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ID：ibookreview）
四十年前，《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故事主人公叫陈景润，是一位数学家。恍若一夜之间，他在全国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一年起，知识和人才重新得到重视。
今天，5月22日，是陈景润诞辰85周年。
陈景润，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当代数学家。1953年9月到北京四中任教，1955年回母校厦门大学数学系任助教，1957年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73年发表了（1+2）的详细证明，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
陈景润于1996年3月19日逝世，年仅63岁。此后，他被叙述为“偏科”的典型例子，即便其他科不好，有一科好也能走向成功，甚至成为传奇人物。
而今，在学生时期，尤其是高考前的学生时期，偏科会被认为是一种需要弥补的缺陷，意味升学考试的风险。但到了成年时期，人们又习惯以其中部分成功者作为励志的榜样，偏科甚至为其传奇锦上添花。
是否偏科不是最被关心的，学生自身的世界亦不是最被关心的，而是谁（按世俗定义）成功谁就是正确的，就是被肯定乃至被宣扬的榜样。
今天，我们就回到历史中的“偏科”，从晚清民国大师亦真亦假的“偏科”故事，到建国后的“白专”，再到1978年之后的“数理化”天下、偏科被肯定，再到当下“偏科”作为一种升学考试风险。不同历史时期，对偏科的定义也不尽相同。那么，贯穿始终的，是什么呢？本文作者认为是不变的教育功利化。
撰文 | 张向荣
成绩差，与偏科可不是一回事
关于偏科，有一个流传已久的笑话。说是儿子从学校回来，成绩单上面数学考了1分，语文考了0分。父亲看着成绩单，狠抽一口烟，说：“儿子，你有点偏科啊。”
这个笑话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不叫偏科，这纯粹是成绩差。在现实中，一个学生的各科成绩都在及格线上徘徊，有的刚及格，有的不及格，这与开头的笑话里的“笑点”是一样的：成绩差，与偏科不是一回事。
我们所理解的偏科，是指有一门或几门成绩非常优秀，可以超拔他人之上，而其他的科目则非常平庸，甚至很差。这样的现象，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偏科。今天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先生诞辰85周年，他就可以被看做成一位偏科的典型。
有趣的是，“偏科”这个词，古代没有，英文法文德文等主要的外文里也找不到严格对应的词，而在中国，如果去网络上搜索，或是去论文库里检索，则会发现大量有关偏科的讨论。
被作为一种问题的“偏科”研究。图片：来自中国知网检索局部。
由此可见，偏科之所以成立，一是因为现代学科科目体系的形成。中国古代的“礼乐射御书术”、“经史子集”、“言语、德行、政事、文章”等分类，和古希腊七艺“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科体系，没有现代教育体制里包含了分班制、学期、假期、学生考试、教师考核、接受更高级教育的选拔等一整套内涵。因此，古代是不存在偏科这种问题的。
二是因为中国当前实行的高考制度并不旨在擢拔天才，其内涵是选拔足量的合格的中学生进入大学，只要参加考试，任何一门考试的成绩如果过低，都会影响到总成绩。偏科被视为学生能否接受高等教育的致命危险，这是偏科成为问题的直接原因。
现代课程论的开山之作，“课程设计不仅是一个教育学问题”。
晚清民国：追慕大师头顶上的“偏科”光环
当偏科成为一个现代问题，而且主要是一个中国问题时，这就值得去探讨一番了。当然，教育工作者们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深入研究，已经从学生的心理、师生的关系、学科的优化、体制的完善、教学方法的改革等等内部角度把偏科现象分析的入木三分。因此，本文主要是从外部来分析作为社会问题的偏科现象。
中国当代的学科建制，主要是延续近代以来自西方传入的学科建制，并在建国初根据苏联模式、改革开放后根据需要进行过多次调整。而从近代以来，就不断流传着关于偏科的传说。
在近代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偏科”主要是一种对已逝的所谓学术大师的追慕姿态。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坊间始终流传着一些大学者偏科的轶事。
例如：
最初被清华大学历史系录取的钱伟长，入学成绩国文历史满分，而数理化均不及格；吴晗投考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也是国文满分，数学零分，最后被清华录取；臧克家数学零分，国文极受闻一多欣赏，于是被青岛大学破格录取等等。
这些轶事有些是当事人自己的言说追忆，有些是来源不明的口口相传，其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哪些是真中掺假，并没有多少人认真去查证真伪，也不会有人去分析当时的考试制度、社会名流与高等教育的关系等等。
因为大家需要的是恰恰是偏科的正当性，通过偏科来证明这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是多么天赋异禀，偏科成为了环绕在他们头顶上的光环。从而使得当代人在对这批学者们进行顶礼膜拜之余，还可以对今天的教育选拔制度形成批判。
建国初期：被质疑的“白专”
