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天兩三次感到飢餓——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或許無需一日進食三次，也無需下載一個外賣軟件，時時刻刻殷切問你“餓了麼”？對於大部分人來說，“飢餓”彷彿是“瞌睡”，它的出現太規律而平常，以至於“餓”無法形成一個問題。
不僅在個人感受的層面上，在全人類的尺度上飢餓也不是一件新鮮事。我的日常工作有一部分便是蒐集全球範圍內關於糧食危機和饑荒的新聞。壞消息源源不斷:
“東非和近東國家飢餓風險升級，有37個國家需要外部糧食援助。”
“受乾旱影響，埃塞俄比亞饑民數量達到35萬。”
”羅興亞難民每月需要12000多噸食物救助。”
“剛果（金）有超過460萬兒童嚴重營養不良。”
……
每一天都有新的數字痛陳新的苦難，以至於你逐漸對百萬級的數字脫敏，大規模饑荒只變成地圖上一個遙遠的、急促呼吸的紅點。
這是聯合國糧農組織（FAO）2014年發佈的《世界飢餓地圖》。幾組抽象數據準確地呈現出饑饉和營養不良在人類世界的分佈動態，但很難講這些數字能幫助我們直觀理解飢餓的真實意義。來源：FAO.org
“2016年，全世界營養匱乏的人口達到8.15億。”糧農組織（FAO）和世界衛生組織（WHO）等五家聯合國機構在2017年《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報告中表示。
聽起來很嚴重。
“……較2015年增長了3800萬人。”
看上去事情越變越糟了。
不過，8.15億人的營養匱乏，和7.77億人有什麼區別呢？二者聽起來都非常糟糕、非常不應當，但也都非常模糊——和“1.53億人”、“2.12億人”一樣模糊。在最好的情況下，假設我們將營養不良的人口降低到1億，這和8億人相比是巨大的進步——但，1億人因為吃不上飯而身體虛弱、從而無法獲得平等的發展機會，就更能被接受嗎？
“有人會說‘談論飢餓有什麼意義？這於事無補還很無聊’。於是，我決定要寫一本關於飢餓的書。”《飢餓》的作者，阿根廷記者馬丁•卡帕羅斯（Martín Caparrós）如是說。
《飢餓》的作者，阿根廷記者馬丁•卡帕羅斯。
1
“沒到場的人請舉手”
飢餓問題變得不痛不癢的一個原因是，在種種關於飢餓的討論中，我們很難聽到來自上述8.15億人的聲音。真正深受飢餓之苦的人根本沒有到場，因為他們餓得發不出聲或者疲於餬口沒空為自己振臂一呼。我們看到的大部分報告來自寬敞潔淨的研究機構辦公室，採集自田野的事實也會被整理成乾淨的數字和圖表。這是一個原告不能出席的庭審。脫離了捱餓者進行的關於飢餓的討論，就像是說“沒到場的人請舉手”。
飢餓究竟意味著什麼？它在什麼地方肆虐？什麼造成了飢餓？為了從缺席的人那裡得到答案，卡帕羅斯走訪了七個國家：從處於乾旱的薩赫勒地區的尼日爾，到經濟排名世界第十、營養不良人口數量卻位居世界第一的印度，從資本和機器日日夜夜洗刷農業的美國，到“生產了3億人的食物卻沒法養活400萬公民”的大豆之國阿根廷……
他深入到飢餓發生的現場——在茅屋下、垃圾山上、油炸食品店裡、芝加哥期貨交易所中，與見證者交談。有人在熱水裡徒勞地煮著幾顆豆子，有人剛剛茫然地裹起奄奄一息的孩子的身體，有人從垃圾山上撿來快餐店丟掉的冷凍炸雞，歡呼雀躍。來自7個國家的幾十個故事，每一個都關乎和你我一樣真實的人類及他們所經歷的曠日持久的飢餓。一頓頓的食不果腹積累成隱忍、沉默而痛苦的常態。這些瑣碎但真實的對話將“飢餓”從宏觀的數字剝離出來。
