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8 一個好社會的標準是什麼？這是 16 位學者心中的答案健康頭條網

“有時候，關鍵不是去改變世界，而是去解釋世界。”

在某個關鍵時刻，關於如何解釋這個世界，如何與未來相處，我們需要聽聽睿智、獨立的聲音。

我們邀請了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傳播學等領域的 20 餘位專業人士，回答了我們的問題。

問題紛繁而且複雜，但與年輕一代的未來生活息息相關。被訪者希望，留給未來年輕一代的這個世界運轉良好而且文明進步；在複雜而且迷茫的世界中，保持獨立與理性。

為什麼我們不相信醫生了？為什麼醫療改革問題成為幾乎所有人都很難滿意的事情——而且不論在醫患哪一方來說都是如此？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斌在聊起醫療問題的時候，他說醫療是一種特殊的服務：

“我兩千塊錢買一臺電視，這個電視大概什麼質量、性能，我心裡有桿秤，很容易判別出來是不是朝我多要錢了？收費是不是合理？但是對於醫療來說，相對於它那個服務來說，他有時候坑了我，我都覺得他對我很好。他有時候其實對我很好，我反而不理解他。這是很正常的。比如說有一些老年的癌症（患者），本來其實就無藥可救了。但是，有的醫生可能告訴你無藥可救了，回家吧，你可能覺得不好；有的醫生可能讓你再花個 100 萬，浪費（錢）撒進去，你反而覺得這個醫生很盡責任。正是因為有這種信息不對稱，醫療行業還有一個特殊的地方，不知道對這個服務怎麼定價？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你，怎麼辦？這會有什麼結果呢？”

張斌並非醫療改革方面的專家，但他從經濟制度層面替我們分析出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它很自然地會帶來一個比較強的管制需求，需要一個第三方力量。而這個第三方力量介入了之後，監督醫生超額收費。你朝我多收錢了？我不知道，但這個監督性力量可能知道。這個第三方力量可能形成制約。

——這種管制力量可能解決了（醫患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讓我們達成交易。但還有一種可能是什麼呢？它吃完原告，吃被告，最終陷入惡性循環。它對醫生也形成了管制，對我也帶來了很多不便措施，讓（醫患）之間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它成了一個獨立利益群體。第三方這種利益群體的存在，好像又讓人們覺得離開它不行似的，它是在幫我們倆。事實上它是在幫我們倆嗎？實際上是它讓我們倆的情況搞這麼糟的。我們本來 100 塊錢可以達成交易，（變成）它要收我 50 ，我要出 150 ，你得不到 100 ，你也要給他交租金，可能就變成這種情況了。

張斌說遏制管制慾望的辦法有多種，其中一個就是建立信任。

這就不止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和社會評價體系的問題。

“日本很缺醫生。相對於需求，它的醫生數量不多。從醫學院開始，它供應出來的醫生，數量非常有限。然後每個醫生特別敬業，日本醫生比其他地方醫生工作時間要多得多，但是日本的患者去醫生那裡看病，從來不懷疑醫生。它通過它的行業自律，通過它其實很奇特的一些規制，讓大家對醫生這個職業有很強的信任。你信他就行了，別想那麼多。他通過他過去長時間聲譽的積累，讓（患者）覺得他是值得信任的，他不會欺騙你。（日本）通過這種方式來解決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我們這個系列專題接近尾聲。我們幾乎留給每一位對話學者一個開放式問題：你覺得一個好社會的標準是什麼？

張斌講述的故事已經逼近我們這個問題的本質：在制度、價值觀、意識形態這些龐大問題背後，我們最終要指向的還是那個健康社會是否存在，是否被鼓勵，是否促進了每個人——我們每個人都身處於社會之中——具備更多的向善之心。

