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23 唐培豪：不對等的提問——關於所謂“研究逆差”的思考

唐培豪

策劃：李振偉 顏培大

編者按：隨著各種類別的西方藝術著作的大量引入和譯介，人們對西方藝術與藝術史等相關知識的瞭解逐步增多。無論是高校中的教科書，還是社會上的普及讀物，似乎已經對西方藝術的基本形態、發展過程和各種流派等一網打盡，遂使人們產生一種錯覺，即中國對西方藝術已經有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實際上，有專家指出中國對西方藝術的認識和研究還遠遠不夠，僅僅停留在譯介水平上。雖然知識性的普及讀物不少，但缺少真正研究意義上具有深入思考的著作。譯介只是研究過程的基礎環節，嚴格來說，並不能算作研究。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西方對中國的藝術研究卻十分深入，甚至出現不少的漢學家，如高居翰、雷德侯、蘇立文等。雖然國內對其學術成果略有爭議，但他們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卻是不容忽視的。這就出現了所謂的“研究逆差”。真正的研究不是對譯介著作的人云亦云，而是能夠面對藝術原作，通過先進的科技手段和深度的文獻閱讀，在對研究材料的全面掌握下，作出有突破和創造性價值的研究。在此，本期時評特以“中國對西方的研究層次不高？”為主題，邀請相關學者、批評家共同討論。

不對等的提問——關於所謂“研究逆差”的思考

□唐培豪

有一種將中西方藝術史研究（主要是美術史領域）的差異視作“研究逆差”的觀點，即相比於西方學界的中國藝術史研究，中國學界的西方藝術史研究處在“逆差”地位。這種藝術史研究的差異和距離不會被大多數人所否認，但強為之名曰“逆差”的現實，其實指向了兩個不對等的提問，通俗地講就是：何以西方學者在中國藝術史研究上碩果累累，以及中國學者緣何在西方美術史研究中尚未成績卓著。

這兩個問題都不容易回答，但關注這樣兩個事實：20世紀上半葉西方“美術史”學科的東漸和20世紀後半葉以來國內關於西方美術的研究，或許可以對理解問題有所裨益。

中國儘管有著悠久的美術傳統和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但從藝術史理論、邏輯體系和研究方法來看，歷代偏重“畫史”的相關著述，尚不足以直接合成一部具有現代學科性質的美術史。

“美術史”學科被介紹至中國，正值清末民初的特殊歷史時期，而作為人文學科的美術史已在西方得到了蓬勃發展，並且歐洲之外的藝術世界也在西方學者的關注之中。從當時國內學者或藝術家編寫的中國古代美術史書籍中，可以明顯看到編寫理念同傳統的“畫史”差異顯著，更加偏向西方傳來的美術史的書寫。

例如，191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姜丹書的《美術史》，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現代形態的美術史著作。傳統的文人畫家和藝術鑑賞者，極少關注工藝美術，建築和雕刻也不及書畫受到青睞，而《美術史》的上編中國美術史，卻從建築、雕刻、書畫和工藝美術四個部分展開敘述，其中所受到的西學影響自不必多言。

當時西方美術史書籍的引入主要有兩條途徑，其一是直接翻譯西方學者的著作，其二是翻譯日本學者的著作。直接翻譯西方學者的著作，西學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而明治維新之後走上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日本，在學術和藝術上對中國的影響也不可謂不大，可以說日本是當時中國學者獲取西方美術知識的重要窗口。因此20世紀上半葉，作為舶來詞彙“美術史”的背後就帶有西方文明的影子。

20世紀後半葉，國內關於西方美術的研究，在改革開放之後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從數量和代表性來看，譯介工作佔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對於研究者尤其是初入門徑的研究者而言，無論面對中國美術史還是朝向外國美術史，瞭解美術史相關文獻都是很有必要的。清代學者王鳴盛曾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要緊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十七史商榷》）。的確如此，中外文獻同樣浩如煙海，如不瞭解“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章學誠《校讎通義》）的方法，就難以進入研究世界。改革開放以來國內關於西方美術史著作較為系統有序的譯介工作，相當於為學界勾勒西方美術史的發展脈絡和建設目錄之學的努力，其中既有人們熟悉的藝術史通史，也有國外知名大學的藝術史系列叢書，亦不乏國外藝術史家的專著或文集。這些譯介而來的西方藝術史著作，一方面讓人們瞭解到國外學術界的發展和動向，另一方面使國外學者的研究方法和學術理念傳播到國內。

部分中國學者對於西方藝術史的研究並非毫無成績，但凡稍有關注學界近些年的成果便可知。同樣不能忽視的是，將積累數百年甚至更久遠的西方美術史文獻（如果將古希臘古羅馬的文獻算在內，便不止兩千年）介紹到國內的工作還沒有完成，國內美術史學科的建立剛過六十年（1957年中央美術學院成立美術史系），誰也不敢狂言，國內學界已經全面瞭解西方藝術，或者研究水平已經超越西方同行。

回到最初的問題，針對“逆差”現象提出的疑問，本身就站在不對等的中西比較的立場上——無論從文化的影響多寡還是學科的發展建設來說都處於不對等的競爭關係。急於求成的迫切心理，可以理解但絕不應該提倡，學術研究本就不能指望一口吃成胖子，因此“逆差”激起的心理不平衡沒有必要。倘若走向另一個極端：為自己的些許成績而驕傲自滿、將西方學界的點滴進步視作威脅和挑戰，反倒會令學術研究被狹隘的民族情緒所裹挾，“製造”出一批荒謬可笑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