卡帕羅斯並不滿足遵循“結構性飢餓”的框架——他認為“結構性飢餓”的概念把飢餓的原因分解為氣候、資源、人口、產能等多個板塊，卻不去觸及飢餓的真實意義。他說：“不存在‘飢餓’。存在的是人吃不飽飯這件事。我們很難理解在那種情況下要如何生存下去，因此我決定前往不同的地方，探訪飢餓的人，聽他們講述自己的生活並記錄下來”。短暫的飢餓是一種令人不安的生理感受，長期的飢餓是一種困頓低迷生存狀態，一種無法反抗的宿命：“最極端的貧困，是那種奪走了你的想象力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勇氣的貧困。”
你生病了，你感到虛弱、嗜睡、失去工作的興趣，卻依然要掙扎著照顧自己。對一些人來說，他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這樣的狀態，只不過，他們沒有變得更好的可能性了。
這是我們所談論的“飢餓”。8.15億人的日常。
教科書或官方報告中關於飢餓的數字，真的將這個問題呈現清晰了嗎？
2
飢餓：從來不只是糧食不足
飢餓是如何形成的？很容易想到的是因為食物供給的不充足。例如，由於自然和社會稟賦的匱乏，糧食收成不能滿足人口消費。FAO在今年3月發佈的《全球糧食危機報告》也將“氣候變化”和“戰亂”對農業生產的強幹擾列為造成糧食危機的最主要原因。但事實上，目前世界糧食產量足夠餵飽100億人。這可能聽起來很可笑：我們的食物生產其實是過剩的。
為什麼過剩的食物未能餵飽有限的人口？首先是食物浪費：FAO在2013年的報告《食物浪費足跡》中指出，“全球每年有13億噸食物被浪費，這相當於我們已經生產出的糧食的三分之一。”一類浪費發生在生產環節，即收穫和貯存過程中的浪費；一類浪費發生在消費環節——購買完成後，被過量購買的食物在家裡腐爛，最終被扔掉。FAO在2012年的報告中指出，歐洲和美國的消費者每年浪費100公斤食品。世界上最富有的二十個國家居民每年浪費的食物總量為2.2億噸，相當於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糧食總產量。“一切人丟棄一些人需要的東西，一些人缺乏另一些人過剩的東西。”
卡帕羅斯的筆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巨大的垃圾山上，上千人為找到被丟棄的香腸、薯條、狗糧、罐頭你推我搡。“這個城市在2011年每天丟掉的糧食有200-250噸。"其次，並不是所有的食物都是給人吃的。世界糧食生產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生產畜牧業飼料和生物能源。在美國，畜牧業消費了70%的穀物。而生物燃料對糧食的消耗更加密集：填滿一個乙醇-85型油箱需要170公斤玉米制成的乙醇，這足夠一個贊比亞人吃一年。卡帕羅斯在書中指出，人類社會每年需要用乙醇填滿將近9億個同等規模的油箱；如果將美國汽車消耗的農業生物質燃料換算成糧食分發給世界上所有飢餓的人，他們每人每天可以拿到一斤玉米。
在此，生物燃料是否在成本和溫室氣體排放控制方面有顯著優勢暫且不談。但上述數字告訴我們兩點：
一，雖然目前有8億人吃不上飯，但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似乎並不是我們的頭等關切；
二，如果我們依然將生產飼料和生物能源放在解決飢餓問題之前，那麼即使我們通過升級農業技術、開墾新的農地、加大農業投資，使糧食產量如聯合國所呼籲的那樣在2050年翻倍，我們依然無法解決飢餓問題。
如果我們想解決飢餓問題，毫無疑問我們是有能力解決的。但是，我們真的願意解決飢餓問題嗎？
