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最後，深受感動的周總理同意了授予徐立清中將軍銜，感慨地說：“主席說許光達是一面明鏡，共產黨人自身的明鏡，我說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鏡子，是難得的一位好同志嘛”。
徐立清將軍
1910年4月5日，徐立清出生於河南商城吳店區申家灣（今屬安徽金寨縣）一個貧農家庭。1929年8月，他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歷任紅1軍（軍長許繼慎，副軍長徐向前）第32師經理處書記、紅4軍（軍長鄺繼勳，後為徐向前）11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紅4軍32團政治處主任、紅4軍12師政治部主任、紅4軍政治部主任、紅四方面軍後方總醫院政治部主任、紅四方面軍總衛生部政委。
抗日戰爭中，他歷任八路軍129師騎兵團政治處主任、129師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和東進縱隊代政委。
1946年6月，解放戰爭爆發後，徐立清一度任過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主任。1947年7月31日，西北野戰軍成立，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11日，為加強陝甘寧邊區的軍事力量，中央軍委下令成立了以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新編第4旅為主的第6縱隊，隸屬西北野戰軍建制，羅元發任司令員，徐立清任政委。
1949年2月1日，根據中央軍委關於統一全軍編制和部隊番號的命令，第6縱隊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軍，隸屬一野，羅元發任軍長，徐立清任政委。同年6月中旬，第6軍編入第2兵團，徐立清任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建國前後，徐立清擔任過一野第1兵團政委（王震任司令員），率部進軍新疆。進入新疆後，他兼任了新疆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書記（王震任書記）。1949年12月，徐立清和王震一道，介紹和平起義的原國民黨新疆省政府主席包爾漢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0年9月，為統一全軍幹部管理，中央軍委成立了總幹部管理部（1954年10月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幹部部）。
當時，毛主席對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點將：“成立總幹部部，要徐立清來搞”。
總幹部部成立後，由羅榮桓兼任部長。羅榮桓認為：“徐立清同志對毛主席的幹部政策思考領會得深刻，他在幹部工作中提出過不少好的建議、做法”。“徐立清同志心胸開闊，待人厚道，善於團結人，聯繫群眾”。因此，在副部長分工時，羅榮桓要徐立清主管任免、組織工作。
1951年起，在羅榮桓部長的直接領導下，徐立清參加領導制定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幹部任免暫行辦法》、《各級幹部管理部門工作職責》以及關於幹部任免、培訓、選拔、評級、保健、轉業、復員、離休、退休等工作指示、規定、辦法和措施，使軍官服役制度、軍銜制度、勳獎制度和薪金制度得以在全軍順利地實施，從而較好地奠定了軍隊組織建設制度化的基礎。
1952年，全軍幹部定級，徐立清主持這項工作。早在建國前，徐立清已擔任大兵團政委，按規定應是正兵團級。當時，有關部門上報中央軍委的報告上寫的是“徐立清正兵團級”，他看到後將“正兵團級”改為“副兵團級”，並專門向總幹部部寫了報告，這是徐立清的“第一讓”——“讓級”。
總幹部部羅榮桓部長、賴傳珠副部長都認為徐立清應定正兵團級，但深為徐立清這種高尚風格所感動。羅榮桓部長在大會小會上多次表揚徐立清，稱徐立清是一位“以身作則的楷模，同志學習的榜樣”。
後來，軍委副主席彭德懷專門找到徐立清，明確提出：堅決不同意他定副兵團級。因此，在定級的審批報告上，彭德懷又將徐立清的“副兵團級”改為“正兵團級”。
1955年1月，中央軍委發佈《關於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對軍銜評定工作給予了政策性的規定。能否搞好這次評銜工作，事關軍隊的穩定和發展。在羅榮桓的直接領導下，徐立清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主持這項工作，始終牢記毛主席提出的“照顧方方面面、不搞山頭主義、一碗水端平”的要求，在總幹部部對全軍師以上幹部，特別是對1000多名高級幹部授予將官軍銜的工作中，他自上而下，普遍排隊，縱橫比較，反覆衡量，逐個審查，統一研究，經常工作到深夜。有時，秘書在沙發上睡著了，一覺醒來天已放亮，他還在伏案工作。
