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50年，北魏史學家崔浩及參與編撰《國記》的人都被判處死刑。在這場殘暴的大屠殺中，《國記》的主筆高允卻奇蹟般地活了下來。
高允少年喪父，愛好文學而博通經史，尤其喜歡讀《春秋公羊傳》。但他早年官運並不亨通，40多歲才被闢為從事中郎。後來他的才華得到當權者的賞識，被詔與崔浩共修歷史鉅作《國記》。不久又為太子講授經書，從而得到太子的禮遇。
當時北魏尚未實行俸祿制，官吏們的生活來源，除了戰爭掠奪和奴隸耕牧以外，就是靠貪汙受賄。但高允卻能始終廉潔自守，過著清苦的生活：住的是茅屋，穿的是布衣，吃的是鹽菜。更難能可貴的是，高允一生胸懷坦蕩，即使面對滅族的威脅，也不肯違心說半句謊言。
當崔浩在其親信的慫恿和太子的讚許下，把“備而不典”的《國記》刻石立於大路邊任人圍觀時，高允就預見到這將會觸及鮮卑勳貴的痛處，使崔家滅亡，也會給修史的人帶來滅頂之災。果然，太武帝知道《國記》暴露了不少拓跋部發跡時的醜事，當即大發雷霆，下令逮捕崔浩和所有參與其事的人。
當時，高允正在中書省值班。太子馬上把高允召到東官保護起來，第二天才帶他去朝見太武帝。事前太子關照高允一定要按自己的口徑回答。見到太武帝后，太子首先說：“中書侍郎高允自進東宮以來，小心謹慎，我很瞭解他。他雖然曾參與撰寫《國記》，但地位低微，一切都由崔浩做主，請皇上饒了他！”太武帝問高允：“《國記》都是崔浩作的嗎？”高允回答說：“《太祖記》為前著作郎所撰，《先帝記》及《今記》則是我與崔浩合作的。但崔浩只是總編，我是主筆。”太武帝大怒，說：“這不是比崔浩更可惡嗎？”太子連忙說：“高允見天威嚴重，一時嚇糊塗了。我向來問他，說全是崔浩寫的。”太武帝又問高允：“事實真是太子說的那樣嗎？”高允說：“太子不過是可憐我，替我乞命罷了，其實從未問過我關於《國記》的事。”太武帝被他的率直感動，也就不再追究。
按理說，高允做到這一步，應是問心無愧，無須多嘴饒舌了。可當太武帝命他起草詔令，要把崔浩及有關的280人盡夷五族時，高允卻遲遲不肯動筆。被催迫得急了，他又當著太武帝的面說：“崔浩如果犯有別的罪行，我不敢多嘴說什麼；但只就《國記》觸犯天威而言，我認為他罪不至死。”太武帝一聽，暴跳如雷，太子又連忙跪下求情。太武帝不得已，只好退讓一步，只將崔浩夷滅五族，其餘人罪僅及身，赦免他們的家屬和親戚。
就這樣，高允冒死直言，不但保住了自己的腦袋，還保全了其他280人的命，正如太武帝所說：“無此人忿朕，尚有數千人口死矣。”
事後，太子責備高允不知變通，一再激怒皇上，自找麻煩。高允卻說：作為帝王實錄的史籍，本應是有什麼寫什麼，才能促使人君慎於言行。《國記》詳述國家得失，並沒有不對的地方。況且我與崔誥是同事，就應當生死與共。太子聽了這番擲地鏗鏘的話，對他更加敬重了。
此後，高允一直保持著正直廉潔的作風。當他地位卑微時，對權勢者不肯奴顏婢膝；地位顯貴之後，仍能恤孤憐下，不擅威福。太武帝之後，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及皇太后對他都十分尊重，他98歲壽終正寢，還得到皇帝優厚的褒恤，被贈予司空公的頭銜。當時有人說這是他積了陰德的結果，這當然是迷信的觀點。但他那種為崇高信念不惜犧牲一切以及勇於承擔責任的精神，在當時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社會里，確實堪稱楷模。難怪《魏書》稱他高風亮節，“有魏以來，一人而已”。
有趣，有料，有深度作者｜顧建平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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