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至少可以追溯到汉魏前后，卢沟桥所在的古渡口已经成了我国北方交通的重要枢纽。从地图来看，自华北大平原北上，经卢沟桥渡口，一路向北转西，出今天的昌平南口可以直趋塞上蒙古高原；一路向东转北，出古北口，可通向东北平原；一路向东经燕山南麓直趋海滨出山海关，可直抵辽河平原。

反之，从蒙古、东北南下经过卢沟桥渡口，可以经华北大平原直抵中原，以及中国广大的南方地区。

那么显然的，作为交通要津，卢沟桥渡口所在的地理位置，早在中国的很早时期便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在北京从北方的军事重镇摇身一变为都城之后，这种战略意义就更加明显地显露出来。

完全可以想象，在石桥尚未能够建造以前，卢沟桥所在的渡口，还必须通过搭建简陋原始的木桥，或架设浮桥，俾利通行。这在许亢宗的《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里可以看到：“过卢沟河，水极湍急。燕人每候水深浅，置小桥以渡，岁以为常。近年，都水监辄于此河造浮梁。”在范成大的《卢沟》诗中同样可以窥见：

草草舆梁枕河坻，匆匆小驻濯涟漪。

河边服匿多生口，长记轺车放雁时。

为什么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如是重要的边境渡口，竟然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不能建造起一座像样的石桥？毕竟建造石桥的技术性难题不存在，因为更早建立起来的位于河北赵县的赵州桥已经存续了很长很长时间。

背后的原由大概是这样的：

作为长期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侵略和中原政权经略东北的北方军事重镇，卢沟桥渡口作为进出古代北京城（蓟城）西南门户的重要所在，天然就是一处有利的军事屏障，承担着据险御敌的重任，加上这里一带长期战事频仍，任何一个政权，都几乎不可能考虑在这么一个边境之地修建起一座石桥来，冒险犯难，人为地毁灭和丧失掉卢沟河渡口这一天然的军事之便，给自己制造陷入军事入侵的麻烦，即便是后来在北京建立起陪都的辽政权，自始至终也不敢轻易地付诸过这样的行动。

正因如此，直到南宋年间，进出金中都（今天的北京），还必须依赖于这种十分简陋的水上交通工具——浮桥，范成大把这种浮桥在他的《卢沟》诗中称作舆梁。当然，弊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卢沟河流量极不稳定，一俟夏季，暴雨来袭，河水暴涨，这种稳定性极差安全度又很低的浮桥很容易被湍急的卢沟河水轻易冲垮，不敷为用，给两岸往来带来极大不便。

就是在这种冲垮—修建—再冲垮的长期无数循环中，卢沟河渡口作为承载南北往来的交通要津，一次次地完成了这个很不讨好又十分不轻松的运输任务。

情况终于出现了巨大转机。1153年，金主完颜亮定都中都（北京），寓示着这个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正式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作为一个并非统一的王朝，或许这算不上一件很大的事情，但却着着实实构成了北京城的一件大事，因为它直接奠定了北京城都城地位的正式开始，比之于辽的南京城（北京）陪都更进一步，然后历经元明清，直至今天。金朝定都北京，给卢沟桥渡口带来了历史性转折，从此卢沟河渡口告别了浮桥的历史，进入了石桥时代，不经意间，刷新了纪录，成为中国桥梁中一座颇有分量的杰出典范。

卢沟石桥能够兴建，背后有着十分明显的必然逻辑和促成因素。因为无论从军事上出于南下侵宋的考虑，还是从经济上发展农商的考虑，在当时已经是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了：这种临时搭建起的浮桥或小木桥，与日益强大起来的金国的统治需要不相称，与稳定的政权所需要的重要交通保障能力不相称，自然而然也就需要一个像样的水利工程来支撑这个已经在北京稳定立足的新兴王朝的西南门户。因此，在卢沟桥渡口建造坚固耐用的永久性石桥，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了金廷的一件大事。