至於徐立清本人，按照軍委規定的條件，他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將軍銜的。當他看到授予上將軍銜人員名單中有他的名字時，他“以權謀私”，將自己的名字悄悄“下調”到中將行列。
名單到了羅榮桓部長手裡後，他親自找徐立清談話，既有關切又有批評：“這是中央軍委定的，正兵團職的一般都授上將，你的名字怎麼能隨便劃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貢獻的，是夠資格的嘛”。於是，羅榮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將名單中。
之後，徐立清又給中央軍委和羅榮桓部長寫信，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將軍銜，並列舉了種種理由：一是可以減少原紅四方面軍在上將中所佔比例，不突破毛主席最初的設想；二是對自己有一個正確的估價，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於做一些爭軍銜同志的工作，保證授銜工作的正常進展。
為此，徐立清和夫人黨秀玉商量讓銜這件事，夫人很支持：“咱不要在待遇上、名利上和別人爭高低，你要中將我支持你”。
正在這時，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也給毛主席和中央軍委寫了報告，希望由大將降為上將。毛主席看到後，讚揚說：“這是一面鏡子，共產黨人自身的明鏡”！
徐立清認為自己有了學習的榜樣，他連夜給過去的搭檔許光達打電話，彼此交流了自己要求低授軍銜的看法，許對徐說：“這是我們個人的想法，跟別人沒關係，要堅持下去做出榜樣來。看那些爭著要高銜的人有啥話可說”。
深夜，徐立清躺在床上反來覆去地睡不著。於是，他披衣起床，伏案給中央軍委和羅榮桓部長寫信，信的大意是：此次授銜，我要求低授，這是因為我是主管授銜工作的副部長，更應該嚴格要求自己，為大家做出個好樣子，要不然，我就不好去要求別人了。我出身於一個貧苦家庭，從小給地主家放牛，是黨把我培養成一個革命軍人，可我與黨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出的成績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將軍銜心裡很不安。論德、才、資、功，授予中將我就已經感到十分榮耀了，再三懇求軍委和總部領導能批准我的要求。
第二天，這封信就到了羅榮桓手裡，他拿著信和賴傳珠、宋任窮兩位副部長商量，大家一致認為：徐立清建國初期就任大兵團政委，又時任軍委總幹部部副部長，在群眾中威信高、影響大，應該授予他上將軍銜。之後，他們又把這個意見向中央軍委彭德懷副主席作了彙報。彭總同意總幹部部的意見，指示應授徐立清上將軍銜。
一天，彭德懷還特地把徐立清叫到辦公室，請他當面解釋不要上將軍銜的原因。徐立清談了情況後，懇請彭德懷支持，彭德懷說：“立清，你不要上將的事，我看還是商量一下再說，這個問題也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這是組織上的決定”。
後來，在中央軍委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彭德懷副主席提到這件事時說：“徐立清我瞭解他，人很好，沒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信，行必果”。
毛主席連連點頭，接著說：“不簡單呢，金錢、地位和榮譽最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思想和品格，古來如此”！
經過反覆思考，徐立清又先後給毛主席、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羅榮桓部長連續寫了幾封信，表明自己的決心，再次闡明自己要求低授的理由。
很快，事情反映至周恩來總理那裡。周總理親自找徐立清談話、做工作。談話中，徐立清一直堅持自己的想法，周總理沒有做通徐立清的工作，徐立清反而做通了總理的工作。最後，深受感動的周總理同意了授予徐立清中將軍銜，感慨地說：“主席說許光達是一面明鏡，共產黨人自身的明鏡，我說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鏡子，是難得的一位好同志嘛”。
在授銜儀式舉行的前一天，周總理又專門打電話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談。之後，周恩來特地把攝影記者叫來，在他的書房裡和徐立清合影留念。
