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在內戰期間遭遇的直接破壞要小於阿勒頗、拉卡等北方城市，大馬士革的居民們同樣不得不忍受長達8年的物價波動、電力和供水短缺以及青壯年人口流失帶來的影響。更令人揪心的是，在戰後變得越發衰弱的敘利亞，這一切可能繼續惡化下去，使大馬士革這座曾經的偉大城市淪為中東甚至全世界的棄兒。
2017年9月2日，宰牲節清晨，一名剛結束集體禮拜的大馬士革少女離開著名的倭馬亞清真寺（李亞楠 攝）
身著棕色皮夾克的情報官員態度顯得很客氣。這個40多歲的中年人沒有穿制服，肩膀上也沒有佩戴軍銜或者其他識別符號，乍一看倒像是哈米迪耶市集（Al-Hamidiyah Souq）附近一個最普通的出租車司機。簡陋的臨時辦公室並沒有安裝取暖設備，因此多少還有些寒意。他從小火爐上提起剛剛煮過的咖啡壺，又拿來兩隻杯子放在我們跟前。
“土耳其咖啡？”我指了指被傾倒在粗糙淺口杯裡的深褐色液體。殘渣很多，微苦，是典型的本地咖啡。
“不要再說‘土耳其’了，這是阿拉伯咖啡！阿拉伯！”中年人的臉上隱隱有慍色泛出。不過幾秒鐘之後他就恢復了平靜，並且歡快地拍了一下手中的咖啡壺：“中國進口！我們終歸是多年的老朋友，對不對？”
事件是2019年1月1日下午兩點，我和攝影師李亞楠帶著窘態坐在大馬士革（Damascus）東郊小城杜馬（Douma）的巡邏隊指揮部裡，等待接受面前這位名叫法耶德的中年官員的盤問。當我們從老城附近坐上出租車、剛剛靠近杜馬城外側的古塔（Ghouta）郊野時，一名挎著步槍的警戒士兵急匆匆地趕了過來，將我們當場截住，用摩托車送進位於杜馬城深處的辦公室。隨後趕來的法耶德悠悠地開了腔：“說說看你們為什麼會來這兒吧。”
原因並沒有多麼不可告人：在持續8年的敘利亞內戰中，對首都大馬士革構成過最直接威脅的便是反政府武裝在東古塔地區，特別是其核心城鎮杜馬控制的“飛地”。自從2011年部分首都衛戍部隊宣佈兵變開始，東古塔就成為反政府武裝向大馬士革發射大口徑炮彈並截斷首都東面交通的主要根據地。由於通往機場的高速公路也處在東古塔遠程火力的覆蓋範圍內，大馬士革的民航交通一度中斷近5年之久。不定時地向首都中心尤其是老城附近發射冷炮，甚至成為反政府武裝向國際社會宣示抵抗意志的重要渠道。而在高峰期，這片“飛地”的常住居民一度超過20萬人，人們就在兩軍交火的間歇期穿過戰線、購買食物和飲水。直到2018年4月一次疑竇重重的化學武器襲擊事件後，政府軍才順勢收復東古塔，這已經是8個多月前的事了。
在倭馬亞清真寺附近的一家傳統紅茶店，兩名本地年輕人正在挑選阿拉伯水煙膏（李亞楠 攝）
2017年9月，我曾經冒險乘車接近東古塔，近距離觀察過這裡的交火情況。一路上那些被火藥燃燒的濃煙燻黑、所有門窗處都堆滿沙袋的殘破建築，正是內戰進入中後期的真實寫照：精疲力竭，但又無人甘心後退。這一次重返故地，則是為了觀察包圍圈內的實際破壞狀況，以及當地重建過程的進度。不過法耶德用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阻止了我：“朋友，也許你的確沒有惡意。但杜馬並不適合外國人觀光，你必須回城。”
