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國巴黎到中國有多遠？
黃嘉略來到了異國，在漫長的客居生活中，有一個回國的機會向他拋來，有支商隊希望他能隨行到中國幫著商洽，而他也想為自己爭取一次回國的機會。
在一個月的等待煎熬之中，他終於等來了“太陽王”路易十四的答覆：不行。面對這樣的結果，他在日記裡只寫了一個“好”字。
時間是1714年2月27日。這一天，似乎是他去國之後離祖國最近的一次，也恰恰是最遠的一次。這一天，距離他第一次抵達歐洲已經過去了12年。整整12年。
△巴黎左岸俯瞰。1716年10月13日，黃嘉略病逝於法國卡耐特街寓所。
截圖取自《世界遺產地理》第32期
羅馬之行
說起來，黃嘉略的歐洲之行並不是一箇中國人的行走就能解釋清楚的。
自基督教傳入中國以來，培養中國籍神職人員始終是羅馬教廷和在華歐洲傳教士的一項重要工作，尤其是對高級神職人員的培養。
但是由於客觀條件所限，成效並不大，所以當時就有讓年輕的中國教徒跟隨歐洲傳教士同去歐洲，在那裡的教會學校或修院中學習，若干年學成獲得神職後回國。
17世紀的沈福宗、鄭瑪諾等人都是去歐洲的此類中國年輕教徒，18世紀的黃嘉略同樣是如此。
17、18世紀之交，關於中國的“禮儀之爭”在羅馬教廷內又一次甚囂塵上，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事業到了生死關頭。就在這個背景下，傳教士梁弘任返回羅馬處理與“禮儀之爭”有關的事宜。而與他隨行的有兩名中國教徒，一名是李若望，另一名便是黃嘉略。
1702年2月17日，梁弘任、黃嘉略一行在廈門登上一艘開往英國的船。八個月後他們抵達倫敦，在萬聖節前夕又到了巴黎。他們一行在位於巴克街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總部待了兩個月後登上了去往羅馬的馬車。
△聖彼得大教堂內的聖象。在羅馬的日子，對黃嘉略這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來說，是一次夢寐以求的朝聖之旅。攝影/金建輝
黃嘉略在羅馬的三年時間相對輕鬆，除了陪同梁弘任出訪，他幾乎走遍了羅馬城內的宗教場所。他幾乎天天去教堂做彌撒和瞻禮：有時候在聖格肋孟大教堂，有時在聖安德肋教堂，有時候在聖若翰大堂，更多的還是去聖伯多祿大堂（聖彼得大教堂）。
△聖彼得大教堂的華蓋和天頂畫。攝影/金建輝
1705年，羅馬教廷關於“禮儀之爭”逐漸產生了最後的定論，黃嘉略也隨梁弘任離開羅馬，回到了巴黎。
在羅馬的三年，也許是黃嘉略生命中最純粹、最自在的日子，他沉浸在信仰之中。如果說，這三年的時光有唯一的不幸，那就是他染上了肺結核。
按理說，完成任務的黃嘉略在歐洲的使命已經結束，到了他返回中國的時候。
定居巴黎
黃嘉略想留在巴黎。
“禮儀之爭”之後，中國遭遇了傳教事業最大的挫敗。中國的康熙皇帝在得知羅馬教廷的真實意圖後非常惱火，於是對在華的傳教士下了“逐客令”。
而此時得到消息的黃嘉略在自述中寫道：“中國的事情即使不是越來越糟糕，至少也是絲毫不見起色，我於是決定在法國定居，以免我的信仰處於險境，因為在我的國家中，基督教徒們不知道該向誰請求保護。”
他想維護自己宗教的純粹，不過，這一想法分明是與梁弘任的初衷相左的，只是黃嘉略堅持留下，並且他的中國人身份還是讓巴黎乃至法國都有一種如獲至寶的感覺。
尤其是黃嘉略在結識法國王家學術總監比尼昂之後，經過比尼昂的引薦，黃嘉略成為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漢語翻譯。
