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王林起在北京的家中。 資料圖
法治週末記者張舒
火車疾馳而過。
透過車窗口張望的王林起覺出幾分新鮮——被初雪覆蓋的平坦土地、散落著的低矮土屋和偶爾閃出的騎著毛驢的趕路人。
這是與家鄉山村大不相同的景色。
儘管已過去78年，從懵懂孩童到耄耋老人，王林起依然會時不時回憶起這幅初見中國時的畫面。
王林起，是一名二戰“日本遺孤”，他的日本名字叫渡部宏一。
在上世紀40年代初，渡部一家曾是前往中國東北的“日本開拓團”的農民成員。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投降，軍隊陸續撤退，開拓團的平民們也慌張逃散。由於飢餓和疾病，數千名孩子在逃離路上與父母失散或死別，成為“日本遺孤”。王林起便是其中的一個。
撕裂的歷史下，他的人生際遇也隨之沉浮。
隨日本開拓團進入中國
1935年8月20日清晨，王林起出生在日本山形縣東置賜郡高畠盯和田村一個普通農戶的家裡。
他是渡部家獨子延雄的長子，故取名宏一。
高畠町和田村，位於日本東北部，是一個三面環山的小鄉村。
在王林起幼年的記憶中，父親時常不在家，大部分的時間，是母親帶著他在外祖父家度過的。
外祖父家的老祖宅高大寬敞，有一條從村口河邊引來的小溪流，流經過屋內廚房後，匯入到屋後的小池塘裡。這個不大的池塘，是他幼時玩水、捉魚的好地方。
年齡比他大一些的小姨，經常帶著他在稻田邊抓螞蚱，做成帶醬甜味的小菜拌飯吃；也會在夜晚的山腳下燃起篝火，支上一口小鍋給他做醬湯喝。
寧靜、安然的鄉村生活裡，王林起從未意識到，他的命運正在逐漸脫離原本的軌道。
1940年秋末，王林起的外祖父送給了他一頂帶著圍巾的彩色毛線帽子。
“跟我說要戴上它和父母去很冷、很遠的地方。”彼時，剛滿5歲的王林起還帶著孩子的懵懂，弄不清楚自己要去哪裡，“只是從家裡緊張的氣氛裡，我隱約感覺出來，要去的目的地，可能不是什麼好地方。”
在父母的帶領下，王林起和弟、妹一起作別了家鄉，乘火車去往日本的海濱城市新潟。幾天後，這裡將有一艘船，帶著這一家五口，駛向中國。
“開船很久以後，我才聽說，我們家是‘開拓團’的一員，要去中國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林口縣拓荒。”這也是王林起第一次聽到“開拓團”——這個改變了他一生的詞語。
其實早在1936年5月，日本關東軍便制定了所謂的“滿洲農業移民百萬戶移住計劃”，大批日本農業貧民成為“開拓團”的成員，源源不斷湧入中國東北。
到達林口後，王林起隨家人搬入了林口火車站不遠處的日本移民村。村子西邊是從山腳下綿延而來的丘陵地，大部分已被開拓團開墾為耕地。
“我們家是最後入住的，被安置在最北端的空房裡。”王林起還記得，新家的外觀與日本的村居樣式不同，是鋪上了灰白色瓦片的土坯房，屋頂還有個方形的土煙囪。屋內按日式樣子被隔成兩個居室，中間是取暖用的夾壁牆，不高的地面鋪上了榻榻米，“居住環境不算太差”。
幾年勞作下來，王林起一家成功開墾出了村落西邊丘陵帶的一片荒地，還添置了農具和牲畜。
“家裡除了一匹馬、兩頭牛，馬車、雪爬犁各一套之外，還養了幾隻綿羊、家兔、雞、鵝、蜜蜂等。”王林起的父親甚至還實驗栽種了十幾棵蘋果樹。
而他和弟弟也時常幫助家裡做些力所能及的小活計，比如割草喂牲口，採集草菇、木耳等。每到秋收時節，大人們忙得無暇吃飯，“我和弟弟還會幫忙去挖土豆、撿拾幹豆秧、高粱穗，一直幹到夜裡”。
在王林起的印象裡，彼時的開拓團所居村落與中國當地村落間隔著一條鐵路遙遙相對，沒什麼來往。“但我們家是個例外。”農忙時，王林起的父母曾僱傭了一名中國男人，“就住在鐵路那端的屯子裡。”
男人朝至夕歸，一般自帶午飯，“偶爾也和我們家人一起吃。”王林起說，“母親對他很關照，時常送他一些糧食、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
只是由於語言不通，兩家人只能像聾啞人一般地交往著。
王林起記得，有一年深冬，本是農閒無事，僱工卻在一天晚上冒著風寒抱來一件厚厚的棉包裹，包裹裡裹著的是一隻粗陶大碗，“盛著白色雞蛋大小的麵食，還冒著熱氣”。
