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卜書是研究占卜術、占卜思想和占卜行為的重要依據。但是唐代以前（包括唐代）的占卜書很少流傳下來。筆者在整理敦煌占卜文書的間隙，恰好有個機會去日本訪問，就順便調查了一下日本保存的唐代占卜典籍，發現有一些為國內所不存，因此想有必要將其中的重要典籍介紹給國內讀者。
日本保存的最重要的占卜典籍是《大唐陰陽書》①。按《陰陽書》在唐初很流行，唐太宗曾“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偽，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呂）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並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舊唐書·呂才傳》）。但是由於《陰陽書》內容太龐雜，逐漸不符合日益發展的占卜術的需要，到唐後期就分化成各種不同的占卜書了。《舊唐書·經籍志》所載呂才撰《陰陽書》五十卷（《新唐書·藝文志》作五十三卷）和王粲撰《陰陽書》三十卷到宋代就只剩下“呂才《陰陽書》一卷”，到現在，除敦煌文書中有《陰陽書》殘卷一件、以及《玉函山房輯佚叢書》收有從史籍中搜集的七、八條記載外，其他已經蕩然無存。
但是唐代編纂的《陰陽書》最遲在天平十八年（746）已經傳到日本。寬平年間（889-897）根據當時實有圖書編寫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明確記有“《大唐陰陽書》五十一卷、《新撰陰陽書》五十、呂才撰”。這其中的《大唐陰陽書》保存到現在有七個本子，分別藏在靜嘉堂文庫、天理圖書館內吉田文庫、京都大學圖書館、東北大學圖書館、國立天文臺、國立公文書館（舊內閣文庫），以及茨城縣的六地藏寺。根據日本學者研究，這些本子都不是唐代寫本，並都源自嘉祥元年（848）歷博士春日真野麻呂的一個抄本；也都不是全本，而只存有卷三十二和三十三。這可能是因為卷三十二和三十三與曆法關係最深，後來又被採入到日本的“陰陽道”中，所以被“陰陽道”家族秘藏從而得以保存下來的緣故。筆者在日本公文書館看到了內閣文庫本、在東京大學日本史料編纂所看到了一個不屬上述七個本子的《大唐陰陽書》的複製本。這二個本子基本一樣，只是內閣文庫本僅存卷三十二。拿日本保存的《大唐陰陽書》與敦煌《陰陽書》殘卷以及《玉函山房輯佚叢書》所收《陰陽書》的佚文比較，從形式到內容都很接近（有些文字幾乎完全一樣），可證現存日本的《大唐陰陽書》確是抄自唐代的《陰陽書》。它們是研究唐代《陰陽書》的重要資料。
唐李鳳撰《天文要錄》五十卷，在《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中都沒有記載，但卻屢見於日本古代史籍。最早的記錄是《三代實錄》卷二九清和天皇貞觀十八年（876）七月條，然後在《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明確記有“《天文要錄》五十”。日本現存的《天文要錄》大約是十七世紀的抄本，雖有二、三個本子，但都源自尊經閣本。筆者看到的本子是東京大學日本史料編纂所藏的抄本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的抄本。二個本子都不是完本，後者存有二十五卷。《天文要錄》卷一有唐高宗麟德元年（664）李鳳的序，五十卷的內容主要是日月佔和星佔，書中引用了唐和唐以前的天文、星佔、五行、曆書等共計六十種。但是此書也有可疑處，比如李鳳所書官銜“河南左中三公郎將”就不似唐官；引書中的“《唐順歷》二卷，李達撰”之類也很可疑。儘管如此，《天文要錄》自九世紀起就傳承有緒，其中還保存了許多中國已經失傳的占候書，因此是一部重要的唐代占卜典籍。