法國人對黃嘉略的態度卻映襯了當時整個法國的一種文化焦慮：他們不僅在漢學的研究上落後於德國，而且對漢語的認知存在恐懼，更是在日漸展開的海外貿易中始終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人才，直到他們等到“羅薩利主教（梁弘任）帶來了黃嘉略”。
傅爾蒙，法國第一代漢學家，黃嘉略編寫漢語語法的合作人，他曾經說：“一箇中國人在歐洲，是一件人人關注的事。”
除了傅爾蒙外，還有最早與他合作編撰《漢語語法》的弗雷萊、天文學家德利爾，以及一個叫孟德斯鳩的年輕人都與黃嘉略在巴黎時期有過頻繁的交流。
定居巴黎是黃嘉略生命的一次轉向，接受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任命更是他職業生涯的一次轉向。
後來，他在巴黎結了婚，娶了一個當地女子為妻。黃嘉略在自述中說：“為了今後不能再自己做主改變決心，我甚至結了婚。”
由此可知，結婚對黃嘉略來說無非是想給自己更多的羈絆，他想留下，至少在這裡沒有人干涉他的宗教信仰，他也可以完成更多關於中國及漢語的書寫。
在巴黎十多年的時間裡，黃嘉略完成了更豐富的歷史的書寫，也打開了法國漢學研究的大門。
夢想幻滅
中國就像一個琳琅滿目的盒子一般，令法國人如飢似渴地想找到打開它的鑰匙，黃嘉略也想成為那個開啟者，或者他也想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彌合自己身上的那種撕裂感。
1711年，黃嘉略遵從比尼昂的指示，開始把主要精力放在編寫《漢語語法》和《漢語字典》上。比尼昂的用意是非常明顯的，他並不在乎作為學問的漢語，他在乎的是讓法國人可以掌握一種學習漢語的路徑，這樣無論傳教士還是商人都可以在遠行之前學到基本的漢語用法。
無論怎樣這都是一件具有開創性的工作，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工作。雖然當時的條件所限，黃嘉略在沒有任何經驗可循的前提下，只好先後跟著弗雷萊和傅爾蒙學習法語語法，然後再把沒有語法習慣的漢語裝進這種西方的語法體系中去。
黃嘉略深知這種嫁接的侷限，因而在他編撰這本書的後半部分，更多介紹的是中國知識。
在一定意義上，編寫《漢語語法》是黃嘉略一次強行為之的努力；而當他準備《漢語字典》編寫的時候，黃嘉略似乎找到了一種真正的釋放。從選字、設置詞條和釋義這三個方面來看，他不僅考慮了法國人的需要，更適當地介紹了有關中國的常識。
比如他在解釋“山”這個字時，不僅指出中國有五座名山，還說了其中最著名的泰山，更書寫了泰山的多重含義，還引出關於泰山的諺語，所述詳細、實用。
非常可惜的是，一直飽受肺結核困擾的黃嘉略在編寫完《漢語語法》之後倒在了書桌旁，他未竟的事業，也隨著他的死去而凌亂散去，無論是《漢語語法》還是《漢語字典》，在今天都只剩下些許散碎的篇幅。他以一種最徹底的方式從東西方的世界中消失，在其後兩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幾乎無人提及。
當我們回想黃嘉略那唯一一次就要返回中國的機會，不知是否可以說，中國已經是他永遠無法回去的故鄉。他所有的思念，所有的精神指向，都已經化為一個又一個文字，獻給了巴黎，獻給了法國。
漢學家史景遷曾經這樣哀嘆：“黃嘉略的那個夢想，那個中西交流新紀元的夢想，就這樣，像流星一樣在瞬間劃亮了天空，又在瞬間熄滅了。”而他葬身何處，甚至都沒有記載，更沒有墓地。
黃嘉略病逝於法國巴黎卡耐特街寓所，時年僅36歲。
（參考資料：《黃嘉略與早期法國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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