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到17世纪初期，基督教世界最大的祸患就是在欧洲东南方及南方侧翼兴起的奥斯曼帝国了。

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奥斯曼土耳其的陆军实力与海上力量再次崛起。到了1520年，奥斯曼帝国已经吞并了希腊、爱琴海诸岛以及波斯尼亚靠近亚得里亚海的达尔马提亚海岸，并且奠定了自己在巴尔干的霸权。

奥斯曼帝国在1526年的莫哈奇（mohacs）之战中大胜匈牙利军队，加强了它在匈牙利平原中部和喀尔巴阡山脉的影响力。并且在克兰西瓦尼亚和摩尔达维亚建立了效忠于自己的从属国。这些战果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划分了一条漫长而又脆弱的边界，这道边界离维也纳近的让人感觉恐惧。

甚至在苏莱曼驾崩的1566年，仍然有1500多万人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帝国的领土如怪物一般庞大，它的核心位于伊斯坎布尔即君士坦丁堡。精明的欧洲观察家们既羡慕奥斯曼帝国的国家结构，又惊叹于伊斯坦布尔的宏伟壮丽。

当然，让他们最为惧怕的还是奥斯曼军队的严苛纪律和庞大的规模。伊斯坎布尔变成了帝国的橱窗，1566年时有超过25万人在这里生活。大巴扎（Great Bozaar）和皇宫、托普卡帕翁宫（Topkapi Saragyi）、大量的清真寺及附属的神学院、医院和公共浴室，装点着这座伟大华丽而又绚烂的城市。

不可忽视的威胁——海陆并进的奥斯曼

奥斯曼帝国同时也是一个海上强国，整个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在地中海都占据着优势。1517年奥斯曼的赛利姆一世征服埃及和叙利亚。1522年苏莱曼以300艘战船加上10万陆军的惊人规模围攻罗得岛。

尽管罗德岛有十分坚固的要塞和港口，但岛上守军（骑士与雇佣军）只有600人，就算把临时的征召兵算入人数也不过6000人。苏莱曼的军队对罗德岛进行了半年之久的围攻，最终迫使守军投降。

这两场战争开启了奥斯曼帝国在西亚腹地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占领殖民活动，为了实现长期主宰地中海中部和各海峡的战略布局，奥斯曼帝国通过中间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为穆斯林海盗颁发执照，授予当地人总督的职位和高级军衔。

1538年，以西班牙为首的欧洲神圣联盟集结了139艘重型桨帆船和70艘帆船围攻普雷韦扎湾，结果被只有90艘重型桨帆船和50艘小型划桨船的土耳其海军击溃。

普雷韦扎湾海战的胜利让奥斯曼帝国控制整个地中海长达33年。虽然土耳其人之后在班德勒多海战中失败，但是直到17世纪中期，欧洲的船只在地中海南岸仍然无法自由航行。

没有了十字军，只剩下保家护院的“神圣联盟”

当然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没有再次唤醒十字军东征的狂潮，因为前者实在过于强大。16世纪的地中海真实的见证了一场海洋版的文明的冲突，而在16世纪上半叶，比起镇压异端（新教徒），整个天主教世界更在意于防御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教皇国的外交事业的核心已经转变，他们竭尽所能的构建一个对抗异教徒的神圣联盟（Holy league）。

这个同盟在教皇庇护五世任内终于成形——虽然这个神圣同盟几乎屡战屡败。在16世纪最后20年，教皇国始终把更多的资源放在抗击奥斯曼帝国，而不是打击新教运动上。

所需的经费除了来自自己的金库，也依靠虔诚信徒们和有志之士的慷慨捐赠。教皇国的宣传口号也借鉴了中世纪前代教皇全力组织十字军东征时的动员令。

对于皇帝查理五世和他的儿子菲利二世而言，奥斯曼帝国的威胁更为实际，鼎盛时期的西班牙帝国既要保证对海外殖民地的不断探索与扩张，同时也要完成哈布斯堡王室历代的夙愿——称霸欧洲。

奥斯曼的强大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军事借口，抗击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是保护基督教世界的（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所以他们可以藉此理由名正言顺的动员整个欧洲力量（查理五世时期的西班牙帝国也基本上控制了欧洲几乎所有最富饶的地区）。

对于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是这一时期维系基督教世界团结的重要手段，尽管基督教世界的内部正因为新教的萌生而分崩离析。

焦虑与恐慌

土耳其的异教徒形象无疑在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敌意里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这种潜藏的焦虑有能力在人们的心中制造恐惧并激发忠诚，对于直接面临奥斯曼帝国扩张的地区的居民更是如此。