即使只能在進出指揮部的間隙稍微一瞥前“飛地”的內情，我也能明白法耶德的意思。和8個多月前剛剛收復時的情形相比，這裡的景象幾乎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巡邏隊正帶著爆炸品檢測裝置在小路上謹慎地移動，試圖找到瓦礫堆裡殘留的炮彈和地雷。對建築廢墟和作為路障的汽車、樹木的清理尚未正式開始，此前留在“飛地”內的居民已被疏散至大馬士革市區，僅有數百名全副武裝的軍人和情報人員還在進進出出。對一貫重視外部形象的敘利亞政府來說，將綿延數公里之長的戰爭廢墟暴露在兩個外來者面前無疑是不妙的。
不過，這畢竟是戰爭爆發以來第一個長達7天的新年假期。隨著大馬士革周邊以及代爾祖爾省的軍事行動以政府軍一方宣佈勝利而告終，反政府武裝在整個敘利亞的控制區已經縮小到伊德利卜省以及霍姆斯省南部的兩小塊“飛地”。勝利在望的放鬆氣氛使得法耶德的態度變得空前和藹，在確認我們願意儘快回城之後，他甚至主動聊起了自己對中國商品的看法，並轉述了一則在敘利亞人當中廣為流傳、帶有典型阿拉伯式自我神化色彩的流言：“中國的經濟建設搞得很好。據說在40年之前，你們聘請了一位牛津大學的阿拉伯經濟學家當政府顧問，他為中國製定了第一份經濟改革方案。阿拉伯世界有許多傑出人才，但缺乏用武之地……”
半個小時之後，我們已經坐在了返回大馬士革的出租車上。而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裡，在阿勒頗、哈馬和霍姆斯，我們還將無數次被阻擋在進入戰爭廢墟或者某處居民社區之間。在今天的敘利亞，有太多需要隱藏的秘密無法向外來的觀察者顯露。但在2017年和2019年進行的三次敘利亞之行，依然使我有足夠的機會接觸到戰時敘利亞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大馬士革，這座全世界人類定居歷史最漫長的古城。
2018年2月4日，剛剛從“伊斯蘭國”控制區輾轉逃出的敘利亞人卡希姆·侯賽因·阿里與妻子和四個孩子
沙姆宮的日子
沙姆宮（Cham Palace）旅館斑駁的外牆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經過維護了。30年之前，它曾是大馬士革裝潢最豪華的本土頂級酒店，現在依然懸掛在大門口的銅質五星標識象徵著它的過往歷史。然而遠在內戰開始之前，往一個標準間裡塞進兩張或更多的床鋪就已經成為日常操作了。大堂裡黯淡的水晶吊燈和堆砌如空中花園一般的綠色植物代表了上世紀80年代中東設計師的審美品位，卻也在不經意間透露出更復雜的信息——即使是茁壯的爬山虎和玻璃穹頂上方堆積的厚厚灰塵，也遮擋不住迫擊炮彈爆炸震出的一條又一條裂縫。在2012年夏天首都巷戰最激烈的階段，與沙姆宮旅館僅有一街之隔的敘利亞人民議會大廈和貿易部辦公樓一度成為反政府武裝重點攻擊的目標，82毫米迫擊炮彈、RPG火箭彈和汽車炸彈的爆炸聲此起彼伏。大堂穹頂上留下的裂縫便是彼時的見證：在這個平均年降水量不足130毫米的城市，人們暫時還顧不上對它進行整修。
和2017年秋天第一次入住時的情形相比，16個月過後，大堂裡來往的客人略微多了一些。前臺經理阿比爾（Abir）抱歉地告知我，由於前來洽談重建業務的阿拉伯商人為數不少，標準客房的預訂價格相較2017年時上漲了1/3。這在今天的大馬士革並不是新鮮事：隨著中西部的軍事行動接近結束，陸陸續續已有數十萬難民從黎巴嫩經30M號公路返回大馬士革，加上東古塔地區的倖存者也被遷入城內，供水、供電狀況和物價相比兩年前甚至出現了進一步惡化。越來越多紅藍兩色的光點出現在了從高處鳥瞰全城的視野裡：紅色是由中國等友好國家捐贈的臨時儲水罐，藍色是印有聯合國難民署（UNHCR）標誌的防雨布。在這個社會和經濟資源因為戰爭瀕臨枯竭的國家，一切應對困難的辦法都只能是臨時性的：沒有人顧得上去考慮遙遠的將來。
