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窩闊臺時期耶律楚材的改革

成吉思汗一朝，耶律楚材參與了西征、徵西夏。他擅長醫卜之術，故受鐵木真重視。他曾借占卜之名止戰，向蒙古統治者初步提出了馬上得天下與下馬治天下的區別。鐵木真也將他留給窩闊臺作為重臣。

不過，除了有限範圍內的止殺之外，耶律楚材此時並未做出體制上的改革，蒙古軍隊的貪暴與嗜殺仍為普遍現象。成吉思汗本人終究只是對耶律楚材的占卜之術感興趣，對儒家思想並無瞭解，更況論實踐了。楚材因之而感嘆“言輕無用自緘默，浮沉鷺相趨陪。”“澤民致主本予志，素願未酬予恐惶。”等句，可見其心中滿是憤懣與無奈。

影視劇中的耶律楚材形象

在蒙古太宗元年（1229年），託雷攝政監國兩年後的忽裡勒臺大會上，窩闊臺成為蒙古大汗，是為元太宗。蒙古南下步伐在此後進一步加速，即將成為中原之主。是時戰火未平、經濟破壞、制度不定、文化紊亂、隱患迭出，抱著構建儒家社會理想的耶律楚材終於有了用武之地。

然而，改革遠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在一開始就有蒙古遊牧貴族向窩闊臺進言，竟主張殺盡漢人，將農耕地變為牧地！這顯然是草原政權原始掠奪思路的延伸。倘若如此，已經飽受戰火凌虐的中原將再度遭受滅頂之災！耶律楚材對此堅決反對，並向窩闊臺許諾如果按照漢法徵稅，就能夠每年收入“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高額的數字吸引了窩闊臺的心，他決定放手讓耶律楚材主持改革。

經濟上，他主持建立了新的國家賦稅機構，即十路徵收課稅制，將地方分為十路，由中央遣人任課稅所官員進行徵收，徵收對象以生絲與糧食為主;將紙幣交鈔發行量上限規定為萬錠，防止通貨膨脹;將驛站制度規範化，防止通過驛站的官員勒索驛站工作人員;並在荒年建議窩闊臺免除稅負。在政治方面，耶律楚材想要加強蒙古的中央集權。自蒙古南下以來，中原地方形成了廣泛且零散的割據勢力，對中央集權形成很大的威脅。然而這一合理想法不僅沒有被採納，相反，窩闊臺還延續鐵木真時期的經驗，將土地人民分與功貴，使中原政制幾乎向魏晉隋唐的中世時期倒退。

同歷代改革一樣，耶律楚材的漢化改革開始得罪了一批既得利益者，即蒙古遊牧貴族集團，他們開始向窩闊臺進讒言。雖然未在此時扳倒耶律楚材，但他們堅持遊牧民族傳統，利用特權對百姓加以掠奪式剝削。如大規模發行紙幣掠財、在收稅過程中擅自加賦等等，這些是耶律楚材難以管控的。

蒙古滅金前後的局勢

可以說，在政治、經濟上的改革，都因為種種因素受到了限制，影響不甚大。而他在文化方面做出的貢獻，卻是獨樹一幟、卓絕於一代的。

二、耶律楚材的文化貢獻

1234年，蒙古聯宋滅金。滅金之後，耶律楚材先是進言止殺，保護了地方百姓。而後又在意識形態上實行儒化，祭奠孔子，封孔氏後人。舉辦了一次具有科舉性質的“戊戌試”，使大批被俘儒生免於為奴、獲取一些經濟特權。雖說科舉制度早在隋朝已經建立，依葫蘆畫瓢，也無足稱奇。但諸位看官注意，蒙古起初在戰爭時期都只注重收羅能工巧匠，對於手無縛雞之力還沒什麼手藝的文人是很輕視的，大批文人都死於戰禍或者淪為奴隸，在以往朝代收到的優待已蕩然無存了。我們耳熟能詳的形容元代階層狀況的“十儒九丐”之說，即在此時開始流傳。耶律楚材開科舉的行為，大大扭轉了自成吉思汗南下後儒生地位低下、不得任用的局面。而蒙元一朝的下一次科舉，則是在半個世紀以後的元仁宗時期了。

此前在實行課稅所改革時，他採用的官員多為耶律楚材本人的金朝文人舊友，如陳時可、劉中、趙昉等人，這一批人的命運由此改變，其中一些還在元朝正式建立後仍舊活躍於歷史舞臺上。

