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马崇道

明朝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其实他爷爷也不喜欢上朝，但是万历比他爷爷做的绝，不上朝只是其中一绝，把自己闷在宫里几十年不出来见人，才是更绝的。

关于万历不上朝的原因，比较正统的结论是因为和朝臣“争国本”争输了，赌气干脆不理朝臣了——明朝的皇帝个个都是有个性的，从朱元璋到朱由检，都是个性十足，没一个是没性格的。

但是，奇怪的是，几十年不上朝，但整个朝局和国家安全，乃至老百姓的生活起居都没有什么大的动荡，各种朝政、差事几乎是有条不紊的在进行，很多人对万历皇帝“由衷敬佩”，遥控指挥和幕后控制玩儿的炉火纯青。令人不由暗挑大拇指——棒！

但是，疑问总是有的，他是怎么做到的？

说到这里，我们还是要很严肃说说明朝的特殊理政的体系，这个体系从明朝的第二个皇帝朱棣开始打基础到他孙子朱瞻基确立，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明朝，这个制度就是“票拟和批红”。

所谓票拟，就是由内阁针对某个需要处理的问题，书面提出处理的意见和建议，也就是条陈，相当于现在的“关于……的请示报告”。这个过程就是“票拟”。

所谓批红，就是由（司礼监）太监收集这些票拟，转呈皇上进行批阅，由皇上“朱批”意见并盖章后，再由太监转交朝臣（内阁）按朱批意见进行处理。

需要说明的是，朱批和盖章都是可以由太监完成，前提是皇帝授权。之所以授权给太监是因为在皇帝看来，太监要比大臣更可靠。太监不会胡来，但大臣会。

这样看来，这个请示审批程序其实可以不用再走“朝堂议事”这个形式，即使是需要商议，皇帝也是不必一定要在现场旁听和现场办公。所以，所谓的君臣朝堂议事，其实到了明朝中期，已经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是只有“仪式”功能了，万历不喜欢这个仪式，干脆把它给免了，也就不奇怪了。

在哪办公都是办公。

其实，票拟批红这个制度，实在是一个好制度。好在哪里呢？

第一，无论内阁也好，六部也好，在拟订条陈（票拟）的时候，争论也罢，斗争也罢，皇帝可以不参与，不表态。这个票拟总会有。总会是朝臣们最后达成的统一意见，或大多数朝臣的意见，因此，皇帝只要判断和决策就好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明朝，内阁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皇帝却很少参与其中，甚至有的时候连裁判都不当，冷眼观战，看最后谁厉害。在这样的以斗争为常态的朝廷里，大臣中厉害角色层出不穷。

第二，皇帝和内阁之间，由皇帝增加了一个明朝独有的，名正言顺参与朝政的力量，那就是宦官集团（司礼监），宦官集团不是第三种势力，而是皇帝的“授权代理人”，皇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可以在内阁和太监中间自由选择，如果感到内阁对自己的决策意见执行不够得力的的话，他会派宦官绕过内阁直接行使皇权，包括执行权和监督权。甚至委派太监监督大臣的执行情况（比如太监监军）。

明朝的这个制度，如果健康发展的话，其实是可以最终演变为“君主立宪制”的，只不过需要的内外部条件均没有达到，这里就不展开分析了。

万历几十年不上朝，朝政正常运转，是制度决定的，说明这个制度很好。

步武堂

明朝出了很多个性很强的皇帝，万历绝对能算得上一员；

很多皇帝天天上朝，都不一定能治理好国家，甚至不一定能防得住有异心的大臣，更别说三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了。那么为什么万历敢三十年不上朝呢？我认为有如下几点原因：

1.万历所处的时代，是大明文官集团最为活跃的时期，典型的做法就是一言不合就开喷，皇帝的所作所为一旦偏离了历代史书记载的贤君模板，那他就成了众矢之的，各种上书劝谏，甚至有海瑞这样的猛人，敢背着棺材上书骂皇帝。而偏偏万历经历了张居正事件后，万历对言官，尤其是干预他生活的言官，极度反感。虽多次欲大开杀戒，但是最终都没能实行，因为万历虽有个性但不是昏君，他深知帝国的运转离不开这些人，皇帝总不能因为大臣上了几个折子说了自己几句就天天换大臣，天天杀大臣吧。大臣一死换来了身前身后名，而杀大臣的皇帝肯定被后世唾骂。那怎么办呢？既然说不过你们，那我躲还不行吗？大臣们一看，皇帝躲了，好嘛！你以为躲就能解决吗？你要是不上朝，我们就天天上书，事实证明之后的三十年间，皇帝虽然躲了，但上书照样那么多，说什么的都有。所以万历一躲三十年，虽然见不着大臣们的面，但是这个帝国发生的一切，他一清二楚。