馬勇，在 2017 年秋季經常乘坐高鐵出行，他從自己的自身體驗出發提到了管理制度與公眾心態之間的一種權衡。“你本來是開個會嘛，應該是開個很溫馨的會。兩千多個代表加上服務人員，和會議直接有關的，我相信不會超過一萬人。（但）安檢太恐怖了，我都不知道會出現這種狀況。那麼這樣（結果）實際上是什麼？是很多人對政治厭惡，甚至走向反感。因為你擾亂了他的生活。我關心那種狀況。我覺得一個好的政治，一定要讓整個社會處於一種比較溫馨的狀態，”

他說：“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才是最穩定的？什麼樣的社會運行成本才是最恰當的？一個社會的存在，實際上對絕大多數人來講，政治不是他生活的全部，而且對中國 13 億人來講，可能 10 億人，政治是和他無關的。”

如同社會由每個人所組成，好社會也是每個參與主體共同營造的結果。沒有人能準確地講述出未來會如何，哪怕我們所對話的這些學者有如此豐富的學識，他們實際上並不能告訴我們如何面對未來。只有當未來已至，我們不管是欣喜、焦慮、失望還是愕然，我們才會真正瞭解“如何相處”。

但有一些東西是確認的。

我們或許應該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心心念念所追求的？什麼是我們應該更堅定的？

但願他們的回答能夠啟發我們更多的思考。

1.好社會的標準就是有社會

雷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好社會的標準就是有社會。中國自古以來，社會就不發達，尤其是現代民間社會。只要有底線，有基礎，後面（都好說）。這方面我寫過很多文章。

2.最低標準是不用在說話之前做自我審查

王曉漁同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一個好社會，最低標準是不用在說話之前猶豫半天，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不能說，要做那麼長的自我審查。

3.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書，能不受干擾地讀書，能跟三五同好切磋討論

洪濤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作為一個讀書人，我覺得好社會是：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書，能不受干擾地讀書，能跟三五同好切磋討論。這要求並不高，不需要實現共產主義，但很難。因此，我理想中的好社會，是一個有助於、至少容忍每一社會個體變好的社會。也許有人要問，讀有毒的書也要容忍嗎？一定程度上是的。因為是否有毒，人們從來不能很好判斷。我認字的時候，孔子的書被認為是大毒革，我讀研的時候，錢穆的書被認為是反動的，可見，人們的判斷往往也像時尚一樣流行。

由此可見，一個好社會的前提是，那有權用各種方式強制別人的人能承認他們的有限性，要給別人自由，要相信別人。自由是人能變好的必要前提。用強制的方法求好，結果更可能是壞。歷來的權力者往往表面上強制人變好，實質上誘使人變壞。他們真正關注的是他們的強制權力以及得以強制的藉口。如果承認人有自我完善的本性，能夠在社會的自治活動中得到完善，他們的權力多半就沒有意義存在了。所以，權力者往往敗壞人民。亞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成就人，還是敗壞人，是區分政體好壞的標準。

4.正常就好

郭於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其實我對好社會標準特別低，正常就好。我本來有一本書，已經 3 、 4 年了，都出版不了。書名就叫《正常就好》。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有一個《中國與世界觀察》（雜誌），每年會有幾次組織學者討論中國問題。一般都是他們會出一個話題，然後讓不同立場的學者來參與討論。

2016 年年底的討論就叫“中國方案”，你心目中的中國方案應該怎麼著？然後，我發言說我心中的中國方案沒有特色，而且非常簡單，就是這社會要走上正常。

我覺得還是應該堅持一個憲政民主、依法治國的理念，按照這個去做。既然已經提出來依法治國、依憲治國，我說就應該按照這個去做。執政者也好，普通人也好，都要遵從法律、依法行事，我就要把它當真。所以我說我那個方案很簡單，也沒有特色。

5.只要有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就是好的社會

盛洪經濟學家

只要有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就是好的社會。為什麼？因為壞的事情會通過言論自由、表達自由，被揭露出來，被批判，被批評，被改正。這是第一位的。張千帆好像說過一句話，表達自由是憲法王冠上的鑽石。它是最重要的。因為如果沒有表達自由，那別的憲法原則得沒得到實施，是不是被違反，你都不知道。你強調別的都沒有用。

