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鵬
由於戰前日本對華情報偵察、滲透得很厲害，等到戰爭打響後日軍已能做到“先發制人、著著領先”，普通官兵的語言交流反而不算什麼問題，因為根本就用不上。
史載，這些日諜扮成外交官、洋行職員、商販、遊學者、醫生、學生、僧人、農民、漁夫、船工甚至苦力、乞丐，梳著長髮辮、操著流中國話，深入窮鄉僻壤對中國北方沿海地區“一一細微觀察”，搞到了國防戰備、風土氣候、人情習俗、農工商業、運輸交通等各方面情報。
例如，日諜石川五一於1894年初通過收買天津軍械局書辦、長期潛伏塘沽刺探等方式，搞到了天津軍火產量、大沽口海運中國軍隊兵力和裝備等大批重要情報，當時協助清軍行動的德國人就回憶稱石川五一“精通中、英、德、法多國語言”，對於清軍行動路線摸得一清二楚。而另一名日諜宗方小太郎更是掌握了清軍租用“高升”號渡海運送援兵的消息，導致“高升”號被擊沉、700多名清軍喪生。
1892年，同樣精通中文、俄語的陸軍少佐福島安正從聖彼得堡出發，長途跋涉1.4萬公里途經西伯利亞、蒙古、赤塔、滿洲里直抵海參崴，也蒐集到大量情報。
除軍力情報外，日本還對華進行了長期軍事地理偵察，日諜描繪的包括中國山東、東北 的軍用地圖詳細到了連每座村莊、每條小路、每座山丘、每口水井都標註清楚的地步。早在1888年底日軍參謀本部就派遣陸軍大尉關文炳調查尚在施工中的威海衛炮臺及其周邊地形、道路。經過長期偵察。關文炳發現榮成灣港口水深且可避風，非常適合戰時由此登陸，從而直搗防禦薄弱的威海衛側背，數年後日軍果然用這招端掉了北洋水師的大本營。
上述日諜大多在戰前計劃制定階段就出謀劃策，為後來日軍行動畫出了“路線圖”——除了關文炳所提榮成灣登陸戰方案外，還有宗方小太郎、藤山奇秀等人提出的進攻遼東半島包抄清軍後路的計劃（內容詳細到先攻打哪座村莊），以及搶在西方干預前“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
更令人吃驚的是，甚至連清廷駐日公使與總理事務衙門之間的密電碼和後來馬關談判期間李鴻章所發密電，也都被日方一一破解，仗打到“對日單向透明”的份上，清廷不失敗才怪。
網言軍事
有關甲午戰爭的問題問海研會就對了，陳悅來解答。
甲午戰爭是日本明治政府蓄謀很久的對外侵略行動，雖然準備、謀劃了將近二十年，但是並不存在戰爭爆發前日本軍隊集中學習中文的事情，這個完全是訛傳。
甲午戰爭爆發時的日本，學校（包括軍事院校）本就有一定程度的漢文教育（主要是中國古代經典），而當時的日本社會在語言文字使用時，還是以漢字居多。但是這並不代表日本軍隊當時普遍學習了中文，1894年秋季日本軍隊侵入中國境內後，與中國社會的語言交流十分困難，主要通過筆談，即雙方以寫字書面的方式進行勉強溝通。
一些重要場合、正式場合，諸如書寫佈告、交涉談判時，則主要依賴專門的翻譯以及間諜來進行。1895年威海保衛戰期間，由於日本聯合艦隊內缺乏懂中文的人員，聯合艦隊最後與北洋海軍進行交涉時，主要依靠英語對話和中文筆談，甚至於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祐亨給丁汝昌的勸降書，以及北洋海軍的威海降約，實際都是英文寫成。這也說明了，並不存在日軍在甲午戰爭前專門學習中文的事情。
海研會
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前確實進行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其詳細的程度讓人吃驚，規模也是非常大，培訓一定的中文翻譯人員等，也是屬於工作之一。只不過學習中文對日本來說確實是一個相對容易的事情了，主要日本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早期漢字就是日本的官方文字，日文實際上也是漢字的衍生品。日文當中充斥著大量的漢字，這在當時，這種現象遠比今天要更多，不要說，當時的日本人，連現代的日本人也能夠語寫漢字為一項能力，在甲午之前，那幾乎是日本上層人士的基本功，屬於身份與地位的象徵之一，不認識漢字幾乎等於沒文化。
也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進行筆談，在紙上書寫漢字進行交談是一種很正常的現象。
所謂的難點就是：說。日本重點引進漢字，沒有把漢語直接引進過去，但是在當時也不算大問題，日本一直將漢語列為主要的外語之一，包括在軍校國，也算教學的外語之一，與法語，英語等一起的。對於情報機構，日本間諜在接受訓練時學習說漢語，屬於很正常的培訓內容，要相對於其他部門要隨著更多，甚至要學習中國不同地方的方言。
但是日軍在準備工作中，談不上大量組織部隊學習漢語，即沒有那個必要，也沒有這個時間學習，學習一門語言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日本沒有把它列裝的主要的戰備工作內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