试想万历在位四十八年，如果不会管事儿，不会管人，不会制衡的话，诺大的大明他估计连48天都控制不了。万历始终盯着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始终盯着每个大臣的一言一行。

2.言官集团自身的属性就有监督一项，凡是有人违反了为臣之道，那就无限放大他的缺点，喷的他体无完肤，这样的互相攻讦中，就形成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大臣们的一举一动，大到办事能力，小到娶了几房姨太太，皇帝都知道了。加之张居正虽死，但张居正的阴影永远留在了万历皇帝心中，所以万历皇帝谁都不信。但这种互相倾轧最终促使言官内部逐渐形成集团与党派，党争的伏笔就此埋下。

2.当争论不休的话题出现时，大臣们第一想到的是找领导，一直找到最上面，那就是皇帝了，所以很多事情到了最后做决定时，都基本是言官们吵完闹完，皇帝开始做主的时候了，因此实权在握的万历根本不可能被架空！

3.据说后世考古人员在挖掘万历皇陵时，发现其左右腿骨的形状有着很明显的差距，由此断定出万历是患了病导致了残疾，在那个皇帝威严非常重要的年代里，跛脚确实是有损威严的事，万历不上朝也情有可原！

综上，万历成长过程中，张居正帮他收拾好了摊子，但张居正事件给与万历的是一种一生难以抹去的阴影。万历不上朝更像是一种赌气，一种报复！但不打卡并不代表不上班，只要愿意上班，其实哪里都一样，不一定非要坐在那张龙椅上！

援庵讲史

1586年，一个年仅24岁的皇帝传了一道谕旨，“朕一时头晕眼黑，力乏不兴，特此告假！”

然后，就此开始了休假，一休就休了28年，一直休到了死，如此漫长的假期，绝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了。

《明史》更是直截了地评价“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说万历皇帝是导致大明灭亡的罪魁祸首。

这个说法或许有失偏颇，明朝灭亡是多方因素导致的结果，不能归咎于一人，但万历皇帝死后仅仅24年，大明就轰然倒塌了。

要说万历皇帝没有责任，怕是谁都不会相信的，谁让他28年不上班呢？这消极的工作态度？屎盆子不往他身上扣，往谁身上扣啊？

那么问题来了，万历皇帝这28年干嘛去了？

有人说，万历皇帝得了可怕的疾病，面貌扭曲，腿部残疾，羞于见人；有人说，万历皇帝被宦官杀害了，真正的统治者的是宦官；还有人说，万历皇帝抽鸦片上了瘾，已经不成人样了，哪有心思治理朝政。

实则不然！

万历皇帝活得好好的，他只是不喜欢朝堂之上闹哄哄的环境。

万历皇帝在龙椅上端坐，下面的大臣吵成了一锅粥，不自觉地分成了正反两方，不知是谁先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另一方用唾沫还击，随后双方开始唾沫大战，唾沫星飘到了万历皇帝的脸上，万历赶忙躲避。

后来，唾沫大战停止了，开始了武斗，用脚踢，用牙咬，撕衣服，薅头发，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打起架来十分肖勇。

万历气急败坏，大怒道：“你们继续打吧，我走了！李公公，你做个裁判，谁打赢了，到时候重赏一百俩！打死的自认倒霉！”

万历“哼”的一声拂袖而去！

“我想静静！”

万历皇帝变成了宅男！这一宅就宅到了死，他绝对是古今中外第一宅男了！

几百年来，咱们都误会他了！万历皇帝宅在宫里，并非啥都不干，否则万历三大征怎么打的呀？

一半秋色

万历十四年，大概从十月左右，万历皇帝开始他罢朝之旅。作为皇帝，本应该正襟危坐地处理朝政，上朝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之一，万历则不然，皇帝富有四海，想做什么当然是他自己做主，上不上朝也得看心情。

明代的官员不同，所谓“文死谏、武死战”中的文官就是那么执着，皇帝不务正事，官员有权力插手，管你什么九五之尊，只要做得不对，就得骂你。时任礼部主事的卢洪春上疏道：

“陛下自九月望后，连日免朝，前日又诏头眩体虚，暂罢朝讲。陛下春秋鼎盛，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而又因以废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

皇帝从九月之后一直没有上朝，前几天又说头晕眼花，把经筵也取消了。陛下正是壮年，这些病症是不该有的。如果不该有的病症却有了，这会伤了太后的心，也可能歪曲了外界的视听，陛下还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卢洪春从仁义道德再到皇帝的私生活，统统数落了一遍，实在让万历皇帝忍无可忍。

