沒關係，你聽不明白，別人也是一樣。出版商急了，“你不能叫這個，大家都不明白，這書還怎麼賣啊”。於是，達爾文把書名改成了《論通過自然選擇的物種起源，或生存鬥爭中優賦族群之保存》——還是不明白嗎？無所謂，記住《物種起源》就好了。
《物種起源》一經發表就引起了巨大的關注。第一版印刷1000多冊，當天就賣光了——按照當時的標準，這可是妥妥的暢銷書啊。
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爭議。生物進化理論對當時人們的衝擊是可以想象的。許多人被震撼了，更多的人感憤怒。當年帶著達爾文環遊世界的小獵犬號船長羅伯特·菲茨羅伊非常自責，認為是自己將達爾文引入了歧途。當時幾乎所有的書報雜誌上，都刊登了將達爾文畫成猴子的漫畫，來嘲笑他和他的理論。
然而，也有很多年輕的科學家站了出來支持達爾文的觀點。甚至在教會內部，也有一些人在閱讀了《物種起源》之後，認為達爾文的論證是充分的，接受了他的觀點。
1860年，在英國牛津大學自然史博物館，進行了一場著名的辯論會，達爾文的支持者，號稱“達爾文的鬥犬”的進化論學者赫胥黎跟當時的牛津大主教，圍繞著進化這個論題展開了一場辯論。許多重要的科學家參與了這場辯論。甚至那位菲茨羅伊船長——當時的他已經是海軍中將了，也抱著聖經來到了現場。
然而，支持進化論的一方顯然掌握了更多、更準確的事實，也因此更有說服力。如今，在這裡樹立著一塊石碑，向所有人講述著達爾文和他的追隨者的故事。
感謝你能看完我的這篇文字，你就是我在找的有識之士，點下關注對你來說是件小事，慶祝我們的緣分始於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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