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平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群体庞大，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无论是留守在城市中冒险奔波的外卖员、快递员，还是由于疫情无法上门服务的到家劳动者，都让人们感受到他们的重要性。但是，平台与灵活就业劳动者之间是否是劳动关系，以及劳动者的安全与权益保障等问题目前仍然存在争议。
那么，在复工潮下，灵活就业人员面临哪些挑战？在特殊时期，社会应给予该群体哪些安全和权益保障？疫情是否会影响未来平台企业的用工模式？
针对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电话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梁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闻效仪，请三位嘉宾分享近期的观察与观点。
“撑死的”与“饿死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复工挑战
孙萍：以我观察的外卖员群体为例，他们现在首先面临的是就业与失业的问题。许多外卖员过年返乡，但随着疫情发展，国家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目前还有许多人不能回城。由于大部分平台在2018年之后将自己直营的外卖员转为外包，外卖员与外包公司的合约缺乏保障，再加上各地社区防疫开始后，一些平台的需求量急剧增长，如果这时候外卖员回不来，很有可能被开除。
在我跟踪的案例中，今年春节有外卖小哥需要在农村照看孩子、照顾生病的父母。这位小哥离了婚，孩子很小没有上学，他没法出去工作，也没有收入，非常被动。我们在2019年的问卷调查中发现，1300多个样本中外卖员的离婚率为5.06%，其中八成以上是因为分居两地造成的，是个显著的问题。
第二个风险来自城镇化过程中供需匹配的不均衡。目前在一二线大城市，订单多到忙不过来，而在小城市几乎没有订单。这是因为像美团买菜、饿了么、百度外卖（注：百度外卖现已与饿了么合并）这些平台在此前的下沉战略中并未打入三线及以下城市，所以当疫情出现，大城市的订单特别多，但是由于外卖员多来自农村地区，所在地方没有多少订单。
第三是人身安全。过年没有回家的包括现在已经复工的外卖员出去送餐，其实面临很大的风险，尤其是在我们提倡无接触送餐之前。但不论何种送餐形式，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接触。平台或外包公司虽然会给外卖员配给口罩等物资，但还是有限，比如疫情初期我在山东青岛就遇见几个外卖员没戴口罩，他们告诉我是因为买不到，当时，全国口罩都很紧缺。
人身安全还包括外卖员春节期间超负荷工作的问题。比如，北京海淀区商圈一个站点的外卖小组，运力18人，因春节返乡12人，剩下的六人从去年腊月二十五一直工作到现在（2月28日）。另外还有外卖员告诉我，自己从早上六点半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半，一天只够时间吃一顿午饭。外卖员确实会为了多挣钱而多接单，但同时，不规律的吃饭、配送，导致不少外卖小哥病倒。
2月8日，盒马小哥在上海复兴中路送货。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梁萌：平台就业人员的复工状况很大程度上由他们与雇主或客户之间的关系决定。相对于本次疫情中需求暴增的外卖小哥，家政行业的状况截然不同。春节没有返乡的家政工现在一方面不一定能进小区，另一方面，大部分客户仍然认为让陌生人进家门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因此，家政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单。
比如在我观察的北京家政工的微信群中，就有人表示，如果疫情再持续，就“没得吃了”。多位家政工告诉我，今年春节以来单量锐减，春节前，在北京郊区接散单，一个派散单的群里每天至少会发布几十单，虽然价格没有往年同期高，但是很快都会被接走；现在一天这个群里可能只有一两单，家政工虽然认为上门工作比较危险，互相打气说不要接单，但还是有人会接，因为要吃饭。
显然，这一部分家政工主要在经济上受影响，如果家底比较薄，在北京生活会有困难。但是，他们的工作是两栖的，也在平台上接单，而在此次疫情中，也能观察到平台企业的变化。比如，某个有1900万到家劳动者的平台，除了要求家政工每日测量体温，还为他们设立了一套新的工作流程，包括进入客户家先自己全身喷雾消毒，全程佩戴口罩、手套，完成工作后为客户家再免费做一遍消毒等。这一套
