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難以定奪，至今仍舊爭論不休的難題

就人性的善惡而言，古代西方和我們中國人一樣，也存在人性善或人性惡的爭執。到了基督教統治西方的時候，聖奧古斯丁從理論上給出了原罪說，人性惡的觀點從此便成為西方的主流思想之一。文藝復興和啟蒙時期，人性惡的觀點遭到了嚴厲的批評，但這個傳統並未因此就在西方衰落下去。

我們中國古代的性善和性惡說，和現代人所謂的性善、性惡有所區別。所以有學者以為荀子的學說是“性樸論”而非“性惡論”（這個觀點其實很早就已經出現，網上比較容易找，可以去知網等地方看看），而孟子的“性善論”也不是我們現代人所說的“性善”，臺灣和大陸有些學者把鍋推給了宋明理學，認為理學才明確提出了性善論。

孟子的性善論和荀子的性惡論

孟子提出性善時，儒家主要有性有善有不善，性可善可不善，性無善無不善（告子觀點和郭店簡儒家類文獻極為近似，從孟子對他的稱呼來看，告子或為當時儒家一學派代表人物）三大主流人性論。孟子認為這些人性論觀點都是故智，即過去的一些老舊看法。性善，主要指人人成善之可能性，而非人人成善之必然性，因為後者本身是不存在的。這種作為四端的微弱力量，如果能夠得到好好保存以及照料，就能生根發芽，成為美好的牛山之木。反之，如果被人肆意砍伐，就只能成為放棄本心的惡行——這是孟子對於人何以作惡的解釋。總體而言，他的“性善論”體系在理論上完善了早期三大人性論的不足，尤其是春秋以前的天生人問題，如果人為惡，天也自當為惡，道生人，人為惡，道自為惡。

後世的楊雄、董仲舒都分別對人性和天道的關係作了種種猜測，因為天生萬物，人雖大，卻仍是物之種類。魏晉玄學為此也不得不討論有情與無情的問題，唐朝李翱則首次提出性善情惡說。直到宋明理學和心學，性情和善惡，慾望本能和人之價值，才基本上得到了系統的解釋和說明。朱子對魏晉的批評，主要集中於情雖惡，是慾望的體現，卻不能為人所滅絕（魏晉玄學兩大主流中，一方認為聖人無情，另一方相反），故而，人應接受情惡的事實，對於基本的慾望需求，如一夫一妻和粗茶淡飯，都應該支持，他反對的，是當時士大夫階層的山珍海味、朱門酒肉臭。後來，文化大批判時期，這個觀點被認為是封建糟粕。

荀子的性惡論主要指人的嗜慾，張岱年已經指出，性惡論本身不能駁倒孟子，因為二者討論的不是同一個對象。從邏輯學的角度看，如果一個論證違背了同一律，那麼這個論證本身就是無效的。荀子的性惡論主要集中於人的嗜好和慾望，因此，這就導致他的性論在重視形上（道）、形下（器）以及天理、人慾之別的宋人那裡只能淪為形下層面。當然，客觀來看這是不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