在2017年那次歷時一週的大馬士革之行中，沙姆宮為我提供了一個觀察戰時大馬士革日常生活的最佳視野。每天早晨，當我從賓館頂層的旋轉餐廳向東古塔方向望去時，都會留意到迫擊炮彈和RPG火箭彈爆炸後升起的黑煙。而大馬士革人早已適應了這種戰爭狀態下的生活節奏，甚至不再對此感到恐懼。在穿過建成於19世紀、緊鄰倭馬亞清真寺的哈米迪耶市集時，熱心的店主會指著天棚和地面上的彈痕向我講述：“這一處是高射機槍子彈打出的窟窿，那一處是四年前一發迫擊炮彈炸開造成的……”與此同時，大炮就在不到7公里外的東古塔陣地上間歇性發出悶響，城中的居民們卻只把它當作最熟悉的伴奏音。
相比之下，2019年的老城周邊變得更加平靜了。新年假日期間，市集周圍的酒吧每每會被衣冠楚楚的青年約會男女佔滿，“網紅”比薩店和糕點店門前也會排起一溜溜長隊。但一待日落西山，真相便會從黑暗中默默湧出：把守街頭崗哨和檢查站的不再是制服整齊的精裝軍人，而是穿著格子襯衫和舊馬甲、斜挎油漆斑駁的AK-47型突擊步槍的四五十歲中年人。只有一兩個清潔工在埋頭清理歡慶過後街頭殘留的垃圾，而成片被背井離鄉的原主拋棄的居民樓依然是一片死寂，燈光寥落。有幾個晚上，以色列空軍定向轟炸大馬士革郊區真主黨武器庫的行動造成了大面積的供電中斷，人們便默默地走上陽臺，張望著導彈在夜空中飛行的軌跡。
從抵達沙姆宮的第一分鐘起，門口靠背椅上坐著的一箇中年人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顯然不是酒店工作人員——並未身著帶有標記的制服——但又擁有某種毋庸置疑的特權，可以肆無忌憚地打量和盤問每一個進出大堂的人。接下來的一個星期裡，我開始有意識地觀察那張靠背椅，發現會有三個中年人以8小時為一班進行輪換，其中兩個身著深色西服，衣領彆著一枚三色國徽，另一個穿著全黑的梭織夾克。我立刻回憶起了幾個星期之前聯合國難民署顧問、美國戰地女記者珍妮·迪喬萬尼（Janine di Giovanni）在郵件裡對我的幽默告誡：“整個阿拉伯世界的‘穆卡巴拉’（Mukhabarat），不管是在敘利亞、伊拉克還是沙特阿拉伯，打扮都很相近：一樣是劣質的黑夾克，一樣是八字鬍，彷彿無處不在。”
“是的，那就是‘穆卡巴拉’，也就是你們口中的秘密警察。”我的嚮導兼翻譯馬希爾·艾爾-莫內斯（Maher Al-Mounnes）皺著眉頭證實，“我們還是減少在酒店大堂見面吧，因為那些傢伙會盤問和登記我的身份。”年輕的女大學教師巴斯瑪說得更直白：“不會有通知，也沒有審判：當‘穆卡巴拉’對你產生了懷疑，當天晚上你就會悄無聲息地消失。也許在幾個月後傷痕累累地出現在家門口，也許就此變成某個不知名監獄花名冊上的一員。”另一個經常被她提到的組織是“沙比哈”（Shabiha），意思是“魔鬼”——“那是一群受政府支持的年輕幫派分子，有些成員過去就是秘密警察，在各個地下行業無孔不入。2011年的反政府示威遊行中，我親眼看到他們毆打、侮辱我的同學，四處刺探情報。”
這樣說來，某一天我在首都的四個不同地點反覆“偶遇”的那個還長著青春痘的捲髮小子，大概就是“沙比哈”的一員了。這反過來又證實了另一位歐洲同行的告誡：“不要在任何公開場合亮出你的採訪本，也不要在大庭廣眾之下和本地人談論政治問題。這並非因為敘利亞人不願對外國人敞開心扉，而是經驗使然：他們不確定擦肩而過的陌生人中有沒有密探，也不確定你會不會在疏忽大意之下洩露他們的姓名。”
