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紅柯心惶惶

張翼

偶然翻看二十年前的副刊剪報本，發現滿篇都是關於“西海固”，這個生我養我而又難以“容我”的地方，寫詩的、寫散文的、寫大部頭晦澀考證著作的，都幾乎是一個論調，苦哈哈的表情、焦渴焦渴的口吻，旱地黃沙、漫漫長路、望不斷的盡頭、等不來的細雨。再回過頭來看手邊的最近幾期地方文學刊物，所發表的詩文小說，雖然歷經二十年風雨，雖然本真的西海固早就被現代化、城市化、文明化的春風細雨改造得水靈秀氣、路路暢通，可作家們的筆下，依然在重複著那種喊叫水式的嘶鳴與下意識死撐著不願告別的自我呢喃，這讓人真的很很難過。尤其是在紅柯先生杳然西去的時候。

沒有太多直接的證據顯示，紅柯先生在多大程度上與西海固發生了物理的和文字的關聯，但他曾長居小城寶雞，寶雞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在西海固人眼裡就跟平涼一樣，都是西海固的遠方兄弟，感情上近得很，想來也曾接觸過我們三營有名的炒麵片、大盤雞，他也曾以《西去的騎手》來謳歌回族英雄馬仲英，並且也得到了寧夏評論家第一時間的肯定性評論，以至於紅柯多年之後，進了大西安高校當教授，還對此念念不忘。當然，在“嚴肅”的文學研究者嚴重，他筆下的天山意象、邊地書寫和張承志的西海固具有相通的文學史價值，也是一個關鍵因素。我想表達的重點不是這個，而是紅柯先生關於文學與生活、文學與西部和大西北的三句話。

一句是他在2009年接受《小說評論》訪談時，看似不經意地說出的，“生活和寫作的關係這種老皇曆對我來說還是有很大的作用。”這話其實很有些欲言又止的意味，回想起來，大概十年前左右，關於文藝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經典理論，關於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關於柳青、路遙、賈大山和其他一些被認為不夠時尚、不夠先鋒、不夠西方化的現實主義作家，其輿論處境還是相當微妙甚至微渺的，直到新的文藝座談會精神傳播和返本開新的經典文藝觀的再次勃興。而紅柯則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棄詩從文以來，卻依然堅持著用腳步來丈量靈感，在深入民間、走向民眾、深入生活、紮根鄉土中捕捉神韻詩意，這是讓人頗感親近的。

一切在“小地方”生活慣了的寫作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素樸的習慣，就是對生活的滋味嚼得透，對人情冷暖看得慣，在熟人社會的小圈子裡耐受度高，遊刃有餘，反而一到大城市，就“跟丟了魂似的”（紅柯語），這一點跟西海固的一些名作家一樣。據說我們最珍愛的本土作家之一甲先生第一次從鄉下被調進城，沒多久，因為不習慣、寫不出一個字來，又回到了家鄉，又出了幾篇“好稿子”，然後經不住領導愛才、多次邀約，才又慢慢地回到首府任職。但這一次之後迄今，“老先生”似乎再也沒有像獲得國家級文學大獎的短篇小說那般硬扎、純粹的西海固類型作品了。同樣，我們另一位原本寫鄉土題材出道的西海固作家乙先生，一轉而成了“哲學家”，寫起了安寧祥和、福壽安康一類暢銷書，傳播起了雞湯國學，成了電視裡的“鄉愁”達人，文字間再也不大有一塊蕎麥地裡那般土坷垃、柴火草、鐵鍋面、洋芋蛋的味道了。紅柯似乎表現得相對比較如一或者說“單一”，他的走進教科書的散文也罷，被新疆文學研究界拿來和王蒙、艾克拜爾等反覆比較研讀的小說也罷，似乎也還都保持著一種長期保鮮的狀態，難道是因為紅柯作為一個關中漢子對於新疆大地是個外來人，哪怕十年相依相伴依然堅持著精神探索的好奇與情感反哺的誠意？而那些據說是土生土長的人們，反而因為時過境遷，就不識鄉土為何物了，就反過來居高臨下地隔靴搔癢地臆造和販賣鄉愁了呢？作為閱讀者，我們依然無法以太外部的方式給出肯定的答案。但如果有可能像一個學究或者寫手一樣走近了去探聽，恐怕依然會“撈不著”那個真正的答案。