新增的工作程序在疫情后是否会保留为固定工作程序，还有待观察。根据我此前的了解，平台与劳动者初期合作时免费提供工具包，之后劳动者逐渐需要自己负担。那么此时因疫情增加的物料成本和劳动投入在劳动者和平台间如何划分也是需要后续关注。我认为，相较于外卖行业，家政工会经历一个缓慢的复工过程，因为即便疫情过去了，有老有幼的家庭仍然会对风险特别敏感。一开始可能有胆大又有急需的家庭请阿姨，其他一些家庭可能会等相熟的阿姨回来、隔离、看阿姨还去哪几家再决定是否开工。
闻效仪：关于灵活就业群体风险和权益保障的讨论此前已有不少，而疫情让这些问题更加突出。从宏观层面来看，当下中国的就业人群中，有两大蓄水池，一个是高校，比如中职、高专就是为了解决就业的蓄水池，另一个就是平台经济。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要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和专升本规模，透露出了中央要稳就业的信号，以及背后的挑战。因此，如果未来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以平台经济为主体的灵活就业人群也会不断扩大 。
中国在失业保险方面制度已经比较完善，但国家有责任让灵活就业群体更好地参与社会保险或者更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保障。目前，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于，很多平台企业或社会舆论把灵活就业认为是一种正规就业方向，但其实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不应该混为一谈，它们分别有相应的保障体系。中国以往在正规就业人群的保障落实上做得更好，在针对灵活人群的制度落实方面则需要完善。
通过公共责任、法定身份、工会组织增强灵活用工的保障
梁萌：目前中国的平台企业宣称与劳动者之间是合作关系，平台企业为劳动者提供的是信息服务，在这样的前提下，劳动者无法要求企业在疫情特殊期间提供经济保障。相比之下，疫情期间非平台企业至少需要给员工发放基本工资，从中可以看出劳动关系的重要性。
在缺乏有效劳动保障的现状中，灵活就业人员最突出的问题是养老和工伤 ，但目前新闻中按许多律师与劳动法专家的解释，染上新冠肺炎不能算工伤。因此，外卖员是在复工中最需要被关注的群体之一。根据《人民日报》2月26日的微博消息，全国餐饮业在逐步复工，主要方式是外卖；武汉2月25日一天的餐饮外卖数量达13万单。
虽说外卖的单价提高了，外卖员也能赚不少，但他们的工作风险远高于非疫情时期，同时也承担了一定的道德责任。因为现在是消费者和客户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时期，特别是在武汉等地，社会需要承担起对仍然坚持工作的外卖员群体提供基本的权益保障，不能仅有赞扬。在家政行业，我观察到有到家劳动者平台承诺，所有劳动者都上了新冠肺炎险。以此为例，平台企业和国家需要意识到对这部分劳动者的保障责任，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从业风险的托底责任。
孙萍：针对外卖员疫情期间的保障，一方面可以通过人身保险的方式，万一出现疑似病例或疫情的传播，帮助外卖员度过难关。另一方面，有些平台在春节期间会给外卖员加班费，据我了解，费用按法定节假日（年三十至初六）计算。但是，事实上今年春节放假远不止这些时间，
国家先延长了假期，随后各地的假期不断延长，而鲜少有平台将这些时间给外卖员计作加班。这方面是否可以补偿？非疫情时期我们可以从社会关怀层面给予外卖员支持，比如此前我们与北京工会合作开展的项目中，有涉及帮助外卖小哥建立充电区、充电驿站，为他们提供场所喝水、洗澡等，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关怀机构尚未复工，没有人为外卖员提供服务。
此外，我们在2018-2019年有关北京市外卖员的调查中发现，由超过30%的外卖员未能缴纳五险一金，另有18%的外卖员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障。
我认为，强化对于外包公司的管制很重要。国家曾对外包公司进行过管制，但成效甚微，主要原因是许多外包公司的注册地不在大城市，大城市无权管理，而注册地的外卖员数量不多，地方政府觉得不是问题，就不去管，因此，外包公司的管制需要有自上而下的统筹和管理。
当然，给管理增添困难的现实是，外卖员的流动性很强。我们的调查显示，2019年外卖员的平台间流动率超过45%，他们游走于不同的平台，属于零工经济中新产生的“非正式劳工”群体。但是，目前的情况是
国家政策的跟进落实远落后于平台劳动的情况变动。法律层面亟需对这一群体进行明确的划分，以确保其在劳动法中有“容身之处”。 2月14日，在上海黄陂南路（盒小马中海环宇店）接单的盒马小哥。