卢洪春被罢官打屁股是不可避免的，而万历罢朝从此持续了近30年，这么长的时间，为何国家仍能正常运转？

万历牢牢掌握皇权

世袭制保证皇帝能接班，但能不能一直当皇帝，那就得靠皇帝自己了。篡权夺位本就屡见不鲜，哪怕华夏正统的大明朝对此也多有堤防。在万历即位的前十年，朝廷有张居正坐镇，因为万历皇帝比较小，也只能听之任之。

张居正在职期间，不仅是朝廷大臣，就连李太后都对其言听计从，一方面，张居正的水平很高，皇帝都对其恭敬有礼，另一方面，一位大臣，做到如此地步，这无疑也是对皇权的威胁。好在张居正是一位为国为民的正臣，否则国家就可能面临危机。

宦官可以掌握大权，但宦官的权力出自皇权，且不能随意出入皇宫，所以只要皇帝下旨，可以轻松干掉宦官。万历很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在张居正去世后，他要马上从新掌握皇权，要想在众多势力中脱颖而出，就算皇帝也要费尽心思。

就好比统兵的将领，要想在军中立足，必须有相应的军功和威望，也就是得有人支持你，如果没有人支持，皇帝也得倒台。张居正去世后，被压制的官员们终于可以喘口气，随后如雪花般的弹劾奏章飞到了万历桌案前。

反复思虑之下，万历决定借此废掉张居正的功绩，同样也除掉了很多张居正的党羽。史料记载：

“诚等尽发其诸子兄弟藏，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其长子礼部主事敬修不胜刑，自诬服寄三十万金于省吾、篆及傅作舟等，寻自缢死。”

张居正死后被抄家，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长子被逼自尽，其家属也是死走逃亡。后经大臣商议，才给张居正家人留了一条活路，而张居正的势力在朝廷之上已荡然无存。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万历的手腕，该出手时就出手，坚决而果断，没有拖泥带水，这明显是政治家才有的做派。

不上朝是万历的自由，而在一定程度上说，万历不管事是不可能的，大多军国大事，全是出自万历的命令。

国有正臣，对奸邪有一定震慑作用

除了皇帝问题，就得说说大臣的事情了，从内阁设立之日起，文官的力量就在逐步加强，一度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所以皇帝经常要选用宦官来制衡文官。

皇帝长时间不上朝，甚至连大臣都不见，那么皇宫内外传递消息那个人至关重要，这个人就是宦官，那个时候没有微信没有手机，要想证明消息的准确性很难，所以宦官可以占据一席之地，甚至能和内阁分庭抗礼。

冯保是张居正的內宫助手，对张居正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万历亲政之后，则很快被扳倒。帮助万历解决冯保的是一名叫做张鲸的宦官，冯保倒台后，张鲸掌控东厂，这应该也是万历的安排。

万历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重用了部分宦官，但由于冯保的的关系，他对宦官的信任度也打了部分折扣。

史料记载：

“鲸性刚果，帝倚任之。其在东厂兼掌内府供用库印，颇为时相所惮。”

张鲸性格果决，万历很器重，在掌管东厂的同时负责机要印章，就连内阁首辅都对其忌惮三分。

宦官中并非没有善类，只是太少了，张鲸同样属于奸邪一党，他在任期间，多次收受贿赂、专权营私，和其同党做了不少坏事。而万历对此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源于张鲸曾帮助万历除掉冯保，皇帝装糊涂，大臣可不糊涂，给事中陈尚象、吴文梓、杨文焕等多次上奏，要求严办张鲸。

正是大臣们对奸邪的零容忍，才遏制了其发展壮大，万历朝不是没有奸邪，一方面皇帝有所忌讳，另一方面大臣太过强势，奸佞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得很小，无法愉快地生长。

万历多次要护着张鲸，无奈大臣的攻势太猛，张鲸也无法加以重用，只得被万历抛弃。万历朝的文官还是很有点骨气的，不论面对皇帝还是奸佞，都义无反顾地谏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皇帝怠政也有其负面影响

万历皇帝的政治手腕很高明，一度把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但怠政就是怠政，整日待在内宫，也不上朝，必定比不了那些勤政的帝王。甚至万历连内阁辅臣都很少见，只让宦官传递旨意，这必定会出错，也会耽误很多军国大事。

女真部族崛起的时候，万历为何没有提前察觉，这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咎到李成梁身上吧，假如万历勤政奋勉，很有可能在努尔哈赤发迹前就消灭他，国运就会因此改变。

再说万历的立太子问题，从朱常洛出生到最后被立为太子，折腾了十五年时间，万历也为这个太子和大臣争了十五年。说朱常洛窝囊也好无能也罢，那是万历无法预测的，但他和大臣们争斗的这十几年，却耽误了很多事。