有充足的食物供給卻無法充分地滿足食物需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貧困與饑荒》中稱之為“權利失敗”（failure of entitlement）。個人可以通過生產、貿易或兩者的結合來實現商品的擁有，這是人對於商品的“交換權利”；而飢餓意味著人既無法生產足夠的食物，也無法通過交換獲得足夠的食物，即“交換權利下降”。阿瑪蒂亞·森認為，權利關係的變化與分配的失衡才是導致飢餓發生的真實原因。但他沒有解釋的是在食物總量充足的情況下饑荒究發生的原因。
通過還原食物價值鏈各個環節上的參與者，卡帕羅斯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並認為其中的一大緣由是食物的金融化——目前食物系統的目的是盈利，而非把人餵飽。在這個系統裡，食物被剝奪了“為人類進食所用”的本質，而變成高度複雜的金融衍生品。他指出，那些在大宗糧食交易市場上聲稱市場是最好的調節工具的人，實際上在人為的製造市場的“不正常”，並且從市價每分每秒的變化中獲取收益。美國學者弗裡德里克·考夫曼（Frederick Kaufman）在《食品泡沫：華爾街是如何讓數百萬人陷入飢餓然後脫身的》裡面也提到：
“食品更加商業化了，變成了一種投資，和石油、金銀或者其他有指數的商品一樣。投資越多，食物就會越貴，那些付不起錢的人只能捱餓。”這組數據有助於進一步理解這個問題：2003年，用於食品商品的投資額是130億美元，2008年則是3170億美元，增長了25倍。芝加哥交易所小麥的交易量是世界小麥年產量的50倍，世界上的每一粒小麥都在這裡被反覆交易了50次。糧食作為一種生活必需品本應有很低的市場彈性，但事實上，2008年一噸小麥的價格是2005年的三倍。
同時，全球化推動了國際貿易，國際關係越來越多地由糧食貿易訂單聯動，糧食生產的主動權逐漸被髮達國家把持；糧食湧向資本密集的地方，而非按需達到窮人的手裡，糧食也越來越多的成為政治干預的工具。貿易的逐利性和糧食價格的虛高擾亂了阿瑪蒂亞·森定義的“食物獲取權”。購買力有限的人買不起口糧了，小農戶也因市場信息的極度不對稱而被迫承擔巨大的生產風險。2008年，埃及的麵包價格上漲了5倍，之後，便是“阿拉伯之春”。
卡帕羅斯說，飢餓不是一個農業技術問題。飢餓是一個權力和政治的問題。
饑荒和糧食過剩並存，這不僅僅是一個農業問題。
3
吃飽飯的人能為飢餓的人做什麼？
卡帕羅斯承認，他無法給出解決飢餓的最終答案，因為飢餓是個過於龐雜的命題。但這不意味著衣食無憂的人們不能為飢餓做點什麼。以下是我在讀完《飢餓》之後認為可以做的幾件最初級的事情。
首先，試圖理解飢餓。食物意味著飽足、放鬆、團聚和快樂，而飢餓意味著無力、疾病、早夭，甚至強暴、奴役、暴動。飢餓是醜陋的，當我們享受食物時，幾乎沒有人願意去想“沒有食物”是怎樣的情景；但至少有一點需要明白：填飽肚子是一種並非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到的特權；而同樣，沒有誰“活該”捱餓。
幾十年來有一種流行論調是：貧窮是因為人們懶惰、愚蠢、無法與時俱進，所以這都是窮人們自己的錯。《窮人經濟學》（Poor Economics，作者為Abhijit V. Banerjee 和Esther Duflo）中提出這樣一個觀點，“窮人”之所以囿於困窘並非因為其懶惰、愚蠢，而是因為他們將大量的精力花在瞭解決一些“富人”根本無需掛懷的事情上：如何獲得明天的口糧？如何去幾公里之外的另外一個村莊購買種子？如何喝僅有的渾濁的井水而不生病？……當城市居民伸手從飲水機中接到溫度適中的水，或者掃掃二維碼就可以買到種類豐富的便當時，我們實在沒有理由站在道德高地上，用“勤奮”、“聰明”與否去評判那些資源極度匱乏、活得精疲力盡的忍飢挨餓的人。