6.個人的自由

賀衛方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個人的自由。這是最重要的尺度。個人的自由離不開對權力的嚴格限制。通過分權、通過外部的民主，通過地方自治，控制政府權力的擴張。與此同時，又要想方設法地去通過類似於司法制度的這樣一種中間角色，對它所任命的權力進行妥帖的、更符合法律、法治理想的一種限制。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

7.法治社會、自由社會

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法治社會、自由社會。我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 24 個（字）都很好，自由、公正、民主、法治……這都很好。關鍵是不僅僅口號。

（“自由”）一句話講完。回到穆勒，嚴復把《論自由》翻譯為《群己權界論》，用法治劃定了每個人的權力界限。我只要不違法，你就不能干涉我。法治和自由是同一的。沒有法治，就沒有自由。

8.好社會是一個特別多元化的社會

張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在我看來，好社會是一個特別多元化的社會，多元化的共存。它一定要有多元化。任何一個系統裡面，多元化就是生命力最根本的保障。對生態來講，多元化是第一位的。

9.好社會的標準就是大家各司其職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好社會的標準就是大家各司其職，不會越位思考。我不會考慮中南海的事情。大家見面談的話，肯定是談專業。我們到美國的學校去，你跟他去談中國政治，他覺得很無聊。你一個歷史學教授給我談什麼政治啊？大家應該是各司其職，每個人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職業、自己的家庭，不會去關心那種天下國家大事，更不會關心中南海如何如何。這才是一個良性的社會。心情不緊張，沒有恐懼，就這樣的狀態。

10.每一種生命的形態都受到尊重

吳飛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

如果用一個最簡單的詞來講好社會，就是每一種生命的形態都受到尊重。這是我對一個好社會的標準。不管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觀念、生活方式、生活形態和生命本身都得到足夠的尊重了，這個社會就是好的。當然這個是比較武斷一點，我也沒仔細去考慮這個問題。

11.非常有安全感，還有互相彼此尊重

嚴飛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非常有安全感，所有生活在裡面的人是彼此受到尊重。安全的意思是說，今天回家，不會擔心在自己的家裡第二天被轟出來；走在路上，不會因為我過綠燈的時候會被車撞；把孩子送到幼兒園，不會被打針被喂藥。大家遵守這種最基本的道德規範。

除了安全，還有互相彼此尊重。尊重的意思，不會因為自己性別弱勢，或者經濟、其它地位弱勢，受到歧視或者騷擾。

12.每個社會成員的機會比較均等、有最基本的保障，之間還能對話，形成倫理道德和社會規則

何帆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教授

機會相對來說比較均等，這個社會對每一個社會成員能夠提供最基本的保障，社會成員之間能夠有機會共同對話。在這個對話過程中，能夠形成一個良性互動和演化出來一個自己的倫理道德和社會規則。這就是一個好的社會。

13.自由、秩序、活力

王建勳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副教授

首先這個社會必須是自由的，然後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受到良好的保護，可以自由地發表言論，自由地結社，自由地信仰任何宗教，財產非常安全，等等。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前提。同時，我希望這個社會是一個有秩序、安寧、和平的社會，這是最起碼的。

另外一個，我也希望這個社會是一個有活力的社會，不是一個死氣沉沉、沒有創造力的社會。每個人的創造力都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釋放在社會當中。

這可能是我對好社會的一個理解。不僅物質方面，而且精神、靈魂方面都能夠有所寄託。這是一個我所向往的社會。

14.自由的價值、三個權力分化的結構、社會生活的相對寧靜和理性

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學教授

其實對一個現代國家來講，它起碼三大類指標你要強調。

第一，在觀念上，它以自由的價值為最高的價值。以自由的價值作為最高的價值，展開民主、法治、憲制，那麼這樣一個諸價值體系，它是現代價值體系。如果這個國家是反這些現代諸價值體系，它就不可能是現代國家。比如我們還在設想，拿出儒家態度，我們就可以成為現代國家，這簡直是異想天開。或者說我們返回古希臘的古典方案，我們就成為現代國家。這基本上都是匯入了反現代國家的價值組合洪流當中。