大臣们一波一波地上疏，皇帝一波波的罢免，搞得官员都没了，谁来负责国家正常运转，快成了无政府地界。到万历三十年，南京和北京，尚书缺了三个，侍郎少了十个，地方巡抚少了三个，对此万历不闻不问，也没有官员顶替，就这么耗着。

这样的结果则是政府空转，公文没人审批，政事延误，随之而来的还有党争不断，文官内部派系林立，这是亡国的先兆。

哪怕你万历水平再高，国家被搞成这副德行，难道你没有责任吗？萨尔浒一战，明军就被打废了，胆怯的遮羞布才被人揭开。如果只看过程的话，万历还有三大征撑门面，看结果的话就真的无法直视了。

杨角风发作

HuiNanHistory

首先，这个题目本身逻辑有问题，将上朝与处理国事混为一谈。在此先明确，不上朝，不等于不处理国事。万历开始不上朝，始于万历十五年，而著名的万历三大征（朝鲜，宁夏，西南）就开始于万历二十年，如果没有万历的命令，谁能调动军队，任命统帅?所以说，在重大朝政方面，万历一直把持着，从未放手。

其次，没有奸臣作乱，这就需要定义何为奸臣。在明朝历史上，真正大奸大恶，权势滔天，祸国殃民的奸臣，严嵩勉强算一个，除此之外，就是几个太监。究其原因，是因为皇权强化，仅仅凭借制度赋予朝臣的权力，根本无法对抗皇权，所以明清两朝276年，大奸臣本来就很少。至于被当时人定义的奸臣，倒是不少，楚党浙党这些党争中的失败者，都是东林党口中的“奸臣”。

最后，运转与正常运转，有很大区别。东汉皇帝频繁更替，出现不少“儿童皇帝”，为什么东汉还存在了两百多年?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两方面。中央机构，即制度，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再说是否正常运转，“明实亡于万历”这句话，是白说的吗？万历怠政期间，朝廷内部党争严重，派系林立，皇帝本应该发挥调解派系斗争，平衡各方势力的作用，然而由于万历的“无为而治”，导致党争愈演愈烈，最终在天启年间达到最高峰，对国家各方面造成巨大消极影响，于是乎有了“明亡于党争”的说法，万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时，由于万历非大事不管，导致了中央，地方官员缺官现象非常严重，官员退休后，相应的职位没办法得到皇帝的任命，只能空着，导致国家税收，治安等方面出现巨大问题，国家机器勉强运转。这样的状况，不知道有什么可骄傲?

所以，万历不上朝，国家之所以能运转，是因为制度对皇权的补充作用；但是由于皇权过于强大，制度无法完全替代，导致了国家因为皇帝的怠政，而在诸多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国家机器运转勉强，濒临崩溃。再者，皇帝还是对一些关乎国家命运的事情有所关注，并不是完全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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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州行者

仆所见答题区内诸家或答非所问 或答不尽然 甚且滥竽充数 予虽拙见 犹希图同志者共鸣焉

如题所云 “几十年不上朝，国家还能运转” 这其实带有一定的错误 因为万历末期 国是日非 几乎不可挽救 进而可分为两段进行论述 一即万历帝几十年不朝 还“能”运转 二即无奸臣作乱 而第二段无奸臣作乱 几乎可以一言以蔽之 因为作乱的奸臣无权 不只是万历时无奸臣作乱 放眼整个明代都无奸臣作乱 很大程度上就归咎于其政治体制的完备 比如在军事上 至少有四个监察系统 一是武臣彼此监察 二是文臣监察 即督师 经略 巡抚 兵备等的监察 三是宦官监察 即监军太监 镇守太监 守备太监 提督太监等 四也是文臣监察 只是职务不一样 这里的文臣指科道官 尚且不算五军都督府 兵部的掣肘 这里可以私下参见郑晓《今言·卷一》对明代军事领导系统有完备的论述

一、几十年不上朝 国家还能运转

其实这个命题过于笼统 因为万历一朝四十八年 这四十八年的行政并非就是不上朝 并且需要说明的是 不上朝不代表不处理朝政 很多国人对此并不知情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如今影视剧毒害的结果 万历帝处理朝政也分事情的紧急与严重 但如果涉及矿税等问题 就忽略掉 如万历三十二年 明成祖陵寝明楼失火 阁臣沈一贯 沈鲤 朱赓冒雨素服到文华殿 而神宗也感到“必有急事” 当启疏后得知阁臣借机上言除去矿税 又“不能罢” 所以沈鲤想借此机会奏事 因为他知道万历““帝恶言矿税事，疏入多不视。”（《明史·卷二百一十七·列传第一百五·沈鲤传》）