正式提出修建石桥的是金世宗完颜雍，他是完颜阿骨打的孙子，金朝第五代皇帝，但真正令这项计划付诸实施的，是继任者金章宗完颜璟，《金史·河渠志》对这段历史情境记载如下：

大定……二十八年五月诏：卢沟河，使旅往来之津要，令建石桥，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复以渉者病河流湍急，诏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桥。明昌三年三月成。敕命曰广利。

从时间上推断，金世宗下诏建造石桥，是公元1188年，工程还未开始动工，世宗驾崩。次年，金章宗继位，章宗皇帝一开始并没有建造石桥的计划，脑海中所想的依旧停留于以舟代桥的思想，终于在经历过些许的权衡之后，才下定决心，更命建造石桥。

明昌三年三月，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崭新精美的卢沟石桥终于落成，与此同时一个吉利的名字——广利桥，作为这座艺术品般的联拱石桥的官方正名，被确立下来。

这一年，是公元1192年。

▲卢沟桥

广利桥的建成，在金国是一件大事。近代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研究金代历史，认为终金一代，除了在中都城内大兴土木，还在郊外进行了多处重要建设，其中对后来城市发展有深刻影响的有三处：一处是在东北郊外的一片天然湖泊上兴建大宁宫，这个宫殿成为后来元代营建大都进行规划设计的重要依据，它的中心就是今天北海公园的琼华岛；一处是在西北郊利用古代饮水灌溉的车箱渠故道开凿金口河，以引永定河水入中都北护城河，再继续开渠至通州，以通漕运；第三处就是兴建广利桥。

兴建广利桥，工程规模当然很难和大宁宫和古运河相当，但在古永定河渡口上兴建这十一孔联拱石桥，使得自远古时起就逐渐发展起来的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在最容易中断的地方获得通行无碍的保证，却是一件值得写上一笔的重要举措，因此赋予它一个吉祥的名字，作为一种隆重的官方仪式，再正常不过了。至少从字面来看，这个名字取得很不差，说得上名副其实，自然也就非常得体了。

讽刺的是，这么一个考究之中带着些许抽象意味的名字，并不及民间通俗形象的称谓来得更加顺口适用，因此卢沟桥渐渐地取代广利桥，并流传至今，不能不说有着桥背后的民意基础。

二

今天我们细细一算，卢沟桥从建成至今，正好830年。一座建筑，可以稳稳当当地跨越830年而依然完好，背后的原因当然除了坚固，还是坚固，这种坚固既在于取料做工上，又在于结构设计上。

至少对于那些至今仍为我们耳闻目见的中国重大建筑——它们大多数都是官方组织的重大工程——包括卢沟桥在内，都不存在今天资本化的社会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偷工减料现象，因此无论在用料，还是做工上，都很少出现重大质量事故；而在结构设计上，建造设计者们极富智慧和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的工程设计哲学，使得整个工程无不处处体现着道法自然和追求适用的实际思想，这样的一种自始至终都一以贯之地表现于整个工程的两种认真结合在一起，当然可以形成一个个巧夺天工又足可对抗岁月消磨与侵蚀的建造杰作了。这种早在几百上千年前就为我们的祖先所庄重实践着的认真，恰恰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所应当努力继承的，遗憾的是，它曾经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严重沦丧。

在这里，完全不用对卢沟桥建造设计的精巧和智慧作过多的介绍。关于卢沟桥建造结构的研究成捆成捆，那是桥梁建造专家的事情，我们大可将那些专业拗口的术语和表达放在一边，只需静静地走到卢沟桥前，默默地感受一下它震撼人心的表里，轻轻地读一读关于这座石桥的修葺次数，便可以足够地了解到这座石桥那令人咋舌的坚固程度，以及它巨大的承载力了。

在条件非常简陋的条件下，当年的建造者们依靠双手在湍急的卢沟河上垒起一座宏伟的水上工程，论工程难度，恐怕比之于建造长城更加巨大，工程所面临的考验同样更大，因为除却同样的风吹日晒和其他各种自然侵蚀，卢沟桥所面临的，还有常年夏季洪水的不小冲击，以及每年初春时分，解冻的卢沟河水夹着巨大冰块，从上游奔袭而来，一次次短兵相接，都意味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厮杀，而卢沟桥始终能够成功抵御初春盛夏这两场猛烈的攻势，就不能不让人由衷赞叹其伟大的建筑成就了。