建国之后，随着高校院系调整，各个大学学科的专业性更强了。但是，义务教育、中学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性质完全不同。1957年，毛泽东对教育提出了著名的指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力、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了中小学教育的目的。既然目的是全面发展，那就意味着有很多学生还没有达到全面发展。偏科从民国时候的天赋异禀，变成了教育体制下的人为缺陷。当然，在不同的阶段，社会对全面发展的认识又有区别。
在改革开放之前，“德智体”全面发展虽然是人所共知的口号，但实际上，真正决定学生在教育体系里能走多远，决定一个人是否被塑造成了合格的人才的“指挥棒”是另一个口号：又红又专。这个词今天可能不太被使用了，但在当时特别是恢复高考之前的年代，则远比“德智体”更讲政治。所谓红，是指政治信仰和意识过硬；所谓专，是指专业水平、“文化课”学得好。
当然，在这个语境里，“红”的重要性要高于“专”，没有“红”的“专”被称作“白专”，是真正的偏科，要接受批判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又红又专”这个词有什么理论上的问题，为了培养新中国的建设者，教育的目的既是专业的又是思想的，这本是新中国教育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在实际的执行中，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譬如，当年陈景润因为做出“1+2”而刚刚为人所知时，他头上还顶着一顶“白专典型”的帽子，这个帽子远比进击哥德巴赫猜想更神圣。所以当时很多人非常不理解，为什么要关注、宣传一个偏科的“白专典型”。甚至到了70年代末，徐迟为了撰写报告文学，深入陈景润的单位采访时，还时常受到类似的质疑。在那个时期，偏科，特别是如果像陈景润这样的偏科，不仅得不到天才光环的加持，个人还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从被崇尚到高考失利风险
1978年伊始，在《人民文学》第1期上，徐迟所写的“非虚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终于刊登出来了，这篇以陈景润为主角、赞扬科学和科学家的报告文学一时间家喻户晓。
陈景润宣传画。
这一年的3月，经过李政道多年的大力呼吁，在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了第一个少年班；还是这一年的3月18日，被誉为“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种种大事件，使得社会上所压抑的对专业、对科学的蓬勃热情一下子鼓胀起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饱含着当时人们崇尚科学、仰慕科学家的心态。
一方面，理工科成为了80年代的宠儿，“文化热”、“诗歌热”虽然在当时也很时尚，但在教育领域，无疑是理工科独占鳌头。另一方面，陈景润的天才形象，和最早几批少年班的天才形象相互叠加，更使得理工科一时无比荣耀。而“偏科”，再次悄然成为了一个正面的词汇，意味着理工科天才，意味着未来的陈景润。
等到时间推移到新世纪，随着高考制度的逐渐完善，社会价值的日趋多元，历史上民国时期的“破格”录取已经很少见了，“又红又专”的年代也已经远去，大家固然还会对陈景润式的天才心存敬仰，但面对偏科天才已不再狂热。
在各类焦虑蔓延生长的今天，偏科也成为了焦虑的一种，偏科不再意味着“偏才”，而是意味着高考失利的风险，“分分必争”的残酷令偏科的学生们焦虑万分，令家长们忧心忡忡。偏科最大的社会效益，恐怕就是给各类培训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偏科背后的价值观：教育价值的功利化
对偏科这种现象，社会的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同的褒贬。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支配这种褒贬变化的动力实际上只有一种，那就是大众对教育价值的功利化态度。
全面发展作为一种教育的目标，无论教育部门怎样完善教育制度，大众的态度却始终是功利的，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当偏科意味着特长，能带来名誉甚至财富时，就会被追捧，反之则被视为缺陷。一个偏科的高中生就像一个“病人”，始终面临着学校和家长极大的压力，他会想尽办法弥补弱项，以求“治愈”；而一旦进入大学，选择了偏科作为专业，那么偏科很可能成为他的技能点，他将领先其他同学，成为极为优秀的人才。
此时，我不禁怀念起古代的教育，古代的教育当然也有非常多的问题，也未必适合当代人。但是，古典时代的教育和现代人的教育有一个本质的区分。那就是，古典教育并不是旨在知识的传授，而是一种人格的教化，既无关学科的划分，也没有标准化的考核，因此，也就不存在偏科这种现象了。
而现代教育虽然也以育人为目标，但其实际的做法却是培养掌握各类技能的专业人才，从而服务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种种岗位。如果有读者愿意阅读一下古希腊哲人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文艺复兴哲人伊拉斯谟《基督君主的教育》，以及中国儒家关于教化的种种论述，就会深刻的感受到这种古今的差异。
当然，古典教育与现代教育之间的鸿沟是难以填平的，偏科作为现代中国教育中的一个现象也难以消除，这是由现代社会的结构和运行逻辑所决定的。我们能做的，是尽量不以功利的价值观去衡量一个孩子的选择，不管他是否偏科；也要在宽容个别陈景润式天才的偏科人才的同时，确保高考制度能够符合大多数学生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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