唐薩守真撰《天地瑞祥志》二十卷，與《天文要錄》一樣，不見於中國古代官私目錄，但在前述《三代實錄》中有記載。《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則記為“《天地瑞祥志》二十”。此書在日本現在只有尊經閣文庫藏的一個殘抄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即抄自尊經閣本。筆者看到的就是京大人文研的本子。這個殘抄本僅存九卷，即卷一、七、十二、十四、十六至二十。《天地瑞祥志》是將天文、地象、人事的祥瑞按項目分別整理的類書，所存卷一是“條例目錄”、卷七是“星象”、卷十二是“風”、十四是“音聲、童謠、妖言”等、十六是“月令”等、十七是“宅舍”等、十八是“禽”、十九是“獸”、二十是“祭”。卷一有薩守真上的啟，署名是“大（太）史臣薩守真”、署日是“麟德三年（666）四月日”。《天地瑞樣志》也引用了許多佚書。這些佚書不僅對研究唐代祥瑞思想有用，其中引用的唐代令文對近年進行的《唐令》復原工作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有一冊《百忌歷》。按《百忌歷》在晚唐五代非常流行。《十國春秋》卷一0二《荊南四·李載仁傳》②記李載仁信宜忌，“與妻閻異室而處，一日閻忽叩閣至，載仁亟取《百忌歷》視之，大驚曰：今夜河魁在房，那可就宿？”是夫妻同房都要查查《百忌歷》。又，洪邁在《容齋續筆》卷四③中寫道：“唐呂才作《廣濟陰陽百忌歷》，世多用之”，則到宋代，《百忌歷》依然流行。查《新唐書·藝文志》，記有呂才“《廣濟陰陽百忌歷》一卷”,《宋史·藝文志》記有“呂才《廣濟百忌歷》二卷”。這些當時流行並著錄在史志中的《百忌歷》，基本上已經佚失了，以至我們不知道《百忌歷》是一種什麼樣的書。
日本藏的這冊《百忌歷》，在正文第一行寫有“新雕陰陽廣濟百忌歷”字樣，這讓我很興奮。我想這應該就是呂才編的、著錄在史志上的《廣濟陰陽百忌歷》。細查這本《百忌歷》的內容，有很多與敦煌占卜文書的內容很近似。比如《百忌歷》中有用朱雀、白虎、青龍、玄武的頭、足、脅來佔婚嫁、喪葬、移徙等的內容，而S.2729V文書也有“推四神頭脅足日嫁娶、生子法”；《百忌歷》中有“推九宮鬼煞臨人運命方所”，提到的九宮是“一吉、二宜、三生、四煞、五鬼、六害、七傷、八難、九厄”，這與S.5553“推三元九宮行年法”文書中的九宮和宜忌完全一樣；《百忌歷》中有“佔鴉？鳴經”，提到“若是一百步內即佔之，若一百步外不用佔之”，而P·34
79“烏佔習要事法”文書最後也寫有“若烏鳴在百步內即佔，百步外不佔”。這些相似起碼說明了二個問題。第一，這冊《百忌歷》應當抄自唐代寫本，極有可能所抄即為呂才編的《廣濟陰陽百忌歷》。第二，由此推論，敦煌占卜文書中有相似內容又沒有書名的文書，極有可能是《百忌歷》的一部分。這冊《百忌歷》據書後題名，是日本陰陽道家族安倍家人抄於正德二年④即公元1712年，後歸宮內省圖書寮。安倍家一直保存著許多傳自唐代的占卜秘籍，從這一點來看，本冊《百忌歷》抄自唐代寫本的可能性也很大。關於這冊《百忌歷》的傳承，倒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以上幾種寫本都是各圖書館的珍藏，一般只能照相複製，價錢不菲，只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藏本明確寫明“禁複寫”。
此外還有一種《卜筮書》。據《中華讀書報》2000年11月8日嚴紹璗先生《在金澤文庫訪“國寶”》一文介紹，金澤文庫存有一件“八九世紀時代的《卜筮書》一種”。這件《卜筮書》我沒有見到，可能就是羅振玉當年影印公佈的《卜筮書》殘寫本，現在收人《羅雪堂先生全集》。據羅振玉研究，此件僅存“卷第廿三”的《卜筮書》避唐諱，背面又有“元慶五年比丘慧稠書授菩薩戒儀”，而元慶五年相當於唐乾符四年（877)，故此件寫本是傳到日本的唐寫本。前述嚴先生文也認為是唐寫本，不同意“長澤規矩也先生判定為日本平安時代寫本”的說法。但是，此件《卜筮書》第一其名即“卜筮書”不似唐人占卜書名，第二其中的一些錯字若是唐人絕不會寫錯，比如干支中的“庚”字全部寫成“康”字等，因此很有可能是日本寫本。不過其底本應是唐人寫本，所以對研究唐代占卜典籍來說，這也是一件難得的重要資料。
回想漫步東京新宿街頭，支起的卦攤上的招牌全是漢字：“易佔、手相、人相、氣學、姓名判斷”。韓國已經不用漢字了，但我在漢城熱鬧處卦攤的一大排韓文之上，也仍然能看到赫然二個大大的漢字：“神佔”！中國古代的占卜術對日本、韓國的占卜術有著重要影響，但研究中國古代的占卜術，還要從日本從朝鮮半島尋找資料，這也是文化的一種國際交流吧。
註釋：
①以下三種書即《大唐陰陽書》、《天文要錄》、《天地瑞祥志》的介紹，參考了中村璋八《日本陰陽道書研究（增補版）》，汲古書院，2000年第三版。
②中華書局標點本。
③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
④但此處有些疑問，即題名寫正德二年是“壬戌”，但查年表，應當是“壬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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