不过，这种敌意不再体现为一项具体的事业，即征服胜异教徒——十字军东征。在此时，欧洲的十字军已经转化为一种防御性质的联盟。前者的目标是扩张，而后者的目标是保护。

这也体现了在近代史早期基督教世界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衰弱的情况。

以及奥斯曼帝国的空前的强大，圣战的目的是保卫基督徒的世界免遭侵略者的践踏，这些侵略者是所有基督徒共同的敌人，对基督教世界可能遭到颠覆的恐惧深入人心。

1529年，奥斯曼帝国对维也纳的围城刚告一段落，查理五世立刻派驻维也纳的大使罗伯特·尼尼奥（Ruberto Nino）出访奥斯曼帝国——后者就是哈布斯堡王朝插入奥斯曼帝国并观察其动向的一个眼线。

罗伯特·尼尼奥当即向查理五世报告了苏莱曼大帝的海军正在为下一次进军罗马的军事行动所做的准备，其在信中说道：“苏莱曼做梦都想得到那座城市，他不断的高呼去罗马！去罗马！”

1566年威尼斯的宇宙学家，鲁谢里（Jeronimo Ruscelli）出版了一本当代统治者纹章集，他绘制的每一个纹章都揭示了相应统治者隐秘的野心。

苏莱曼的纹章是四盏烛台，其中只有一盏有烛火燃烧，鲁谢里对这幅画面的说明直截了当：四盏烛台，代表4个大洲，奥斯曼土耳其已经染指其中三个。

登陆第4个大洲，也就是刚刚发现的美洲，对于奥斯曼帝国已经是指日可待——奥斯曼帝国的野心是打造一个世界帝国，让伊斯兰文明进入所有的已知世界。

不过对于土耳其来袭的焦虑，也有不同的诠释方式。比如，德西德里乌斯·伊斯拉莫（Desiderius Erasmus）虽然相信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不容小视，但是起初他认为唯一的应对之道是通过内部改革，让基督教世界更加坚固。

然而在1529年奥斯曼帝国围攻维也纳之后，伊斯拉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宣称基督徒个人和集体都有义务拿起武器保护那些在前线受苦的人。他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路德教徒和新教已经严重妨碍了欧洲基督教世界对自身的保护。

因为当时无论是马丁·路德还是后来的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都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威胁是来自上帝的警告，既然奥斯曼的侵略是上帝的惩罚，那么用武力抗拒上帝的意志则是不可饶恕之罪。

“叛徒”

“投靠土耳其人”（16世纪的欧洲民众的普遍认知是：穆斯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基督徒也就是当时的“叛徒”（renegades）的存在是当时所有出版物的热门话题，也是当时人们更深层次的焦虑。

在当时，欧洲人投靠奥斯曼帝国或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行为，并不全是为外力所迫，比如16世纪初，爱琴海诸岛中的纳克索斯岛（Naxos）和斯卡潘托岛的人们就是把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当成拯救他们脱离基督教压迫的解放者，并且给予前者以热烈的欢迎。

奥斯曼帝国在匈牙利平原的地位巩固，难道靠的不是当地农民的默许吗？他们早已不堪基督教统治下的沉重负担，他们期待奥斯曼帝国实行正义，在当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政策是米勒特制，即为宗教宽容制，在欧洲的教会法里，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犹太人有罪，不过大规模的屠犹事件也多次发生，平信徒、和受迫害的新教徒，以及无神论的欧洲人很多都选择移民奥斯曼帝国）。

伊斯坎布尔不仅有清真寺还有大量的犹太教堂。顺便说一下，直到现在东正教的“君士坦丁大牧首”仍然是东正教十五个教区中最重要的领导人物之一，君士坦丁大牧首必须是土耳其公民且还必须是东正教神职人员。

摩洛哥著名的“蓝色之城”——舍夫沙万就是15世纪被西班牙王室迫害的犹太人逃难的最终目的地之一，满城的蓝色也是逃难而来的犹太人的杰作。（一说舍夫沙万就是逃难的犹太人建立的。不过摩洛哥当时虽是伊斯兰教国家但还并不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

结语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耳其的异教徒传统形象也变得更加复杂了。到了十六世纪末期和十七世纪初土耳其人已经不再仅仅是宗教上的一种“他者”（other）。

欧洲人开始把土耳其的君主专制和穷兵黩武与更广阔世界里其他民族的特征进行比较——通过在这个更广阔的世界中的对比，欧洲人对自己的了解也更加深入，“欧洲”的整体概念真正形成了。

基督教世界与奥斯曼帝国不共戴天的看法慢慢地消逝了，人们开始不情愿的承认两者是可以共存的。后一种观念的出现让顽固的反异教徒思想土崩瓦解，基督教世界的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已经过去并且也不可能在复苏了。

他们不得不承认强者，并想方设法在混乱的16世纪保护脆弱的基督教世界——16世纪的欧洲是一面镜子，它不仅照映出了美洲的地理和文化，同样，它也是黎凡特（此处的黎凡特是历史学上广义的称呼，泛指东地中海的广大地域，除了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等地区还包括土耳其、希腊、埃及和昔兰尼加）的参照物。

参考文献：

16世纪奥斯曼帝国北非海盗政策研究

16世纪欧洲基督教徒的奥斯曼观念探析

Crusade or cooperation？ Savary de Brèves’s treatises on the Ottoman Empire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sixth edition， 1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