再者明代皇帝处理朝政并不需要常朝 明代常朝等处理朝政的方式随着内阁制度在宣德以后的实行而淡漠 真正实现常朝 午朝等议论国家大事的只有永乐帝 英宗年幼 三杨当国 用票拟 故在正统以后只是作为一种礼仪的进行 此次私下可参见弘治本《大明会典·卷之四十四·朝仪》有朔望 常朝 午朝 辍朝等 解决了这方面问题 再回头来谈所谓几十年不朝的问题 因为太过笼统 我觉得把它分为三个时期来看更为合理 即前中后三个时期

明神宗《出警图》

一、万历前期

此一时期当在张居正当国柄政时期 即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 这个时期的万历帝对于国家大事 自然是处于一种不管理的情况 所以 万历前期可以忽略掉所谓的不上朝

二、万历中期 即万历十年至二十年左右 这一段时间万历帝亲自处理朝政 可以通过三大征的国家大事上作为表现 这个时间段还算能够处理朝政 然而也就是这个时期下 开启了其怠政的先声 从万历十八年开始的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即可以看出 当二十年以后 就不视朝与日讲 万历四十年 道臣杨鹤云：“皇上二十年以后罢朝辍讲、斋居决事。...日与宦官宫妾处面不一见士大夫之面。”（《大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四十年十月丙子条）所以如果从万历二十年算起 万历帝怠政有二十八年

三、万历后期

这一时期各种危机的爆发 如在内政体上上下解体 在外民生上矿税之祸 辽事爆发 内政最严重的当属内阁的解体与六部行政的瓦解 从万历二十二年开始 吏部推举王家屏 万历帝否定 又嫌弃沈鲤“方鲠”（《明史·卷二百一十七·列传第一百五·沈鲤传》）最终让他与沈一贯在三十四年一同去国 当然 这其中也有两沈相争的故事 而吴道南四十一年九月任命 四十三年五月到任 四十五年丁忧而去 李廷机三十五年十一月入阁仅在任九月 陈于陛二十二年入阁 想要有所作为 然而“帝拒谏益甚，上下否隔。于陛忧形于色，以不能补救，在直庐数太息视日影。” （《明史·卷二百十七·列传第一百五·陈于陛传》）二十四年即病逝

至万历末 国事已大坏 神宗担忧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 以及“耻为臣下挟制”（《大明神宗实录·卷之二百五十七》）所以不放权给内阁 也不放权给司礼内臣 所以阁臣深感无奈 当三十四年沈一贯与沈鲤去国以后 阁臣中只有朱赓一人 朱赓请补阁臣 不报 朱赓在阁三年 却没有见过皇帝一面 最终因病杜门不出 阁中无一人 三十五年 令叶向高 李廷机 于慎行三人入阁 王锡爵为首辅 然而王锡爵与李廷机坚决不赴任 十一月于慎行死 第二年十一月朱赓死 阁中只有叶向高一人 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 叶疏一百余 请补阁臣 神宗置之不理 直至四十一年方从哲 吴道南才入阁 那么这段时间只有叶向高一人主持内阁 所以其言：“然以四十一年之间，居此地者二十余人，而臣以一人独支七年，则臣之难又可知矣。”（《大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一十一》四十一年八月庚寅条）在内阁如此 而在其他衙门更甚于此“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故谓“职业尽弛，上下解体。”（《明史·卷二百十八·列传第一百六·方从哲传》）

《叶向高传》亦大抵如此：“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明史·卷二百四十·列传第一百二十八·叶向高传》）

以上陈于陛等耿直的大臣 都因为万历帝的制约不得如世宗时期张璁 夏言 杨一清 徐阶 穆宗时期高拱 张居正等阁臣施政维持国家运行 内阁本身无决策权 其机构本属于一辅政班子 咨询机构 由于票拟的关系 使得它具有一定的权利 然而当皇帝不愿意放权 内阁便不能及时票拟 既不能票拟 司礼衙门也不能批红 不能批红 国家大事就不能决策 实行 万历末年的内阁 大臣并不以入阁为荣 他们争相逃离这个无用武之地 所以内阁已经分崩离析 为何造成内阁如此地步 很大程度上的原因就是担忧第二个张居正的产生 所以他以内阁无法决策的方式来避免其对皇权的制约 通过这样拙劣的手段加强 维持其君主专制 他没有如他祖父明世宗一样制衡臣下 治国的能力 也没有那种智力 所以一切关于他不喜欢的 厌恶的奏疏都留中 但是换来的代价却极大

