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27 自由和保守的文化撕裂是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根本原因

自由和保守的文化撕裂是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根本原因

近日,由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主辦的“特朗普現象與重新認識美國”會議,在北京大學英傑交流中心舉行。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等高校及研究機構的多名學者,圍繞特朗普現象分三個議題展開了深入的交流討論。

專題討論(二):“特朗普現象”的政治、文化與社會基礎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劉瑜副教授在《後現代化與鄉愁:特朗普現象背後的文化衝突》報告中,從美國政治文化變遷的視角,討論特朗普現象作為“果”的右翼民粹主義。她認為,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是一種西方世界的整體現象。如果將其視為美國特殊現象,就容易單從美國獨特性尋找解釋。實際上,2015年—2016年難民潮已經激起右翼勢力在歐洲的普遍興起。即便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北歐國家,同樣出現了右翼民粹主義,可見不平等的加劇不足以解釋美國民粹主義的崛起。全球化的確導致了美國大量工人的失業,但不是引起美國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主因。大量的調查數據證明,美國並沒有出現反全球化浪潮,即使是共和黨內部,支持全球化的比例也是在提升的,只是提升比例沒有民主黨那麼大。過去四十年間美國貧富差距在加大,但是美國人對貧富差距的滿意度卻在縮小,就政治後果而言,看法比現實更重要,這也意味著貧富差距擴大也不能解釋。

劉瑜認為,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西方文化後現代轉型所帶來的自由和保守的文化撕裂,是特朗普現象背後右翼民粹主義崛起的根本原因。現代文化社會在向後現代文化社會轉型過程中,帶來所謂“權利的革命”,權利的主體開始從白人男性向少數族裔、女性、兒童、移民甚至動物擴散,權利的範圍不斷擴大。20世紀60年代之後,右翼相對穩定,而左翼在權利革命的刺激下劇烈變動。由於權利革命的推動,實際上左翼變得越來越極端。但是之所以右翼反而會給人更極端的感覺,並不是因為其觀點位置而是其觀點強度發生強烈變化。右翼以一種歇斯底里的態度表達一種在歷史上看比較溫和的立場,而左翼是以一種溫和的態度表達相對激進的變化。之所以右翼態度會變得更加激烈,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圍心態,在美國人口代際變化中,年輕一代對共和黨的支持率越來越低,未來不在共和黨一邊。因此共和黨人在後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越發失落、焦慮,產生出一種對美好舊時光的“鄉愁”。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趙梅,以《由“特朗普現象”引發的對美國媒體的再思考》為題,討論了媒體在特朗普當選中所扮演的角色。她首先講述了美國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與教育家約翰·杜威在20世紀20年代的論戰。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著作《公眾輿論》,該書第一次對公眾輿論做了全景式的描述,提出了“擬態環境”概念。擬態環境並不是客觀環境的再現,而是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對新聞和信息的選擇和加工,經過改造以後向人們所展示的環境。而傳播媒介大多具有特定的傾向性,因而容易扭曲事實。擬態環境揭示了民主和輿論的困境,因此李普曼認為媒體應當由受過訓練的精英掌握。杜威並不同意李普曼的觀點,在1927年出版《公眾及其問題》,堅持大眾民主,強調公民參與的重要性,展現了對公眾依靠自身處理公共事務的強烈信念。在現代互聯網新媒體環境下,特朗普的當選展現了新媒體如何影響政治發展,公眾又如何藉助新技術影響2016年的選舉,右翼民眾如何利用新媒體對抗精英化左翼傳統媒體,通過互聯網傳播各類信息甚至謠言詆譭希拉里,幫助特朗普當選。趙梅認為,中國學者要避免只是緊盯傳統自由派媒體,而應當將底層右翼納入重要的信息參考來源,顧及鏽帶、中西部勞工階層的聲音。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王希教授以《“無選擇困境”:政黨政治與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為題,探尋特朗普競選成功背後的政黨制度性因素。王希指出,特朗普以一個自稱代表大眾利益的局外人,挑戰建制派利益,自費競選美國總統,這種現象在美國曆史上並非首次,其當選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美國獨特的選舉制度。王希創造了“無選擇困境”(no-choice dilemma)概念,來描述美國選民在最後選舉時面臨的難題:無論是希拉里和特朗普都並非自己心中合適的總統人選,但是如果不選取其中一位,則面臨自我剝奪選舉權的困境。如果說無選擇困境是偶爾出現的反常現象,它對民主的損害尚可容忍,一旦無選擇困境成為常態,並且滲透和表現在總統、國會議員、州長、州議會議員等各層選舉中,那麼選舉的民主性就會大打折扣,這在事實上剝奪了相當一部分的權利。美國政治學家列昂·愛潑斯坦(Leon Epstein)將這種弊端概括為“雙寡頭壟斷體制”,選舉票上固然可以出現兩黨以外的選舉人,但是最終通常獲勝者只在兩黨選舉人中間產生。

王希認為,民主黨與共和黨經歷了不斷重塑的歷程,通過靈活地應對變化牢牢把控美國政治,造成了選舉僵化和政黨工具化,使得政黨的活動圍繞成功贏得選舉展開。當政治競爭變成放大的工具理性和實踐之後,民主政治應有的道德和思想便會蕩然無存。這種政黨工具化為特朗普進入選舉政治提供了入口,他加入共和黨,通過違反政治正確吸引大批民眾,從而贏得選舉。

在學者討論環節,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朱文莉教授就右翼媒體問題提出看法,認為很難找出一個為右翼民粹代言的媒體,特朗普的推特是一個無奈的選擇。刁大明就“無選擇困境”提出質疑,認為在州一級層面是有實例證明可以突破兩黨制的。劉瑜認為,政黨兩極化的程度遠大於社會兩極化的程度,共和黨之所以堅持反對墮胎問題的立場,和該問題涉及基督教觀念中的生命觀有關,妥協彈性很小,因此很難做出像移民、同性戀問題上的讓步;選舉團制度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可以保護小州利益,否則選舉戰場就集中在紐約、加州這些人口密集區,偏遠地區選民的訴求就會被忽視;如果按照美國的長線歷史來看,美國出現今天的極化政治很正常,與內戰、重建到俄克拉荷馬城大爆炸相比並沒有那麼嚴重,美國在用改革預防革命,以調節矛盾。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張大鵬供稿

原標題:“特朗普現象”的政治、文化與社會基礎——“特朗普現象與重新認識美國”學術研討會綜述(二)

編髮:馮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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