正當耶律楚材志高意滿之時，事情似乎悄然發生了改變。

三．耶律楚材‍失勢

元太宗窩闊臺畫像

太宗十二年，窩闊臺任回回人奧都剌合蠻提領諸課路所，取代了耶律楚材的財務長官地位。奧都敕合蠻探準了蒙古統治者的斂財之慾，主張向老百姓加徵稅賦，將買撲稅最多時增至二百二十萬兩，稅額較以往商稅增加一倍。耶律楚材極力反對這一斂財舉動，但毫無作用，甚至遭到窩闊臺反感。

太宗十三年十一月，窩闊臺駕崩。如同歷代蒙古可汗去世時的情形一樣，蒙古汗位再次陷入了後繼無人的危機狀況中。乃馬真皇后趁機主政。她執政五年，政令紊亂，制度荒廢，且更加寵幸奧都敕合蠻。耶律楚材不忍心其漢化改制成果就此付之東流，便不斷上奏諷諫，幾乎因諫被殺。且遭讒言汙衊，一度被罷官。恰好在此期間，他的夫人蘇氏病故。仕途上的不如意與喪妻之痛摧垮了他的身心。不久，耶律楚材鬱鬱而終。

傳統史家多把耶律楚材的晚年悲劇歸為乃馬真的迫害及小人進讒所致，然而實際上自元太宗後期，楚材即有失勢之相。從根源上看，耶律楚材的悲劇命運背後實質上反映了蒙漢文化的衝突。這在窩闊臺一朝諸事上有充分的體現。

例如在一次審案過程中耶律楚材私扣嫌疑人楊惟忠，被人向窩闊臺汙“違制”，窩闊臺竟一怒之下竟然命人綁了耶律楚材——這位當朝宰相問話，傳統中國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精神一時蕩然無存。而在宋朝，這種情況是不可想象的！北宋神宗曾被一大臣譏諷，想要往他臉上刺字，卻被大臣們硬生生用“士可殺不可辱”的理由硬生生攔了下來！宋神宗因此感嘆：“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儘管耶律楚材的漢化改制曾得到窩闊臺支持，但起初說服窩闊臺的理由不是所謂的聖王之道，而是“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用漢制收稅不過是一種斂財之法，當有了奧都敕合蠻提出能夠斂財更多的撲買之法時，窩闊臺自然會取後者，從本質上看仍體現了遊牧民族缺乏合理的理財意識，而留有濃厚的“殺雞取卵”式的掠奪意識殘餘。

在奧都敕合蠻實行撲買時而遭耶律楚材反對時，他駁斥“爾欲為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為百姓而爭，在窩闊臺看來是一件微不足道乃至可笑的事情，可見儒家倡導的“仁政”思想，在遊牧民族的掠奪思維隔膜下，至其晚年都未能紮根於其心中。

由此可見，文化差異是統治者與耶律楚材產生隔閡的根本原因所在。而這種差異，即使是在更徹底的忽必烈改制中亦未完全消除，最終成為了元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然而，元王朝的漢化改制卻並未因耶律楚材的死而結束。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他主導了更深程度的漢化改革，正式使蒙元成為中華王朝中的一部分。

元世祖忽必烈畫像

文史君說

說他是華夏文明得以延續下來的功臣，乍一聽有些浮誇，實則絲毫都不為過。

他開啟了蒙古政權的漢化。儘管他起到的作用有限，在生前並未完成這一工程浩大的改革，但他無愧於“先導者”之稱。其設十路課稅所制、加強中央集權等政策，是元世祖忽必烈漢化改制的源頭，其核心內容在元世祖時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正如元初名儒郝經所言，“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中國”在當時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入主者能否納入“中國”體系當中，首要標準就是行中國之道，簡要來說其實就是多方位的漢化。在“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的特殊時期，他的漢化改制開始促進了南北政權鬥爭由傳統語境下的華夷之爭，逐步過渡為漢族性質的政權之爭，宋元交替也就成了正常的朝代更替，傳統文化依舊得到延續。即“亡國”而未“亡天下”。

參考文獻：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點校本

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蘇天爵：《國朝文類》卷五七，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影印本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

韓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國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江海學刊，1963年，第六期

劉曉：《耶律楚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餘大鈞：《論耶律楚材對中原文化恢復發展的貢獻》，內蒙古：內蒙古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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