闻效仪：许多争论会围绕灵活就业群体与平台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展开，但如果我们按劳动法将这种合作关系判定为劳动关系，企业将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
事实上法律应该是低标准、高强制，以解决所有人面临的共同问题，它保护的是最需要保护的10%的人，其余90%的人应该靠行业自治解决问题，比如医生群体有特殊的劳动条件和劳动过程，而外卖职业群体的需求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同，无法用相同的标准规范。
中国劳动法律方面现在面临的挑战是，由于行业自治与组织上做得不完善，导致所有问题都需要通过劳动法律解决，进而致使劳动法律规定的条件不断提升，以覆盖大部分群体。所以未来要解决灵活就业群体的问题，还是应该考虑如何完善行业的自治。如果完全靠法律、社会保障，基本不太可能实现。
行业自治如何完善？我认为还是要通过调整工会的组织方式。从前，工会的组织原则是以企业为单位，把员工组织起来形成工会，但是，这样的组织原则在平台经济中遭遇困难——平台工作者是一个庞大的组织群体，但他们并不是企业的员工。
目前，中央与全国总工会不断加大力度，希望把这一群体纳入工会组织。工会的组织原则能否从以企业为单位转变为以职业群体为单位是未来探索的方向。据我所知，一些地方正在尝试建立快递员工会，更完善的组织可能需要顶层设计加以支持。
疫情对平台企业用工方式的长期影响有限
孙萍：此次疫情让我们看到，灵活用工有利有弊，弊在于平台对劳动者没有完全的控制性，利则在于劳动者的可替代性非常强，比如一些线下企业与平台推出的“共享员工”模式，这是一个资本联结、劳动趋零工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的灵活性加强，但同时劳动者的权益与保障也会变成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此外，我们从2018年与2019年的两份调研中发现，同时在多个平台工作的劳动者比例明显下降，有全职化的特征，意味着平台为了提升竞争力，通过奖惩机制减少他们在其他平台工作的机会，以增加劳动者的黏性。
经过本次疫情，平台经济又经一轮洗牌，但长期来看，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制造业向新经济转变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梁萌：平台家政企业吸引了更多年轻劳动者加入，我观察的部分家政员很年轻，年龄介于26岁至35岁之间，学历不高，做过女工或者自己开过小店，她们成为家政员的主要原因是结婚生子后无法朝九晚五从事固定的工作，而平台正好提供了兼职的机会。相较于家政员，外卖员整体更年轻，九成以上都是80后、90后，他们对于平台这份工作普遍抱有一种过客的心态，认为没有技术含量，社会地位不高。
根据我的调研，平台就业人员普遍想学一门技术，但又特别迷茫，不知道什么技术才能够支撑他们更稳定地去赚钱，他们觉得在平台工作虽然收入不错，但各方面都没有安全感。其实同样作为劳动者，我特别能理解他们，尤其是组建了家庭之后，希望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并得到社会的认同。现在虽然有很多人做家政，可她们的亲戚朋友并不知道。
疫情之后，不排除有个别从业者跳槽到平台就业的可能，但我不认为会出现劳动者大规模从传统行业转到平台经济的状况，因为劳动者选择传统服务业也一定有他的原因，比如学习怎么经营，又如学做火锅未来开火锅店等，为更稳定体面地赚钱做长远打算，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闻效仪：疫情期间产生“共享员工”的原因在于人员稀缺，是企业间人员供需匹配产生的一种灵活安排，未来这种模式是否会延续要看中国的就业形势。
另外，我觉得需要强调社会对灵活就业人群的关注。有许多平台在宣传中打出标语，比如晚上送个快递挣包烟钱，或是通过骑行感受城市等，这其实粉饰了灵活就业人群的艰辛，用语言体系包装出一种美好的劳动状态。社会需要正视这个群体，然后希望他们有一天能步入正规就业，获得更完善的保障。
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说，还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稳定就业。通过长期人力资本投资，培养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实体经济，提升员工技能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实现体面劳动，这才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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