“敘利亞是新聞的天堂，但也是記者的地獄”，起碼馬希爾是這麼認為的。每位獲得常駐資格的外籍記者都需要經歷麻煩重重的考驗：第一份簽證的有效期通常不會超過兩週，需要經歷向國家信息部的詳細報備才能獲得換髮長期簽證的資格。每次採訪任務都須提前做出申請，並由信息部的官員和軍警全程陪同，既是保護也是監視。政府十分樂於引薦對他們的外部形象有利的訪談對象或場景，但也會不定期地審核最終發表的文字和鏡頭。每年都會有不止一位外籍記者因為做出了“有損敘利亞國家形象”的報道而遭到驅逐。久而久之，歐美媒體人和旅行作家已不願再踏足政府軍控制區。他們會更多地從伊拉克、約旦和土耳其邊境進入反政府武裝控制區，留在那些顯性風險更大但活動不受限制的地區，而把大馬士革留在了信息真空當中。
2月16日，從“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境內的最後一塊控制區巴古茲鎮逃離的本地平民，進入庫爾德武裝控制區
“地上”與“地下”
“真不敢想象，若沒有巴沙爾這位個性強硬的總統，內戰的走向會是什麼樣。”沙姆電臺（FM Sham）的創始人馬哈茂德博士在他的辦公室裡朝我嚷了起來。作為當今敘利亞最有影響力的民營商業電臺的經理，博士歷來以自由派自居。“瞧，這是總統和我的合影。我並不認為這是一樁殊榮，所以不會像很多人那樣把它放大掛在牆上。我的公司裡也沒有任何政治宣傳畫。但事實證明，只有巴沙爾是靠得住的，美國人、沙特人還有那些聞所未聞的反對派都不成氣候。若不是總統在2012年頂住了壓力，又怎能等到後來俄羅斯的援助呢？”
“等一下。”我忍不住打斷了他，“究竟是巴沙爾真的足夠理想，還是你們沒有選擇其他人的權利？”
博士的沉默已經給出了答案。他不便陳述的還有另外一層深意：在這場將敘利亞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的戰爭中，沙姆電臺以及他本人都屬於直接受益者。在2011年反政府示威爆發初期，巴沙爾政權一度表現出願意接受對話的傾向；作為印證，敘利亞政府允許民間自由經營不受審查的廣播電臺，也短暫地開放過西方記者的簽證申請辦理。但隨著政局動盪升格為內戰，那些公開談論政治的民營媒體迅速遭到查禁，歐美記者也陸續被隱性驅逐出去。只有“免談國事”的沙姆電臺倖存了下來——他們播放的音樂節目、商業信息和體育新聞對身處嚴酷現實中的敘利亞人構成了一種調劑，對政府的形象也不至於構成衝擊。通過分佈在全國的上百位通訊員和兼職記者，沙姆電臺為首都的100多萬市民源源不斷地帶回關於霍姆斯、阿勒頗等激戰前線的新聞，但小心地避免區分造成傷亡的責任人，對當局的有限批評也只集中在賑濟難民不力、未能確保供電供水穩定暢通上。這為他們贏得了存活下來的空間，也贏得了來之不易的廣告收入和知名度。馬哈茂德承認：“一旦全國恢復和平，沙姆電臺的準壟斷地位將會被取代，會出現更多新的競爭者。”但他更加相信，在目前這個階段，電臺的數百萬聽眾和他本人之間乃是彼此需要：任何有助於暫時抽離出現實的娛樂方式都會被需要。
從沙姆宮旅館頂層的旋轉餐廳俯瞰附近的政府街區（李亞楠 攝）