1955年9月27日下午，授銜儀式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這次評銜，共評出了10位元帥、10位大將、55位上將（後來又補授王建安、李聚奎兩位）、中將175人，主動讓銜的徐立清排在中將之首，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授銜儀式結束後，許光達大將專門找到徐立清，滿懷深情地說：“我要求降為上將的請求沒有批准，你成功啦，我祝賀你”。
當晚，在中南海懷仁堂外的草坪上舉行了盛大晚宴，周恩來在晚宴上發表了祝酒詞，身著將帥服的元帥、將軍們興高采烈，端著酒杯互致問候。
國家主席劉少奇突然叫了“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來到劉主席跟前，劉少奇說：“你是一名應該授上將而沒授上將軍銜的中將”。
徐立清說：“您本該授元帥不是也沒要嘛，您永遠是我學習的榜樣”。
正在這時，彭德懷也來到徐立清面前說：“你那兩顆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徐立清主動要求低授軍銜一事，很快在全軍傳為佳話，這是他的“第二讓”——“讓銜”。
後來，在一次全軍的高級幹部會議上，毛澤東談到徐立清時，一連用了兩個好字：“徐立清是我黨我軍的‘好同志，好乾部’”。
1950年10月，徐立清剛到軍委總部工作時，剛滿40歲，身材勻稱，頭髮濃密烏黑。但是，在我軍幹部授銜評定工作基本完成以後，剛剛45歲的徐立清累倒了，心臟病復發，身體明顯消瘦，頭髮也花白了，有幾次暈倒在工作崗位上，這一病就是五年。
因此，從1955年下半年開始，徐立清不得不住院治療，並主動要求總幹部部的任免工作由宋任窮副部長兼管。羅榮桓部長在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曾談到徐立清的工作態度。毛主席說：“評銜工作很辛苦，管評銜工作的同志更辛苦。徐立清我是瞭解的，工作勤奮，沒有名利思想，他的作風很值得同志們去學習嘛”。
1955年冬天，徐立清病情加重，連文件都不能看，只能靠秘書給他讀文件的要點。這時，徐立清為自己有病不能堅持工作而深感不安。一天，徐立清對去醫院看望他的賴傳珠副部長誠懇地說：“請轉告羅榮桓部長，我的身體狀況很差，短時間內不能工作，建議總幹部部物色一位年輕的同志接替我的工作”。
當羅榮桓部長專程到醫院看望他時，徐立清再次當面提出找人接替工作的想法。羅榮桓對他說：“現在安心養病更重要，工作上不要過多考慮”。
此後，在醫院的病榻上，他親自給中央軍委寫信，請求“讓位”，建議免去他總幹部部副部長職務，以便及時任命新人。軍委對徐立清的建議非常重視，進行了研究。經研究，軍委領導一致認為，徐立清還很年輕，應抓緊時間治病，等病好了再繼續工作，最後結論是：“放放再說”。
徐立清的建議沒有得到批准，他的思想包袱越來越重。當他病情稍有好轉時，又直接給彭德懷、羅榮桓元帥寫信，請求提前退出現役轉業地方，或到省軍區任個副職，做點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眾工作。
幾天後，羅榮桓部長正式通知徐立清：“你提出退出現役的請求，軍委和總部沒有采納，待病好了可繼續履行總幹部部副部長職責”。
徐立清請求“讓位”的事雖然沒有被批准，卻反映出他對黨的事業、對部隊建設高度負責的革命精神和薦賢讓賢的寬闊胸懷。這是徐立清的“第三讓”——“讓位”。
正是由於徐立清曾“讓級”、“讓銜”、“讓位”，所以軍內外都尊敬地稱他“三讓將軍”。
1960年12月，徐立清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仍舊參與主持全軍的幹部工作。
在長期從事軍隊幹部工作中，由於他堅持深入實際和艱苦細緻的工作作風，很快地掌握了全軍幹部隊伍的基本情況，熟悉了軍以上領導幹部和一些優秀的或有特長的師長、政委，所以，徐立清參加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研究幹部工作以及向羅榮桓主任彙報時，根本用不著翻筆記本，就能把情況說得一清二楚，為此，大家都說他腦了裡有一本幹部情況的“活字典”。
1983年1月6日，時任成都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的徐立清病逝於北京，享年73歲。徐立清逝世後，有1800餘位高級幹部和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駐北京部隊代表前往醫院向他的遺體告別，在遺體告別儀式上，許多高級將領望著這位德高望重的老戰友痛哭失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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