僱工比劃著告訴王林起一家人，碗裡的食物叫做“餃子”。
很久以後，王林起才知道，那一天，是中國農曆新年，而餃子，正是中國北方家庭春節的“保留食物”。
生離死別的戰後逃難
就在一家人為了未來而努力抗爭之時，厄運又一次降臨了。
1945年春天，戰爭已接近尾聲，日本軍方為了挽回敗局，決定擴充軍力，在開拓團內部招募壯丁。
王林起一家所在的村子裡有兩名男人被徵入伍，其中就有他的父親。
對於當時遠離故土又尚未在異國他鄉站穩腳跟的家庭來說，失去了家中的頂樑柱，意味著一家人的生活會變得異常艱難。
“父親被招去後僅給家裡來過一封信，就失去了音訊。”直到很多年後，王林起才聽說，在被蘇軍俘虜後，父親已在蘇聯某地病逝。
而這還只是這個普通的日本家庭離散的開始。
同年8月的一天深夜，王林起一家人被一陣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驚醒，卻無從得知發生了什麼。直到第三天後半夜，隔壁鄰居敲響了家裡的房門，“黎明要開始逃難了，趕快做準備”。
在突兀而至的變故面前，王林起和家人慌作一團。
原來，開拓團內既無報紙，也無收音機，所有音訊都靠人力傳遞，一般要在很晚時才能瞭解外面的消息。
此時，日本天皇已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被無情遺棄的開拓團一夜之間變為流離失所的難民，四下逃離。
“我們村靠近火車站，大部分人家都選擇在此集合，乘火車南逃。”但到達車站時，王林起和村裡人得到的消息卻是已經沒有南下的列車了。“各家無奈之下，只得帶足路上所需的生活用品，改用自家馬車倉促南下。”
王林起一家也不例外。
然而，沒有人帶路的逃難人群只能像無頭蒼蠅般東碰西撞。
“兩百多人倉促逃難的群體，你能想象是個怎樣的隊伍嗎？拉家帶口，攜老扶幼，還有不時傳來的零星槍炮聲與各種流言，使人們更加惶恐。”60多年已經過去了，王林起依舊清楚地記得當時的場景。
彼時，正值北方雨季，河水暴漲，過河只能靠一條綁在兩岸樹根上的細鐵鏈子。大人們要往返幾次，扛著行李、託舉著孩子、牽著牲口，護送一家人過去。
但由於食物減少、處境險惡，逃難的開拓團裡開始不斷出現病死或餓死的人，直到他們被偶遇的一隊中國民間武裝隊伍發現。
“在確認了難民身份後，我們被武裝隊送上了運貨的火車移送到了長春，住進了一所小學裡。”王林起回憶道。
但一切剛有好轉，意外便如影隨形。
僅僅兩天過後，王林起的妹妹登美子便不見了蹤影，“母親和我們連續找了幾天，毫無結果，不知是走失了還是被人拐走”。
更令一家人絕望的是，幾天之後的清晨，“我們起床後發現整個學校空空蕩蕩無聲無息，只剩下我們一家人了。”王林起說，在逃難的人群裡，“我家這樣一個婦女領著3個孩子的家庭，早就成了集體行動的累贅，不得不甩掉。”
這一變故，給王林起還少不更事的心靈投下了巨大陰影。
同年11月，王林起的母親不得不帶著他和弟弟，混入了南下的難民裡，輾轉投奔了瀋陽的一間難民所。
難民所原是一家日本小學，王林起一家被安置在體育館的一個角落。
沒有取暖設備，髒亂潮溼的館內，為數不多的難民分作幾堆蜷縮在一起。面黃肌瘦的大人、孩子只能以稻草袋、麻袋片做鋪蓋。
最終，在寒冷、飢餓和疾病中掙扎許久的母親沒能熬過這個冬天，在難民所單薄的鋪蓋上去世了，弟弟也隨即被人販拐走，一個完整的五口之家就此分崩離析。
戰爭留下的創傷，深深地刻在了這個少年的心裡。王林起走投無路，只得乞討為生，直到養父母的出現。
日本男孩有了中國家庭
“那天已經是黃昏了，光線很暗，一個身穿中式棉服的中年男人蹲在了我面前，握著我的手，沒說什麼，就把我帶回了家裡。”王林起至今記得，那個殘冬的夕陽裡，男人投射在地上的高大身影，“我感覺，那是命運第一次眷顧了我。”
男人叫王殿臣，一個老實巴交的河北農民，少時讀過幾年私塾，也在北京當過學徒，後來在“闖關東”的潮流裡，隨朋友來到瀋陽謀生。
“我剛進家門的時候，他在附近的市場裡做買賣舊貨的小生意。”王林起起初不通中文，王殿臣便放下生意，每天耐心地用手勢和毛筆，教他說話寫字，買來《三字經》《百家姓》讓他讀寫背誦，“還給我取了王林起的名字。”那是養父專門找人看過生辰八字得來的名字。來到中國多年後，渡部宏一經歷了種種磨難，成為了王林起。