2017年造訪沙姆電臺之時，馬哈茂德曾邀請我參與他們的節目錄音，為當時正在征戰男足世界盃預選賽亞洲區附加賽的敘利亞國家隊送上祝福。電臺播音員向我解釋說，在內戰長期化之後，任何來自國外探訪者的問候都足以令聽眾們感到新奇和振奮，特別是在敘利亞人深受喜愛的足球運動上。短暫的錄音時間結束之後，馬哈茂德用帶著歉意的口吻連聲和我道別：“也許你會覺得我的工作不值得驕傲。但我們別無選擇。”
外來者帶來的新奇感，不僅反映在電臺節目中。當內戰進行到第八年時，即使是在沙姆宮酒店這樣曾經門庭若市的場所，兩個陌生東方面孔的出現依然會引起所有住客的關注。阿比爾告訴我，在戰事最激烈的幾年，除去來自阿拉伯國家的訪客外，人口超過150萬人的大馬士革一度只有不到200名外國旅客暫厝，大部分是聯合國工作人員、俄羅斯和伊朗政府官員以及新聞記者。他們基本都居住在擁有巍峨外觀和完善安保條件的四季酒店：敘利亞旅遊部是那裡的股東之一。而在沙姆宮這樣的分散涉外酒店裡，工作人員對極少數入住的外籍人士的姓名幾乎可以倒背如流。或許是為了保留一點可憐的“國際化”色彩，阿比爾允許我用美元現鈔支付房費，這在當地屬於一種特權；大部分情況下，你必須先從匯率可疑的兌鈔小店套換出敘利亞鎊。
“你可以把美元交給我，讓我來搞定一切。”齊尼婭異常自然的口吻讓我感到猝不及防。就在幾個小時之前，這位敘利亞國家信息部的女職員還在打著官腔對我宣講外國記者在大馬士革活動必須遵循的規誡，包括避免和大學內的異議人士接觸、街頭群訪需要申請許可、無條件配合警察的隨時盤查等。但當我從卡松山附近返回沙姆宮時，她又異常自然地提出幫忙將美元兌換成敘利亞鎊。在老城附近的一處居民區，齊尼婭熟練地走進一幢居民樓，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換回了一沓半新半舊的紙幣。“我收了一點中間費，但依然比官方牌價來得優惠。”——顯然，這不是她第一次兼職類似的工作。在本幣匯率不穩，外匯又受到嚴格管控的敘利亞，無數地下匯兌交易是通過像齊尼婭這樣的“業餘”中間人來完成，哪怕它並不符合任何一項法規。
對齊尼婭來說，政府僱員和黑市交易者這兩重身份之間並不存在無法彌合的鴻溝：同樣是為了謀生。上一分鐘她可以用僵硬的意識形態語言對我宣讀禁令，下一分鐘則立刻變身為機警靈活的私兌外匯專家。“我不是同事中第一個這麼做的人，甚至也不是參與最頻繁的。”她向我解釋道，“即使是對自己的僱員，敘利亞政府能提供的東西也已經越來越少了。我有一些親朋好友已經去了歐洲，但我自己會留下來，繼續觀望幾年。”
從“伊斯蘭國”戰俘營死裡逃生的原政府軍士兵哈默迪·薩勒姆（左）和情報官員馬希爾（視覺中國供圖）
留守者們
29歲的馬希爾屬於大馬士革並不罕見的一類留守者：中產階級。大馬士革大學頒發的新聞學碩士學位以及精通英、法兩種外語的技能使他很容易從歐洲通訊社得到短期合同，也使他相當主動地承擔了為我擔任嚮導的工作。“我的許多老同學、親密朋友和親屬都已抵達歐洲，但我選擇留下。”這個略顯疲憊的年輕人有些激動，“我是新聞學碩士，不願在德國作為卡車司機或者烤肉小販度過餘生。留在這裡雖然有被緊急徵召入伍的風險，但至少維持著表面上的‘體面’。我有能力贍養父母和妹妹，也會因為工作的專業性受到尊重：而難民的身份將使這種尊重蕩然無存。我仍在祈禱全面和平能儘快到來，但我內心的安寧或許已經永遠消失了。”
