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中國近代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太平天國運動時，曾國藩組建湘軍，力挽狂瀾，經過多年鏖戰後攻滅太平天國。
隨著部隊慢慢擴大，包括水船被全軍覆滅後來又迅速重整旗鼓集結數千部隊。到後期打敗太平天國時，湘軍的部隊總認輸超過所有派系以及皇家主力部隊，多達60萬人。遣散時每人2兩銀子，這些錢都是哪裡來的？
咸豐三年九月到七年底主要靠勸捐和經銷餉鹽，咸豐八年六月再出領兵，至同治四年五月北上剿捻，主要靠徵收厘金，同治四年五月後厘金大部分停解，則主要靠徵收鹽課。曾國藩主要餉源及籌餉方式的改變，既反映了他的不同經歷，也說明了他所處的客觀環境的變化，可謂包含了他一生的酸甜苦辣。
勸捐濟餉是曾國藩最早採用的籌餉辦法，也是湘軍當時的主要餉源。曾國藩辦捐自咸豐三年九月開始，直到同治三四年間尚未完全停止。其間，咸豐三年九月至六年十二月帶兵最多時達一萬一千人，月需餉銀六萬餘兩，主要靠勸捐與辦理餉鹽籌集。咸豐八年六月再出領軍，尤其咸豐十年五月在江西等省開辦厘金以後，勸捐雖巳不再是主要餉源，但仍繼續實行，尤其在軍餉短缺時更是如此。
咸豐三年八月，曾國藩因在長沙無法立足，不得不以進剿湘南土匪為名移駐衡州。一方面募勇造船需餉日增，一方面因與湖南司道關係不睦而無法再向藩庫領餉，曾國藩被迫無奈，只得另起爐灶，自籌軍餉。其時，切實可行的籌餉辦法，只有勸捐一種。於是，這年八月曾國藩便在衡州設立勸捐總局，並陸續在湖南各府州縣設立分局，派人四出勸捐籌餉。當時勸捐範圍未出省界，執照由曾國藩自刊，鈐以湖南藩司或巡撫之印，不僅信用不高，且尚須親赴戶部換照，方能有效。故手續麻煩，滯礙甚多，致使富紳裹足，報捐不甚活躍。咸豐四年二月曾國藩率軍東征，儒款孔亟，他又奏準預領戶部與國子監印發的空白執照各二千張，委夏廷樾、郭嵩燾、黃贊湯、萬啟琛、胡興仁、李惺等人分別在湖南、江西、四川三省勸捐，曾國藩大營與以上三省各發一千張，兩種執照與大小職銜均勻搭配，俱依照原案折成實收，按資填發。結果，四川因胡興仁調往他省，辦成與否事屬懸案，而湖南、江西則辦理頗著成效，其中尤以江西成效最著，獲款最巨。咸豐三年八月至咸豐四年底，衡州總局獲捐銀一萬九千多兩，而江西在籍侍郎黃贊湯則於咸豐四年正月始受曾國藩之託，在江西樟樹鎮設局勸捐，及至咸豐五年十一月，不足二年，籌款巳逾八十萬兩，先後解送曾國藩軍營。
同治三年三月，江西巡撫沈葆楨奏準截留江西厘金之半，曾國藩擔心金陵圍師功虧一簀，急札飭江寧藩司萬啟琛與江蘇藩司劉郇膏督率當地官紳分別在泰州和上海開捐，並要求上海籌集滬捐六十萬兩以濟軍餉。同治三年六月，湘軍攻克天京，清政府迫令曾國藩速裁湘勇以自剪羽翼。曾國藩急需大批款項發還欠餉及湘勇返籍途費，又於是年八月札委蘇藩劉郇膏與滬道丁日昌在上海勸捐八十萬兩，陸續解送江寧善後總局，以應急需。這次勸捐活動可能要繼續到同治四年方能結束。上海雖富，要在一年之內辦捐一百四十萬兩，並非易事。在此之後，曾國藩是否繼續勸捐尚未可知，而他的下屬官吏的勸捐活動卻仍繼續進行。同治七年春，曾國藩致函署安徽巡撫、安徽布政使吳坤修，令其立即停止在“都門”的勸捐活動。可見，直到此時兩江地區仍有人到外地勸捐。京都之地尚有人暗行此事，天下還有何處不可仿行?
在此期間，曾國藩還採用增廣學額的辦法，鼓勵弁兵踴躍報捐，以解決湘軍欠餉問題。按清朝咸豐三年新例，凡捐銀萬兩者，除各該捐生給予應得獎敘外，其本縣準加文武學額各一名，其加捐十萬兩以上者，亦以十名為限。當時湘軍各部欠餉嚴重，平江營欠餉二十萬兩，新立不久的吉字營亦欠餉七八萬兩以上。於是，李元度首先在平江勇中動員以欠餉抵捐。各勇聞可刊碑勒名於學宮，紛紛欣然報捐，先後捐抵欠餉銀十五萬兩，增廣平江學額十名，嶽州學額五名。接著曾國藩與曾國荃、李續賓、張運蘭等人商議，勸其所部各捐數萬兩，湊成七萬之數，以增廣湘鄉縣文武學額各十名(前巳增廣三名)。以欠餉抵捐，雖未拿到現銀，但卻減輕了籌餉負擔，實際上與捐銀髮還欠餉無異，亦應算作勸捐的一種形式。由於湘軍欠餉太多，弁兵心知難以索還，不如索性報捐，刻名於學宮碑石之上以榮耀身家，加以上司直接動員，故辦理較易，而實際上則與勒捐相差無幾。
除了傳統的老套路外，賣鹽則是曾國藩最初籌餉的另一辦法。最初，曾國藩看到朝廷實在發不出錢，便在徵得清廷同意後從浙江借鹽，運到淮南等地售賣，將所得收入充作軍餉。後來戰局焦灼，淮鹽因為商販避走而大量積壓，於是湘軍水師便就地取鹽拿去售賣，所獲賣鹽款用於發餉。
但做買賣是一件耗時耗力的事，經常打敗仗的曾國藩難免遇到人手不夠的情況，很多時候也抽不出人手去經營鹽業。於是，曾國藩又在賣鹽的基礎上，在戰局好轉的地區招商引資，通過發行鹽票、鹽引的方式將鹽業經營權有償轉讓給商戶，從而更快和更大地獲得收入供給軍需。所以說打敗天平天國的功勞，一半要記在食鹽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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