紅柯的第二句話，出自他2016年8月間在《西安日報》上簡短的一段關於“文學自信”的自我描述。說的是一種私人經驗，從離開關中西上天山，他徹底打開了視界，很快地告別了那種“纏綿悱惻的抒情詩、田園鄉土詩歌”，照亮他新的創造道路的，是顛覆了他之前“所有知識積累與閱讀體驗”的西域各民族的神話傳說民歌民謠，是那些“浩如煙海的西域民間藝術經典”，從而有了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奔馬》到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生命樹》的一路跋涉。他沒有忘，也沒有被所處地方之小、地方知名度之低給限定住，格局和視野之開闊，使其足以成為比肩大家的後起之秀，並且給文學史和民俗志、社會志留下了寶貴的“原素材”。

這種變與不變的那個紐結到底在哪裡呢？據說，人之後離開家鄉，才有鄉愁，只有離開家鄉，才能真正說好“普通話”。所以，紅柯的許多關於關中、絲路、新疆的文字，不管是以什麼樣的結構方式，似乎更多都是回憶的成果，儘管他自己覺得這可能是某種文學樣式比如長篇小說必要的一個沉潛期。但這背後，更真實的或許是一種潛意識裡的文化同構，是心心念念、難以忘懷，是骨子裡的文化歸屬。就像在西方有一種關於宗教研究的學術範式，認為只有內部研究法才具有邏輯的合法性，體己的置身其中的內部研究，往往要比拿一種理論格式來試圖嵌套或格式化一種宗教，更可信、更經得起推敲。這在知識探求的視域內自然可以再談論，外部研究也並非政治不正確。但這在更私密而個體的感知層面確實是個既有意義的提示，我們很多人寫鄉土、寫鄉愁，太乾癟而矯情，一個尤為重要的原因是，不管我們身處村裡村外，我們的情緒和嚮往過於浮皮潦草，我們看見那山那水那人那狗，就寫山寫水寫人寫狗，卻看不夠那山水之間的神靈、人狗之間的情愫和鄉村裡隱秘流傳的千年秘辛。而這些一旦不能內化為寫作者情感裡的發動因子，就一定會成為最終掣肘我們文學產品樣態的那粒沙子甚至那枚釘子。回頭來看，為什麼有些作家的有些作品會給人撲面而來的“過時感”，而有些作家則幾十年、幾百年讓人百讀不厭呢，沒有經過生活跌打撲騰，沒有大喜大悲和黃沙吹面之餘的用心聆聽、用筆速記，在意周遭每一個老人的閒言碎語、低聲絮叨、喃喃講述，何來那些如清水裡的刀子、大漠裡的生命樹一般的耐摔打、經沖刷之作？或許是因為他們絕不僅僅是“西海固作家”。

紅柯先生的第三句話，很直接，也很重，“大西北有許多讓外地人無法理解的秘史，這也是我們本地文學人的幸運。”這出自他的一篇同樣不長的隨筆，題目叫做《從清真說起》，寫作時間應該是他2004年10月作為“有特殊貢獻人才”被引進到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之後的第一個年頭。這話說起來，好像是個常識，但我們每個生於大西北，在此地寫此地的人，是否能夠真正識得和拾得這份幸運，真正探尋到那份外人無法理解的秘史。首先第一重要的，我們需要多一點超出日常經驗之外的超驗視野，這視野不是通過對象和與此的純感官新鮮刺激，而是通過哪些久違了的文化厚度、文明元氣和民間智慧、平民故事，簡單的青紅皂白、青綠山水容易勾勒，可那些不便直言、無言訴說的民間語文則需要苦心鉤沉。其次，則是作家主體上要放大本土限定性，要真正在挖掘鄉土的深度方面至少以“大西北”為支點，以大中華為背景。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西海固文學，今天那些看起來已經炙手可熱的中青年作家們，還需要加油給勁，如果我們筆下的西海固連一個“外鄉人”張承志寥寥幾筆塗抹下的黃泥小屋，都難以寫盡寫足，還是簡單的扁平的柴米油鹽婆婆媳婦、“黃土埋人一輩子”，除了小打小鬧的田園抒情和千年不變的原始浩嘆，那就真的沒有足夠對得住這片廣袤黃土大塬的秘史挖掘和深度探險，也就在文本上沒有太具有當代性的意象提煉和深思架構可觀。大地萬物都走向新時代新春天的氛圍裡，“西海固”作家們筆下那依然晦澀而遲滯的蝸行節拍，也許將是紅柯先生難以釋懷的文學牽掛。

張翼（出生於寧夏，求學於各地，寄居在西安，愛好純文學，有散文時評數百篇散見於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