體面並不是無代價的。隨著戰爭中後期徵兵門檻的下降，一度試圖逃逸於內戰之外的馬希爾也曾經面臨被強行送上火線的風險。在2017年秋天，他留守在孤城中的決心一度有些動搖：由於沒能獲得2018年秋季入學的博士候選人資格，而他與幾家歐洲通訊社的僱傭合同將在2018年春天到期；有半年左右的時間，他隨時有可能接到入伍通知書，被送去代爾祖爾或者伊德利卜的某條戰線服役18個月。這使得他在和我同行的一個多星期裡，時時流露出恐懼和絕望：“整個碩士班裡只有我一個男生，大部分年輕人要麼已經戰死，要麼逃去了國外。我只想做個記者，不想當屠夫。”16個月之後，兵役警報暫時解除了，但這並沒有徹底驅散他由衷的恐懼和困惑：“難道除了在戰爭中殺人和被殺，我們就不配擁有別的出路了嗎？”
在2011年內戰爆發之後的敘利亞，既得利益集團的邊緣人以及完全的赤貧者成為最主要的出逃者。敘利亞外交部前發言人傑哈德·馬克迪西（Jihad Makdissi）屬於前一類，他在郵件中告訴我：“在外交部任職的那些年，我就像是個被強行指定了委託對象的律師，絞盡腦汁為政府做口舌上的辯護。如今我終於可以像個真正的外交官那樣說話和行事了。”畢竟，無論是聯合國還是反對派，都會需要這位法國國家行政學院高才生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經驗。而對那些在威權統治的餘燼下忍耐了數十年的底層民眾尤其是遜尼派穆斯林來說，戰爭給予了他們逃離簡陋的山區住宅和麵容嚴峻的徵兵官員，在另一個國家開始新生活的機會——過去幾十年裡，當阿薩德政權尚有足夠的資源驅策其人民時，類似的機會是不存在的。
2019年新年假日期間，幾名大馬士革婦女在哈米迪耶市集一處小商鋪門前（李亞楠 攝）
意味深長的是，體力和健康狀況更佳的青壯年男子成為了第一批出逃者：他們被緊急徵召入伍的概率更大，因之離開的願望也更迫切。隨後是他們的妻兒和家人，再接著是變賣了房屋和家產、將最後一個敘利亞鎊也支付給“蛇頭”的中年人。在校學生、和父母失散的年輕女性以及多病的老年人被遺棄在了大馬士革，使得當地男女比例達到了1∶7的懸殊數字。“女同性戀現象在最近幾年正變得公開化。”馬希爾告訴我，“即使是留在死城裡的姑娘，也會需要生活和精神上的伴侶。人口學家曾經年復一年地渲染敘利亞的人口爆炸，他們意識不到，因為這場內戰，若干年後這裡將不再有新生兒。”
而對馬希爾和他的朋友們來說，留守意味著親眼目睹他們熟悉的那個國家陷入“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霍布斯式自然狀態。從遜尼派名城霍姆斯逃出的年輕音樂家薩利赫告訴我：“內戰爆發以前，我們還能用沉默迴避表態；但在戰爭開始後，AK-47和火箭彈強迫我們公開站隊。”在威權統治之下，遜尼派、什葉派、德魯茲派穆斯林和基督徒都不過是權利被剝奪的受壓迫者；但在內戰全面化之後，來自國外的“聖戰者”卻要求他們按照教派差異區分敵我，相互展開廝殺。“在霍姆斯被圍的那些日子裡，城外的政府軍在向市區開炮，而控制內城的各派反政府武裝和民兵也沒有一天停止過自相殘殺。”薩利赫回憶道，“我看到了範德盧特神父的屍體。他是一位在霍姆斯居住了30多年的荷蘭老人，耶穌會士，自願留在危城中幫助受困的平民，卻被自詡為‘解放者’的‘努斯拉陣線’武裝人員殺害。而在包圍霍姆斯的政府軍士兵中，有許多本身就是遜尼派穆斯林。我不知道該把這一切歸咎於哪個派別、哪個人，因為在那座城市，幾乎所有人的手上都沾過血。”
“不要忘記我們”
“試試本地產的拉克酒（Raki）吧！”馬希爾把一杯散發著茴香味的乳白色液體推到我跟前，“用葡萄釀造，算是傳統飲料。”當死亡的威脅和日常生活時時相伴之後，即使是嚴肅的教士們也不再批評年輕人的“褻瀆”之舉了。穿過老城清真寺宣禮塔和教堂十字架投下的燈光，我這位來自東方的無神論者和一位遜尼派穆斯林、一位德魯茲派穆斯林以及一位基督徒女士擠到了“氧氣”酒吧的一張小桌上，分享烈酒和水煙。