一、门户之祸 先是 申时行接替张居正入首辅 完全持两不相得罪的态度行政 以神宗之是非为是非 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万历之荒怠 当比雒于仁上《酒色财气疏》 神宗震怒 其请留中“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明通鉴·卷七十九》）《明史·卷二百十八·列传第一百六·申时行传》说他请帝下诏“诸司建言止及所司职掌，听其长择而献之，不得专达。帝甚悦。” 于是“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帝皆概置不问。由是门户之祸大起。（《明史·卷一百十四·列传第二·郑贵妃传》） 至票拟不行 批红不可 国是壅滞 遂有言论庞杂 党同伐异 门户大开 以至于“诸司不问职业，而言门户。”（《尊拙堂文集·卷二·士风》）

二、辽事之起 浙 楚 东林诸党派彼此用事 士大夫升迁罢黜都系于朋党 此朋党之争 比如二沈相争故事 而三十七年二月以后 树党相攻更加严重 当时道臣郑继芳劾科臣王元翰贪赃数十万 而王元翰尝劾申时行 王锡爵 沈一贯 并举顾宪成等罢黜十余名可以用 又说：“继芳北鄙小贼，为王锡爵、申时行吐气。”（《大明神宗实录·卷之四百五十五》） 郑同党刘文炳 刘国缙等上章奏十数余 势必要把他赶出朝廷 不等神宗诏令而将他困在家中 王元翰不堪受辱 便拿出所有箱笼给他们看 大哭而去 神宗以惯用的伎俩听之任之 两不相帮（《史本纪》谓“因循牵制”《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 “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党之势成矣。”（《明史·卷二百三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四·王元翰传》）

三、士大夫腐败 神宗时（及以后）吏治极其腐败 以至于南明之亡（参见《甲申朝事小纪·卷八·弘光失德》《国榷·思宗崇祯十七年》《三垣笔记·下·弘光》等） 这与明士大夫精神风貌 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 在《南疆逸史·卷五十三·列传第四十九·武臣·郑遵谦传》说：““明之绅士，大约荣利禄，趋声势，私妻子是计耳。宁有君父之戚，家国之感乎哉！故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其目义士皆怪物耳！” 虽然这在崇祯时期 然而却肇于嘉隆 坐实于万历 糜烂于崇祯 又《万卷楼集·卷一·遇言序》曰：“图禄外之富,归则华宫室,辟田土,饰子女,流饮宴，甚乃结交守令，籍势罔利，...”云云 是门户之开 彼此相倾吏治腐败之下 士大夫亦腐败矣 试问 万历末期朝政局势如此 还能说这个国家机器能够运转吗？纵使有运转之名 也无其实

夫明代政体自丞相之废 大抵以六部总揽外朝国是 其后内阁 司礼权重 有票拟 批红之迹 内阁 司礼所以权重者 乃君上不躬亲国是 权柄下移 而内臣为天子亲臣 日月之左右 故内阁与内臣相倾几败 遂养成王振 刘瑾 魏忠贤之权阉 苟若上有贤君 下有循吏 或有可为 一旦君不贤 臣又愚 则四民倒悬矣

以神庙之季腐败 此废丞相所以养成耳 按丞相为外廷政府之首脑 有其领导组织 一旦废罢 国家中枢为之一坏 虽内阁之设 然其为依附皇权之存在 一旦皇帝腐败 焉有可为 江陵以后 神庙虑大臣植党 既不重内阁 亦不重司礼 神庙既不重内阁 是票拟不能行 章奏多留中 国是多不能决断 群臣建言多不听 以至于有挂冠而去 或杜门不出者 内阁空无一人 或一人而已 故谓在内则上下解体 政治腐败 在外则辽事日炽矣 若云辽事之日窘 乃败于兵戎 不如谓败于吏治耳 凡上下二十余载上下解体 门户大开 矿税四起 皆神庙所以酿成 卒致亡明 故谓明之亡 亡于万历者 确为一定之理耳

故《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神宗二》谓：神宗“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张洵美

我是真历史，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史学界有句话叫“明亡非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对于这句话，我始终是比较认同的。 万历确实不是一个好皇帝，尤其是万历十五年后，万历忽然就不上朝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受到了什么刺激，直到今天都是一个难解之谜。 万历不上朝以后，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资本积累上，派出大量的太监，到全国各地任何能收税的地方去收税，大量的太监到地方上摇身一变，变成了盐监、矿监、税监……卖力的帮助皇帝搜刮任何可以搜刮到的钱。

当然了，这些钱是不会进入户部的国库的，而是进入皇宫中的内帑，以供万历各种打call。所以越搜刮，老百姓越穷困，越愤怒，但国家是不会富裕的，因为钱全进了万历的私人腰包。 万历每天起床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命令好几个太监（看清楚，是好几个）搀扶着体型肥大的自己到藏银子的地窖里看看，看看自己的那些心肝宝贝都在不在，然后数一数，发现数目都对了，就心满意足了。据说这些银子因为长时间不流动，发生了严重的氧化，发黑发脆。