这样坚固的工程，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即便在它建造后的一两百年的时间里，都很难有什么大的实质性损害。事实上，从档案记载看，金元两代确实没有发现有过修缮的记录；明代以降，这种修缮工程才渐渐地形于史册，但前后14次修缮，仍然算不上很大的工程，桥体的一些关键部位依然坚固。用不着对这14笔流水账作出清楚的交代，稍稍了解一下清中叶的一次半途而废的修整事件，我们就可以大体地窥测出卢沟桥坚固的工程背后，究竟隐含着一种怎样的工程建造良心和建造文明。

乾隆时期，有司发现桥有损坏，“司事之人有欲拆其洞而改筑者，以为非此不能坚固”，结果拆开桥面一看，但见桥拱结构“石工鳞砌，锢以铁钉，坚固莫比”。由此而知，“虽欲拆而改筑，实不易拆，且既拆，亦必不能如其旧之坚固也”，事情的结果当然也就犯不上弄巧成拙，去多此一举，于是只在路面进行一些象征性的修葺而作罢。

这一来，对大兴土木一向颇有兴致并心高气傲的乾隆也无语了，并很是发了一通感慨：

朕因是思之，浑流巨浪，势不可当，是桥经数百年而弗动，非古人用意精而建基固，则此桥必不能至今存，然非拆其表而观其里，亦不能知古人措意之精、用工之细如是之亟也。

要知道，这个时候，离卢沟桥建成已经过去了600年。

卢沟桥在建筑上的“措意之精、用工之细”，到了巨细靡遗的程度，从设计、建造到各个细节的处理，均充分考虑了桥体的抗击能力和整体协调性。

卢沟桥的整个桥体为石结构，在桥墩、拱券等关键部位，以及石与石之间，嵌以带棱带角呈“8”字型的腰铁，以将两石牢牢相联。

在桩基的工程做法上，又采取“插柏为基”的办法，在河床桥位上打入一根根柏木桩，以为基础，然后在桩基上砌石为墩，大大地增强了桥墩的承载能力。

在桥墩的设计上，又巧妙地建造了分水尖，这还不算完，在分水尖上的基础上又装上三角铁柱——“斩龙剑”，使得桀骜不驯的河水冰块在碰击三角柱后，乖乖地分开，按照河水的惯性顺从地沿墩入券，然后以一道优美的流线型快速流出券洞。

……

种种建造设计，无不因应着一切从实际出发，既在最基础性的坚固上认真着手，又在一众细节问题上大做文章，最大限度地降低河水对桥体的冲击，并妥当分流，减轻压力，有效抵御河水威胁。

为什么在中国的古代，可以诞生出一大批包括卢沟桥在内的重大工程，即便时至今日，它们依然可以以十分惊人的牢固程度屹立不倒？

不得不说，在某种程度上，农耕文明较之于现代工业文明，更有其经验加信用累加而来的建造文明。

在以农耕为主的古代文明中，人们以亲身的实践，积累了应对大自然的丰富经验，加上当时并无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一切工程作业，都是凭借着一双手在大大小小的建造实践中来回打磨，以求得最细腻精准的作业度量衡，这本身便是一种精益求精和认真不苟的体现。可以说，在最艰苦简陋的古代，工匠精神就在中国的一群苦汉子和设计者身上得到了最完好的诠释，而师徒制的技艺传承机制又几乎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施工建造和设计等环节上很难出现纰漏，风险控制和信用建设显得扎实有效，这一切，都使得项目管理这个最后的宏大课题在中国的古代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人为基础和实践运用，那么建造一座可以流传后世的宏伟工程，想不震惊世界都难！

如是，也便有了卢沟桥，有了长城，有了都江堰，有了直至今天还在吸引人们观览研究的那一个个中国建造奇迹。

▲卢沟桥桥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