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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构造地质学家马杏垣先生,于２００１年１月去世。得知这一噩耗，我十分悲痛，他那严肃认真、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和忠厚朴实的长者风范，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有幸与马杏垣院士有过一面之识，那是１９９１年冬，为了写《京东第一家》和《乐亭名人传略》，我专程去北京访问刘氏名人与“合”字号企业的著名商人及其后裔。再有就是访问一些乐亭籍的知名人士。在京访问了著名商人孙秀三老先生的公子孙广礼先生，李墨林老先生的公子李自强教授，王子衡老先生的公子王正文教授之后。我又想起了“合”字号企业的元老马祝三老先生。我听说他的后人有的就在北京。遂向王正文先生问起此事。他说：“太巧了，马祝三老先生的二儿子马杏垣就在北京。”随即他向我简单地介绍了马杏垣先生的情况，和他与马杏垣的关系。原来马杏垣是王正文先生的妻兄。
我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庆幸自己不仅找到了一位名商后裔，还是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位全国知名的乐亭老乡。
第二天下午，由王正文先生和清华大学阚永魁先生陪我去拜访马杏垣院士。
观杏垣先生高高的个子，较长的脸型。虽然已经七十二岁了，但看上去却很健壮。他一身半旧的黑布棉衣，朴素淳厚，和蔼可亲。屋内的装设也是朴实无华。这些正像他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事业本身一样。
寒喧几句之后，就漫谈起来，马杏垣先生的家乡是芍榆坨村，他虽然在家乡住的时间不长，但他的乡情却十分深切。当他得知阚永魁先生和他是一个村子的时候，立即就问道：“咱们村那棵老槐树还有吗？”阚先生作了否定的回答以后，他婉惜地说：“太可惜了！”接着他们就谈起了这棵古槐。它长在村中古庙的前面，古老粗大又根深叶茂，粗粗的树干上古藤绕绕，每到秋天，上面就挂满了藤萝枝。他们讲得是这样的情深，使人感到这棵顶天立地，生机勃勃的古槐，在马杏垣先生心中，就是家乡的缩影，虽然飘洋过海、岁月流逝，却始终挥之不去。
在他们的谈话中，我不禁对芍榆坨这个村子有点肃然起敬，原来这棵古槐树下，不仅走出了著名画家严柏年，更走出了一个科学院院士和四个留学生，即：留英博士马杏垣，留日学生马杏城（马杏垣的哥哥）、马杏年（留日），留苏学生阚永魁。另外还有许多专家教授，像马杏垣的五弟马杏绵、六弟马杏繁，都是高级工程师。一户之内，一村之间，竞有这么多高明人才，真可谓人杰地灵。
随后，我讲了来访的目的，并请他讲一下自己的情况。马杏垣先生便慢声讲起了他的历史。他１９１９年出生在长春市，启蒙于自强小学。“九?一八”事变以后，十三岁的马杏垣随爱国实业家杨扶青先生到昌黎，入汇文中学读书。以后随着日军不断向关内入侵，他又转到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南开中学向来以思想活跃著称，加之当时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政府软弱，这都大大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
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参加南下请愿团，和大家一起卧轨拦截火车，赴南京抗议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不当亡国奴，他和同乡王顺桐（名商王汉臣之子，曾任全国科协副主席）等一道乘船南下。他们先到烟台，这里聚集许多爱国学生和进步文人。在这里他结识了著名画家王大化，他们成了好朋友。他向王学习绘画和木刻，使他迷上了木刻艺术。以后，他辗转到重庆，就读于南渝中学。他一边学习，一边进行木刻艺术创作。他创作了一幅表现八路军战士的作品，以“马蹄”为笔名，发表在《新华日报》上。他思想进步，积极靠扰党组织，终于１９３８年５月，加入了当时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地下党组织。并到八路军办事处接受了培训。
高中毕业以后，在未来道路的选择上，他又大费踌躇。当时他正热衷于木刻艺术，一个艺术的人生正向他展示着绚丽的光彩。这时，鲁迅先生告诫儿子不要做空头艺术家的教诲，引起了他的深思。他考虑再三，最终决定放弃对艺术地追求。改学理工，准备建设新中国。
１９３８年，他考入了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开始了他一生地质工作的生涯。他在大学里非常活跃，和两名地下党员一起，在学校创办了《热风》壁报。他们用鲁迅风格的木刻和漫画，来针砭时弊，宣传抗日。另一方面，他努力学习。从孙云铸、袁复礼、冯景兰以及德籍教授米士等老一辈地质学家身上，学习了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注重实践的治学思想。使他受益匪浅。
１９４２年，他大学毕业后，留校作研究生，人们说他很走运，因为这时世界著名地质学家李约瑟博士来到中国，使他身受教益。
抗战胜利后，他考取了公费留学英国的资格。这是由英国文化委员会提供资金，而名额只有两个。经党组织同意，于１９４６年春，他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地质系攻读博士学位。１９４８年春，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
１９４８年，他回到祖国，这时中国的历史即将翻开崭新的一页。他应聘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副教授。由于教学、科研成绩突出，不久就晋升为教授，时年仅３２岁。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他转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授、教研室主任、副院长等职务。
１９７８年调到地震系统工作，一直到离休。
他扼要地讲了自己的历史之后，却对自己在学术上的成就只字不提。在我一再询问下，他才平淡地说：“我作为一个老党员，为党和人民做点工作是应该的。你实在要问，可看一些名人传略等书。其中《中国现代地质学专家传》中的材料写得比较准确，只是出版较早，不够全面。即将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上，写得比较全面公允，你不妨参考一下。不过你的文章写好以后，一定要寄给我看看。”他把“一定”二字说得很重。我也连声应道：“一定，一定！”
尽管马杏垣院士对自己的科研成就只字未提，但他的学术成果却为世人所瞩目。几十年来，他在地质科研和教学上，进行了无畏的攀登和不渝地努力，使他成为我国地质学界独树一帜的构造地质学家。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查阅了有关他的资料，并记了下来：
马杏垣先生在地质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研究主要涉及区域地质学、前寒武纪地质学、构造地质学、解析构造学、地震地质学、岩石圈动力学，以及变质岩构造、重力构造、大陆裂陷构造及伸展作用等等。并对小型构造中的石香肠构造、窗棂构造等也颇有研究。