万历因为缺少运动，身体非常胖，据说有300多斤，肚子大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走路的时候需要两个太监专门给他扶住肚子。最恐怖的是两条腿常年盘腿坐炕上，已经完全萎缩。 让明粉激动万分的万历三大征，虽然听上去非常振奋人心，给人一种指哪打哪的感觉，尤其是抗日援朝，感觉就是摧枯拉朽、轻而易举打残倭国，事实上。这仗打的非常苦，是惨胜，前前后后打了八年，中间还因为没钱和军事力量跟不上停战了几年，最后还是日本国内的枭雄丰臣秀吉挂了，日本无心恋战才提早结束。

三大征花费国帑无数，可以说穷尽国力，万历之后，国势极速下降，进入颓势。 万历这么完犊子为什么国家还能运行正常，是因为有一套正常运转的国家机器。比如说内阁六部等机构，虽然出现了多年人事僵化，流通不畅的情况，但只要这套机器还在，还在正常运转，国家就没什么大事。甚至很多情况下，没有皇上的朝政反而比皇上过多参与的朝政更加清明，因为皇上的话大家必须执行，而皇上的命令依我来看昏聩多于英明，而内阁朝臣讨论出的结果相对来说会更加合理。

所以说，只要制度合理，不需要什么英明的皇帝，因为再英明的人也要犯错，不英明的就更能犯错了，而一群正常人相对来说犯错的几率会更小。

真历史

唐朝大才子、大诗人白居易一首《长恨歌》，在歌颂唐明皇和杨贵妃凄美爱情的时候，也用一句“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将不早朝、昏君、懒政联系在一起，甚至认为二十八年不早朝的万历皇帝是明朝灭亡的源头。那么不上朝与国家治理得好不好有那么大关系吗？

万历皇帝画像

行文较长，故将本文要点精简成以下几点。如果朋友们时间不够，看完论点帮忙点个赞就好了。

一、不上朝不等于不理政，明中朝以后，上朝所代表的礼仪性质大于其行政意义；

二、上朝理政弊端颇多，皇帝在朝会上做出的决策局限于本人的能力、喜怒，往往思虑不周全；

三、明朝已形成完善的内阁制度，可以通过内阁票拟、批红，将皇帝政令下达 ；

直接奏事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朝仪属于“嘉礼“，朝会之时，天子高拱，百辟趋拜，讲论天下大政。虽然作为古礼，但每个朝代对上朝没有定制，只是到了明朝的时候，朝会才会成为一个时代勤政、怠政与否的标志。最讽刺的是，有明一代是历朝历代中最重视朝会的，对朝会的的重视、朝仪之盛都是空前的高峰，但恰恰是明朝的皇帝给人留下了“不早朝”的印象，真是历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笑话。

明朝的朝会可以分成大朝、朔望朝和常朝。大朝是指每年正旦、冬至和万寿圣节（皇帝生日）三天举行的大朝会，每月初一（朔）、十五（望）为朔、望朝，每天举行的朝会则为常朝。这三个朝会中，以大朝最为隆重，朔望朝次之，属礼仪性质，不引见奏事。常朝分为早朝和晚朝，但晚朝极少举行，所以通常说的常朝，是指早朝，也称日朝。

深沉修道的嘉靖皇帝

明朝的早朝可以追溯到朱元璋还没有称帝，在金陵当吴王时。刚开始的时候，朝会是有积极意义的，每天太阳初升，群臣就聚在一起开会，讨论政事，既可以让百官不懈怠政事，又能让老百姓看到新朝气象，给新建立的政权打了极好的政治广告。

但上早朝确实是一件非常苦逼的事情，一个是上朝的时间早，天还没亮就要从家里出来，二是上朝的礼仪非常繁复，一折腾就要一两个时辰，三是时不时还遇到刮风下雨，天气恶劣。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老爷子身体好，能力强，又是苦孩子出身，恨不得马上天下大治，所以在明朝的早朝他坚持天天早朝。但几年下来，这位劳模也撑不住了。

司礼监太监

明初，一切政事都通过朝会来处理，为了不耽误正事，即使是恶劣天气，也很少免朝，如洪武三年的记载，“敕百官自今上朝遇雨雪，皆许服雨衣”，下雨下雪了也得来上朝，只是允许穿雨衣过来。后来慢慢得朱元璋老爷子发现折腾不动了，也就慢慢找借口免了一些早朝，如后妃、亲郡王死了，可以免朝一到三天；文武一品大员死了，可以免朝一天。

