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8 軸心時代中印教育思想的比較研究

編者按:2018年9月15日至16日,第三屆生命與國學高峰論壇將在中國武漢召開,本屆論壇的主題是“傳統文化與軸心時代”。“軸心時代”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的重要觀點。此觀點認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當時古代希臘、古代中國、古代印度等文明都產生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文化傳統,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並延續至今。圍繞“軸心時代”話題研究和討論的專家、學者眾多,為了讓社會各界人士更深入地瞭解軸心時代,把握論壇主旨,現將“軸心時代”相關文章輯錄,發佈在本頭條號,以饗讀者。

軸心時代中印教育思想的比較研究

華中師範大學 田敬瑜

【摘要】儒家思想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思想,婆羅門教即後來的印度教是印度的思想權威。但中印這兩種主流思想的比較並不為人矚目。中國春秋時期與印度列國時期處於世界歷史上的軸心時代,有著很多驚人的相似。表現在儒家與婆羅門教上,兩者都視世界為一個過程,視教育為維護統治的手段,將教育內容分為文化知識的傳授和道德人格的培養兩個方面。同時,由於世界觀上的差異,在教育目標上見諸入世與出世的不同傾向,在教育對象上也各具特點。

【關鍵詞】儒家;婆羅門教;中印比較;教育思想

軸心時代中印教育思想的比較研究

中印都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兩國文明歷經幾千年流傳至今,不可否認,教育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不同時期的教育思想具有不同的特徵,也影響著不同教育實際的形成和內容。儒家長期居於中國主流思想的地位,而婆羅門教幾經流變也一直把持著印度的思想權威。探究婆羅門教與儒家的教育思想,有助於我們清楚地瞭解兩國的古代教育。但由於佛教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及諸多因素,我們有關中印思想的比較常常著眼於儒佛之間,而婆羅門教與儒家這兩方主流思想的比較卻長期受到冷落。本文將從世界觀的分析入手,逐步進入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去。

一、歷史發展與世界觀建設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前300年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在古中國,正值春秋時期,井田制逐步瓦解,奴隸制走向崩潰。在古印度對應列國時期,瓦爾納等級製取代了部落制,並開始向種姓制度轉化,分為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四大種姓。此時,中國地主階級士大夫與印度剎帝利地位上升;孔子創立儒家,印度學說形成兩系統:一是沙門諸道,即釋迦牟尼創立佛教,大雄創立了耆那教;一是婆羅門系,發展至鼎盛時期。

世界觀是支配一個人從事工作的思想動力,是教育思想與實踐的源泉。儒家不迷信天命鬼神,主張身體力行,而不是宿命論。認為世界是變化不息的,是“易”的。孔子認為道德是推動歷史的主要力量,企圖用“溫和”的方法去改良社會。無獨有偶,婆羅門教信奉的“三大神”之屬性,非常獨特地表明瞭“世界過程”觀念:梵天代表宇宙之創造,毗溼奴代表宇宙之護持,溼婆代表宇宙之毀滅。宇宙或世界總是處於創造、護持和毀滅之中。但是“毀滅”並不意味著終結,而是意味著“再生”。這表示婆羅門教所說的宇宙,本身就是一個生滅不息的過程。但這種世界觀是神創論的代表,是唯心主義的,而孔子教育思想的支柱則是其認識論中的唯物主義因素。

軸心時代中印教育思想的比較研究

二、教育目標與教育作用

受世界觀的影響,儒家與婆羅門教在教育目標上也同異並存。儒家《大學》開篇即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充分體現了儒家的根本宗旨:“修己治人”。由此可見,儒家的教育目標培養是道德完善的個體,要能培養出一種自覺維護社會秩序,承擔社會理想的主體性人格。婆羅門教追求的是使人們擺脫痛苦,獲得解脫。因此,它的教育目標都與解脫觀念緊密聯繫。婆羅門教的教育目標在於得到最高的智,達到一種“梵我合一”的最高境界。所謂“梵”,在婆羅門教中常指一切事物的本體,宇宙的最高實在。如果真正領悟到“梵我同一”,那人對外物的慾望就沒有意義了。無慾望就不產生業力,就不會輪迴轉生,無輪迴就無痛苦,就得到了解脫。由此可見,儒家追求入世,而婆羅門則尋求出世的解脫。

在作用的認知上,儒家認為教育是一種統治手段,優於政治和法律,可以感化和征服人心,形成一種道德信念的力量,從而收到“以德治國”的效果。婆羅門與儒家對於教育的看法是相通的,將教育視為維護統治的手段,將婆羅門種姓抬到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

三、教育內容與教育對象

儒家的教育內容包括文化知識和政治道德兩個方面,以政治道德教育為重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行、忠、信”則屬道德範疇。至於“文”,則是指《詩經》《尚書》《禮記》《樂經》等典籍。婆羅門的教育包括傳授知識和磨練性格這兩大方面,即“給與學識”和“訓誨正義”。在教育內容中,宗教教育佔據支配地位, 但也兼顧人文學科的重要性。

在道德教育上,從教育目標就能看出對主體性精神的重視是儒家教育的鮮明特色。中國儒家的“孝悌忠信”是重要的美德,“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婆羅門既崇拜自然神靈,又尊敬亡人,要求培養對家庭、社會、祖先,尤其是對文化傳統負起責任的願望,正好與之呼應。在學習文化知識上,兩者都有經典教材。儒家要學習六經;婆羅門教要學習《吠陀》經典。除了經典教育以外,儒家還要學習“六藝”(六藝指六種技能:禮、樂、射、御、書、數。中國周朝的貴族教育體系,開始於公元前1046年的周王朝,周王官學要求學生掌握的六種基本才能),對學生進行全面的自由人格教育。婆羅門也要求學習幾何代數、天文星象和文法音韻。

古代中印教育都包含了等級制的特點。中國“禮不下庶人”,直到孔子打破了“學在官府”的侷限,創立私學,將其擴大為“有教無類”的全民教育,帶來了知識的解放。在印度,四種姓的教育機會更是極不平等的,只有再生種姓才享有受教育的權利。婆羅門會接受最優良的教育,剎帝利和吠舍雖需要學習《吠陀》,但程度降低。首陀羅和奴隸是梵天鄙棄的人,因此被剝奪受教育權。正是由於這種嚴格的等級制度,激起了反對吠陀的沙門思潮,佛教誕生。早期佛教提出“眾生平等”的學說,具有一定限度的民主性。它對勞苦大眾表示關切,表現在教育上,主要是廣設寺廟,使教育面向較多的群眾。儒家之於周禮,正如佛教之於婆羅門,都對教育做出了改革,發展、揚棄了教育方式。

軸心時代中印教育思想的比較研究

結語

軸心時代的中印教育有著很多驚人的相似,都代表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視教育為一種維護統治的手段;將教育內容分為文化知識的傳授和道德人格的培養兩個方面。同時,兩者在世界觀上的差異,在教育目標上見諸入世與出世的不同傾向,在教育對象上也各具特點。但總體上看,兩者的教育思想都依託於當時的社會制度和等級規範,與各自經濟基礎的發展相適應,服務於一定的政治目的。都重視精神培養,注重方法與途徑的有效性與多樣性,形成了系統的理論體系、規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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