一杯拉克酒。又一杯拉克酒。一杯伏特加。隨著酒精造成的麻痺感漸漸升上頭腦，我突然理解了和我一起扎堆在這家小小夜店裡的年輕人們的心情。和每月僅相當於100～200美元的微薄收入相比，限量供應、標價3～5美元一小杯的烈酒無疑屬於奢侈品。但和隨時可能直面死神的明天相比，酒精至少能帶來一個晚上的鬆弛與遺忘。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成群結隊湧入，四周的燈光漸漸暗下來，懸掛在天花板上的球形激光燈開始轉動，年輕男女們不分穆斯林、基督徒抑或無神論者，開始跟隨音樂熱烈地舞蹈、擁抱。這是我在整個中東見到的最自由、最放縱也是最令人心酸的場景。但願長夜永遠不會過去，但願太陽從此不再升起。
“劉，我們時常擔心你們已經把敘利亞遺忘。”在離開“氧氣”酒吧的路上，馬希爾輕聲告訴我，“外部世界的人來到大馬士革，只是為了拿走我們的悲慘故事，隨後卻會將真實的我們遺忘。”當戰爭越來越接近終點之時，已經不再有多少新的國際記者試圖進入敘利亞：關於這裡的悲慘故事，在外部已經需求飽和了。
一個晚上，出租車把我帶到了卡松山西北山腰上新建的“上城”遊樂中心。隨著東郊的居民區、學校和娛樂設施陸續被東古塔的戰火摧毀，政府在大馬士革西郊新建了一系列臨時校舍和商業區，供遷移至此的家庭使用。工程人員甚至在“上城”內樹立起了一架小小的摩天輪，從頂端可以遠眺大馬士革中心區的一角。有那麼多六七歲的孩子眼巴巴地等在摩天輪下，只為在這和平的一角升上半空停留一兩分鐘。一隊小學女生正在人工草皮上舉行足球訓練賽，一個半大的姐姐正領著四個弟弟妹妹嘗試駕駛碰碰車——即使是在中國已經被淘汰十幾年的娛樂設施，依舊能讓這一刻的他們快樂到無以復加。一瞬間，我試著忍住不去想他們的未來：但願這些孩子永遠不必成為屠夫，更願他們不會在某一天成為屠夫槍口下的犧牲品。
第二次離開大馬士革的那個早上，天氣晴好，前一晚下過的一場春雪覆蓋了整個敘利亞西部。當我再度經過邁斯納的出入境大廳時，發現兩年前尚未安裝好的彩色“SYRIA”石膏字母模型已經被豎立起來。戰爭仍在進行，和平仍未到來，但我曾來到這裡、與沙姆之地的居民共度十幾個夜晚，並且是在不朽的、格外富有忍受力的大馬士革。汽車越過國界時，馬克·吐溫1869年寫下的一組句子猛然在我腦海中響了起來：“無論你回溯到多麼遙遠模糊的過去，總能在那裡看見大馬士革……它曾親眼目睹過無數帝國的累累白骨，還將繼續旁觀數不清的墳塋，直至最終毀滅。對大馬士革來說，年歲不過是一瞬，十年不過彈指一揮間。它的時間並不以年月日來計算，而是以它所見識到的帝國的崛起、繁榮和覆滅來衡量。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不朽。”
（感謝鄭一晗、戚豔、Maher Al-Mounnes、Janine di Giovanni、Abu Ali為本文提供的幫助。原中國駐敘利亞武官衡愛峰為文中部分信息提供了旁證。應受訪對象的要求，文中出現的部分人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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