就這樣，王林起成了王家長子，有了中國名字和戶口，後來，也自然擁有了中國國籍。
“養父母待我很好，半年時間，我就適應了新家的生活，學會了漢語基本的生活用語，也能寫出不少漢字了。”春節臨近前，王林起甚至還和養母賈鳳朝學會了包餃子、做又細又高的戧面饅頭。
1948年秋天，王林起一家人搬至北京，在正陽大街的一處四合院安頓下來。
王林起也撿起了自己的學業，小學、中學……日子就這樣平淡也安穩地過下去了。
閒暇時，王殿臣時常用自行車載著王林起逛街、下館子嚐鮮，偶爾還帶他進戲園子裡觀賞那些他既聽不懂也看不明的戲曲。
1958年，高中畢業的王林起成為了籌建中的北京汽輪機廠的一名磨工。當時他看起來和中國人無異，工廠裡也鮮少有知道他真實身份的人。而他也同中國工人們一起見證參與了這個國家重點發電設備製造廠的建設和發展。
後來，廠子併入北京重型電機廠。在廠裡決定自制大型機床時，王林起還承擔了12米龍門刨床的大部件加工任務，一直在廠裡幹到退休。
在收養家庭的日子久了，王林起已經把日語忘記得七七八八，也很少再抱返日探親的希望。
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很多日本戰爭遺孤，開始通過外交途徑回到日本。
抱著試一試的心態，王林起開始和日本駐華使領館聯繫確認身份的問題，並用漢字給老家和田村的村長寫了一封信。
經歷兩年的時間，王林起最終得到了日本使領館通知，找到了他在山形縣東置賜郡高畠町和田村出生和家庭的戶籍檔案，並得知他的日本名字叫渡部宏一。
“當時還找到了我的姨母和家族健在的表兄弟表姐妹。”王林起介紹道，由於符合日本政府關於戰爭遺孤返日條件，他可以辦理返日手續，也可以隨時回鄉探親。
“其實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周恩來總理就關注到遺留在中國的日本人，包括戰爭遺孤，也指示過要善待他們。”曾擔任周恩來日語翻譯的北京大學退休教授賈蕙萱說，“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他們回日本尋親的渠道才逐漸建立。”
抱著矛盾的心理，王林起撿起了日語教材，他七八歲時學過的，依稀還有印象的平假名、片假名以及5歲之前家鄉的環境，親人的樣貌和童年的趣事，又慢慢回到了他的記憶之中。
踏上回鄉之路
1981年5月，46歲的王林起搭乘的飛機在東京成田國際機場降落。離家41年後，他第一次踏上了回家之路。
來接機的是他的姨母、表兄妹和童年的玩伴。也許是40餘年隔閡帶來的生疏感，重逢並沒有王林起想象中的感觸。
“直到回到村裡的老房子裡住了一晚，我才好像有了真實感。”看著屋門前的稻田、溪流和魚池，童年的記憶紛沓而至，“我甚至想起來母親揹著我時唱的童謠：春天來了，春天來了，來到山裡，來到田裡，也來到原野裡；花開了，花開了，開到山裡，開到田裡，也開到原野裡……”
王林起終於嚎啕而泣。
在日本停留的一年零兩個月時間裡，姨母曾多次勸說王林起返日生活。
當時，日本已經逐漸走出了戰敗的陰影，進入了經濟高速發展的鼎盛期。
尤其在1984年，中日兩國政府達成了《關於解決在華日本孤兒問題協商結論》，對遺留孤兒身份的確認、回日本尋親的組織以及兩國政府的協調工作等都作了詳盡的規定後，不少遺孤都選擇回到故鄉生活。
王林起歸日後，也陸續有公司以高薪挽留，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回來”。
“我有兩個母親，一個是生母，一個是中國的養母。兩位母親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同等重要。我的生母已經遇難了，而養母那時年事已高，我應當侍奉她老人家以報答養育之恩。”王林起說。
如今，王林起已經83歲，他喜歡吃水餃。餡料的配方是各佔三分之一的豬肉、鮮蝦肉和白菜，正是70多年前，養母賈鳳朝親手包給他吃的。
現在，在身體條件允許時，王林起會帶著妻子返日遊歷。但大多時候，他選擇在國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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