后来朱元璋为了加强皇帝集权，废除了宰相，让朝会更是变成了皇帝一人的独角戏。以前有宰相辅佐，小事自决，大者奏请（皇帝），宰相没了后，无论大小事务都需要皇帝一人决断，像朱元璋、朱棣这样成熟的君主还能hold得住，但少年皇帝们（英宗、世宗），如何能在朝会短短时间内做出正确决定。

萌萌的小万历皇帝

而且朝会除了对皇帝各方面素质要求过高以外，明代早朝还太重太频繁，礼仪的性质也远大于行政的意义。皇帝臣子每天早起，赶到皇宫里，不过是来走走过场，对皇帝和臣子来说都是一种负担，因此明朝的皇帝看穿这一点后，都是早期勤于早朝后期怠于早朝。

等到英宗即位的时候（1435年），对早朝上臣子可上奏的事件数作出了限制，而且提前要把事情上报给内阁，大大削弱了早朝的政治功能。等到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为了让他健康成长（才8岁的孩子），改为每月三、六、九日上朝，每月上朝九次，等到他执政后期，直接不上朝了，有人专门统计了下，总共是二十八年时间未上早朝。

万历前期基本是张居正主政

但不上朝但不代表不理政，而是明朝的皇帝们找到了一种更好的处理政事的方法或者说偷懒的办法，那就是票拟制度。这一制度立足于奏疏的递进与批答,大致程序是:章疏由司礼监收进,经御览后发内阁拟票(拟出处理意见),再经御笔或司礼太监按阁票朱笔批红(批答)后发出施行。

通过票拟制度既保证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又能找大臣、太监为自己代劳，处理一些事务。但重要的事务还是要皇帝亲自决断的，如我们在《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看到，嘉靖皇帝躲在幕后听内阁大臣讨论，然后用敲钟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意见。

明朝万历三大征

因此在臣子攻击他不上朝时，他说“早朝率多弥文,至军国大务,何尝不日经心?”他觉得,自己关心政事,批答章疏,就是尽到了为君者的责任,“只是一早朝始终不一耳”，就是想睡个懒觉不上朝有什么错吗？

当然上梁不正下梁歪，万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还是存在不少弊端的。嘉靖本人就承认“朕不视朝,下遂放逸”。皇帝不上朝理政，内阁又不强硬，就会造成奏本积压，政令不通，延误了很多朝政。但不能粗线条的将勤朝等同于勤政，并将明朝灭亡的原因扣在皇帝不上朝上面。

涯读涯史

说来这万历几十年不上朝的事情，史论纵横还有个小故事！

史论纵横家是开超市的，平时就在收银台上打文章，前天有一个村子里的大叔来买东西，就看到我桌子上放的《万历十五年》，就问我：“你知道万历为什么几十年不上朝吗？

纵横也是一愣，对于明朝的历史，说实话，第一没有深入的研究；第二，明史当中很多事情都不太真实，就没敢信口开河。

完事这个大叔开始给我讲，当年郭沫若挖了万历的定陵，在开棺的时候，发现万历的两条腿不一样长，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也就是万历三十年不上朝应该是因为下肢瘫痪或者行走不便造成的。

纵横一般不会主动发文去说明朝的历史，大部分关于明朝的历史都是李自成、魏忠贤和吴三桂这样明末清初的事情，但是，我从心里还是认为，明朝皇帝大多还是荒淫无道的多一点，这个史学发现，应该让人们更加立体化的了解万历这个皇帝。

那么，万历几十年不上朝，国家还能运转呢？

其实，这就是体制优越性，在宋朝之前，即使皇帝天天早朝，国家的事物一般也是由丞相来承担，所以，经常会发生相权威胁到皇权的事情，但是宋朝之后就开始不断削弱相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直接废除了丞相，后来就出现了内阁。

内阁可以说就是皇帝的秘书，军国大事都是上报到内阁，然后内阁有票拟的权力，皇帝只负责批红就可以。

不上朝也不代表不议事，像大的朝会其实都是礼仪性的，即使在清朝也很少有那种文武百官在一起议事的制度。基本上，涉及到哪方面的事情，小事情的话，奏折就可以解决，大事情的话，会把相关部门的人员传唤到皇帝身边进行讨论。

比如，清朝最勤政的皇帝雍正，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批奏折，据说雍正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在位十三年，奏折上的批语多达一千多万字。史论纵横表示，自己虽然也是历史高产写手，对雍正手写的字也只能表示瞻仰。

我估计万历也应该是这样的皇帝，内阁的制度决定了，奏折必须有皇帝的批红才能生效，比如专权如魏忠贤的存在，也得在天启皇帝干木匠活的时候请示，可见，大事情上没有皇帝拍板根本不好使。

可惜的是，郭沫若在打开定陵的时候，由于当时的考古技术不是很先进，因此，很多文物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挖掘，虽然我们知道了一些历史真相，但是更多的历史真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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