关于区域地质学：这是他早期研究的重点。为此他在云南、山西、湖北、河南以及英国的苏格兰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１９６１年，他与人合作出版了《中国区域地质》这本专著和许多篇论文。
关于前寒武纪地质的研究：寒武纪是地壳在距今六亿年前的地质年代。在它之前形成的前寒武纪地层中，记录着地壳运动的长期变化历史，并且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因此前寒武纪是世界各国地质学家们所瞩目的研究课题。马杏垣先生更为此付出了近三十年的心血，成为我国地质学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杰出代表。我国的五台山、太行山、嵩山，都有丰富的前寒武纪地层。特别是河南嵩山，它的前寒武纪地质发育完整，是世界上前寒武纪构造发育最良好的地区之一。马先生根据自己多年对这些地区的考察和研究，系统地总结了大陆地壳早期变化的规律性。明确阐述了地壳构造式样随地质历史进程不断发生变化的思想。尤其是关于在晚前寒武纪阶段，开始出现了特定的古板地块构造体制的思想，受到了国际上许多同行的特别关注。关于这方面的成果，他发表论文２０多篇和《中国大陆地壳早期构造演化》等专著。并在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４年召开的第２６届和２７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分别就《中国大陆地壳早期构造演化》和《华北克拉通早远古代期间的再造作及其在岩石圈演化中的意义》为题，向大会作了发言。
关于构造地质学方面的研究：这是马杏垣先生的主攻方向。他以河南嵩山地区为基地，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研究。为此他十上嵩山，对构造形变史和古构造型式，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连续发表了数篇论文。１９８１年，又与人合作，出版了《嵩山构造变化??构造解析?重力构造》这一著名专著。它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严格的科学分析方法，揭开了嵩山地区自然造化之谜。为在复杂变形变质地区，深入开展构造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了国际科联构造委员会主席Ｚｗａｖｔ教授和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黄汲清教授的高度赞扬。
同时，他还详细地研究了重力滑动构造的构造体制、构造要素、构造形迹以及重力滑动构造的运动方式、形成机制和动力来源等。并指出了这种构造形式在地质过程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意义。先后发表了《重力与构造》、《策略构造概述》等论著。强调指出，重力不稳和密度不均在地壳构造发展中的作用。他的这一学术思想，在我国构造地质学界中是独树一帜的。特别是他创立的“解析构造学”，对我国构造地质学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地推动作用。因此他不仅成了我国构造地质学界中的一派宗师，更是国际构造地质学界中，具有突出创新和丰硕成果的学者。
关于地震地质学方面的研究：１９７８年以后，马杏垣调到国家地震局当副局长，他立即着手组织对地震地质学的系统研究。他从对大陆地壳中的伸展作用与裂陷构造入手，系统地开展了大陆裂陷伸展构造与地震活动；前寒武纪基底构造与地震；岩石圈动力学与编图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发表了多篇论文。由他主编的《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图集》和《１／４００万中国及临近海域岩石圈动力图》和作为他们的说明书的专著等三项成果，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成果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岩石圈的研究水平，更实现了马杏垣先生在“地震战线献余年”的雄心壮志。
关于国际学术活动方面：马杏垣先生先后担任国际地震危险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岩石圈委员会执行委员；第六协调委员会“喜马拉雅及其邻区分委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并担任过两份国际著名地质刊物的编委。１９８０年，他率中国地震代表团，应邀参加南美地震中心召开的专业会议。并访问了阿根廷、智利、秘鲁、委内瑞拉四国。在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于地质教育方面：马杏垣先生又是位杰出的地质教育家。他桃李满天下，在他的学生中，有的现在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教授和高级研究人员，乃至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
马杏垣先生从事地质研究和教学六十多年，在国内外发表论文百余篇，专著十部，并多次获得国家级成果奖。硕果累累，成绩斐然，赢得了党和人民的赞誉。他曾任国家地震局副局长兼地质研究所所长；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任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构造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地质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震学会副理事长；国家首批博士生导师；１９８０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作为知名学者，《大百科全书》、《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等书以及许多报刊都载有他的事迹。这些头衔和荣誉，就是挂在他胸前的永远闪光的勋章。
马杏垣先生和李四光先生是密友，李四光先生去世前，有意让马杏垣接他的班。李四光先生在文革期间去世，当时周总理派邓颖超去看望李夫人。李夫人转达了李四光的上述遗愿。周总理派马杏垣去接替李四光的技术职务，但因“四人帮”作梗，没能如愿。但是马杏垣先生对这些职务、待遇总是泰然处之，不屑一顾。而是尽其全力，不畏艰险地向学科顶峰攀登，终于达到了人生极其光辉的高度。
今天写此文，我不由得想起了马杏垣先生的一段往事。那是在他大学时代，在一次例题为“释名”的征文中，他引用宋代诗人叶绍翁的一首小诗，来说明自己取名“杏垣”的寓意：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他当时写完之后，还意犹未尽，又挥笔在文稿上画了一幅“红杏出墙”的小画。数十年之后，这“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句，成了他辉煌人生的写照。他一生如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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