第二，支持本地農業，消費看得見源頭的農產品。少吃工業化製成食品，從農夫市集或CSA等場所/模式直接向農戶購買食材，代替超市購買和網購。愈加發達的供應鏈技術使我們能夠更快速地獲得來自遠方的食物，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這種功利主義的便利性使我們與食物的來源愈發割裂了，也讓農業生產受到越來越多供求關係之外的因素的干擾，農戶的風險愈發難以控制。直接從農戶處購買，可以減少供應鏈的環節，消費者為農產品支付的價格能夠更直接地改善農戶的生活，而無需被採購、加工、包裝、供應層層瓜分。消費者也可以對食品的質量和來源有更清晰的瞭解。
第三：減少肉類消費。一方面，畜牧業養殖是大豆種植最大的需求，全球97%的大豆豆粕都被用來生產動物飼料。在畜牧業利益的驅使下，大豆產量自1961年到2009年增長了10倍，原本用作口糧生產的土地被轉換為種植大豆；另一方面，在肉類消費刺激下，日益擴張的畜牧業養殖吞噬著越來越多的土地和水資源，使得口糧種植環境進一步惡化。 控制肉類消費並非要求素食，而是建議消費者更多地考慮肉食消費背後對食品系統的影響，減少肉類消費總量。2016《中國居民膳食指南》建議，成年人每週的畜禽肉攝入量應該在280-525克之間，也就是每天1-2兩。
第四，減少食品浪費，理性購買。在飯店點菜或者在購買食品的時候量力而行，杜絕食品浪費。以我自己為例，我有囤積食品的“狂熱”，加上集市離家比較遠，每次買菜都會買到冰箱都塞不下。但我給自己定下兩個挑戰，即在每次大采購之後，堅持週一到週五的三餐在家吃或者從家裡帶飯；以及直到把冰箱差不多吃空再進行下一次採購。這樣食物浪費被大大減少，同時也保證了對飲食的控制。
關於減少食物浪費，世界上已經開展各種實踐和運動，包括“迪斯科湯”（Disco Soup）——組織者將超市廢棄的不符合外觀標準的食材收集起來，做成美食，在公開場合和大眾分享，同時傳播可持續的食物理念。圖片來源：NPR/Feed the 5000
4
飢餓的隱喻
《飢餓》是一本讓人讀起來不舒服的書——卡帕羅斯的敘述在沉鬱和高亢的節奏間快速切換，帶著一種社會活動家不眠不休的激情和憤怒。比如，他諷刺我們太習慣於將“飢餓”歸類為各式各樣的主義，彷彿發明了“結構性飢餓”這個詞就完成了理解飢餓的使命；比如，他批判大多數宣揚以人道主義解決飢餓的行為無非是利用著全球機制，而從不質疑秩序和權利；比如他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你，還有人在捱餓，還有人在死去，而我們作為失敗的食物系統中的一員，雖然對此幾乎一無所知，卻依然助紂為虐，難逃其咎。
在印度，卡帕羅斯去問一個村莊裡的寡婦：忍飢挨餓不會讓你感到痛苦嗎？
他立刻為自己的問題感到羞愧：“我羞愧地感覺自己像坨屎。一隻老猴子在房頂上叫著，我覺得他的意思是要我別再說話了。”
這讓我有些釋然：看來自己不是惟一一個在閱讀過程中對書中的飢餓感到憤怒、無力又羞愧的人。這本書提醒我，如果真的關注貧困、飢餓和相關話題，那麼產生以上三種激烈的情緒大概是一個常態。
我無法在幾千字裡概括這本書，概括卡帕羅斯所敘述的飢餓。因為那些對話、反思、情緒化的宣洩、怯懦、憤怒難以被凝練和壓縮，也無法在圖表和報告中展現——而“飢餓”，正是切膚之痛本身。
飢餓不僅僅是飢餓，它是一個關於人性、利益、權力的隱喻。“飢餓是一種分隔的比喻：一道他們與我們、擁有者與沒有者之間、因為一些人有和一些人沒有之間的斷然的屏障。生態理論和氣候變化給人們造成一種人人平等承擔責任的感覺，而飢餓卻正相反，飢餓是最具階級性的威脅。我們很多人都清楚這不是我們的問題，那麼，這為什麼成了我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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