第二，現代國家基本指標就是在制度建設上，可以說叫三個權力分化的結構。第一，國家與社會要分流。第二，權力結構上就是立定規矩，執行規矩和裁決規矩糾紛的機構要分流，不能有一個壟斷性的權力來支配國家機構。第三，在控制資源上，資源的掌控者，我們以前稱為資本家，跟管理者和經營者也要分離。這三大分流過程構成一個現代國家的基本結構。這當然是個理想模式了。任何國家只能向它逼近，而不成為這一個結構本身。

第三個現代國家的基本指標，就是社會生活的相對寧靜和理性。國家與社會分流之後，社會不再崇尚革命，不再希望一步登天，不再希望一錘子買賣解決所有難題，不再希望人成為神。今天，我們人既不可能成為聖人孔子，也不可能成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我們就是正常人。這是個兜底的說法，但是這個兜底的說法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追求卓越，這是公民在社會空間的個人努力，我們要倡導，但是不能強行讓公民成為偉岸的歷史人物，或者由人變成神。

那麼，要建構這樣一個基本的現代國家，非常艱苦。在某種意義上，各種相關條件相互匹配比較難。

這需要一個什麼？你相應提到了一個好社會的建構。 good society （好社會）是來自於進步運動時期的美國，羅斯福他們要建立偉大社會、好社會。那麼一個好的社會，當然是一個謹守良序、敦風化俗的社會。但是好社會的建構則在社會諸方面力量的漸進推進下，讓社會有道德善行，有互助行動，有相互關愛氛圍，有扶助弱者的善心，等等。它是不來自於國家領袖登高一招。好社會需要公民們不斷地去努力，去建構，然後緩慢地去逼近好社會的目標。一個社會具有蓬勃向上的正面精神，也有一個相互關愛的社會氣氛和同胞情誼，以及得到良好的物質生活的同時，有向上發展的偉大志趣，追求卓越的偉大沖動和英雄衝動。當然這就是所謂好社會的一些基本象徵、基本指標。

但是，在基本的條件即使具備的情況下，好社會也好，現代國家建構也好，還有運氣的問題。所以，在當今世界的 200 多個國家和地區，能夠建成現代國家，尤其穩定的現代國家機制和好社會，而且比較穩定延續好社會的，不多。所以這些偉大國家和偉大社會或者好社會，它成為全世界心儀的典範。這證明這個國家還建不成，很難，所以成為典範、理想、燈塔。但是，這些國家確實願意去把這些現代國家和好社會確立為燈塔、目標和理想，就證明一個社會、國家建立現代國家和好社會，它是一個深刻社會土壤。它就不願意這個社會是個墮落社會，也不願意這個國家是個失敗國家。

所以，這是兩個端點，一個理想化的現代國家、好社會，一個糟糕的失敗國家和混亂社會、墮落社會之間，你這個國家怎麼辦？如果我們能夠達到一箇中不溜的狀態，那已經就很令人滿意，要通過我們多少代際的艱苦努力。一方面，我們要維持理想；另一方面，可能要付出非常綿長的時間代價。

一個現代國家和一個好的社會建構，它需要每個人在自己的職業崗位上，或者在自己目前的生活狀態下，盡力做到最好。偉大國家和偉大社會不在於每個人都要成為偉大人物。如果是每個人都成為偉大人物，而沒有一個現代社會——亞當·斯密的基本原則，就是分工與交易、分工與合作的原則——那這個社會簡直是災難性的社會。因為大家互不合作，相互衝突，彼此敵視，甚至是相互仇殺。

因此，它要我們做的並不是多麼偉大的事情。做好日常，尤其對我們中國人來說，這個是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立志，從古至今從不欠缺，但是我們從來很少能夠把自己的志向兌現為自己的日常生活，我們在吃喝拉撒睡之間，去逼近我們的人生目標，這才是真正艱難的地方。不要把偉大的衝動變成一個空泛的行為，天天在幻想自己如何成為偉大，那簡直就是偉大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