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者当负剑
我是60年代初生人，作为一个从农村通过高考跳出“农门”是幸运的，而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让我们不能生二孩又是悲催的，因为我身边有不少朋友成了失独家庭，造成心灵、生活上的阴影恐怕让这些朋友至死都无法消除了。
说实话，如果二孩政策早放开10年，可能我也生二胎了，所以我们二孩政策调整错过了最佳时间节点；直到前年才放开二孩，可是80年代末、90年代出生的育龄妇女却又不想生了，2017年的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估计2018年的出生率也不会很高，根本没有出现一些专家学者们所预测的那样---放开二孩会导致新生婴儿暴棚的局面，所以我觉得国家的计生政策再也不能被这些误国的专家学者们所左右了，应从中国实际出发者才是硬道理，也才是正确的。
导致放开二孩出生率不及预期，我们能怪现在的育龄妇女吗？不能，怪只能怪我们鼓励生育二孩的政策制度不完善，甚至还处于一种短缺状态，加上高房价、高教育费用、高医疗费用、高就业投入等却又让年轻轻夫妇不敢生。我女儿女婿结婚生了二个女儿，两人都有工作，加在一起不过1万元，小孩每个月的开销较大，还有请保姆每月需花费4000元左右，靠他们自己的经济能力，根本无法承担两个小孩的生活抚养成本，好在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在吃住等方面给予一起补贴，算是勉强过得去。
我说了这么多，似乎与题主的问答无关，其实是有关的。因为打破目前我国这种计生格局需要有真知灼见的专家学者们仗义走言，敢说真话，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这才是好样的。所以，我觉得南京大学刘志彪，张晔提出设立生育基金制度的建议是相当正确的，也是非常有必要和能发挥重要作用的，通过这项制度建立全民族鼓励生育的奖励基金，实现国家与个人共同分担生育奖励有助于提高整个民族的生育意愿。至少有这项制度比没有要好。
因而，我本人十分赞成两位学者的观点，我觉得两学者是有良知的专家，中国就需要这样的专家学者，而且是越多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