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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藏來答】吳昌碩在詩、書、畫、印等方面均有較高的造詣，一生創作了為數眾多的各類作品，其食古能化、大膽出新的藝術風格，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使他成為中國傳統書畫篆刻藝術在轉型期的傑出代表性人物，奠定了其在中國美術史上的重要地位。
清 吳昌碩 篆書集石鼓文六言聯 故宮博物院藏
吳昌碩作為近現代少有的全才型藝術家，於書、畫、篆刻等方面多能兼擅，但正如青年時代曾親炙於他的沙孟海所言：
昌碩先生以詩、書、畫、印四絕雄視一世，一般看法，他的最基本功夫是放在書法上的。印，本來是書法的支流，古代或稱篆刻為「鐵書」，而日本人講書道也都包括篆刻在內。詩，本來是「時間藝術」，只有音節，沒有形象，寫出來形象也便是書法。至於畫，好像是另一回事，與書法無關。但古代畫家曾說畫法通書法，在昌碩先生作品上此例更顯著。
因此吳昌碩雖然宣稱自己「金石第一，書法第二，花卉第三，山水外行」，但在其一生的創作活動之中，書法始終佔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
清 吳昌碩 篆書為博夫集石鼓文八言聯 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博物院現藏有吳昌碩書法作品近三十件，基本涵蓋了從他四十多歲至去世前不久的各個階段，較為完整地為我們呈現了其一生的書法風格發展軌跡。
吳昌碩的藝術創作自金石篆刻入手，曾自言：「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與印不一日離，稍知其源流正變。」治印必須以學習篆書為基礎，因而他很早便在篆書的臨習上著意用心。吳昌碩早年的篆書風格與其治印一樣，都是先從當時居於主流地位的浙、皖兩派入手。江南地區這一時期風行鄧石如的篆書風格，繼承這一風格流派的吳讓之和楊沂孫是吳昌碩早年學習篆書的主要師法對象，而楊沂孫由於肆力《石鼓文》，尤其對吳昌碩早年的《石鼓文》書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清 吳昌碩 篆書為支林臨石鼓文四條屏 故宮博物院藏
吳昌碩自言「於篆嗜《獵碣》」，其篆書之所以能在日後卓然成家，也正得力於他對於《石鼓文》的畢生探索。範氏天一閣舊藏的北宋拓本相傳為石鼓拓本的傳世最善本，嘉慶年間張燕昌和阮元曾先後借摹重刻行世。由於天一閣本在咸豐十年（1860年）毀於戰火，因而後世只能依靠他們的翻刻本想見其面貌。但張燕昌重刻本存世稀少，而阮元在杭州府學和揚州府學的兩次重刻本則較為易得，加之吳昌碩青年時代曾就學於杭州詁經精舍，因此他最早獲得的石鼓拓本很可能就是杭州府學的阮元重刻本。
阮元重刻本是他以天一閣本與其他明代拓本參校後，命人摹勒上石的。其優點是存字多便於釋讀和臨寫，缺點則是部分字形出於主觀推測，且字劃過於光潔細弱，缺乏原石古勁朴茂之氣。吳昌碩一生中對石鼓善拓的不斷追求，也對其《石鼓文》書法的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
清 吳昌碩 篆書為支林臨石鼓文四條屏 故宮博物院藏
沙孟海對吳昌碩的《石鼓文》書法的風格發展脈絡，曾有過十分精到的總結：
篆書，最為先生名世絕品。寢饋於《石鼓》數十年，早、中、晚年各有意態，各有體勢，與時推遷。大約中年以後結法漸離原刻，六十左右確立自我面目，七、八十歲更恣肆爛漫，獨步一時。
現藏於常熟市博物館的《為健亭集石鼓文聯》書於一八八四年，為其存世最早的《石鼓文》集聯作品之一，吳昌碩時年四十一歲。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篆書為祥生集石鼓文七言聯》從風格和署款上來看，與其年代大致相仿，在結字和用筆上仍未脫楊沂孫風格的影響。故宮博物院所藏《臨石鼓文》軸雖無明確紀年，但從書法風格和署款特徵來看，也應作於這一時期。吳昌碩在署款中稱：
酒後興到，偶爾作篆，僕人以泥墨搪塞，可惡可惡。
清 吳昌碩 篆書為支林臨石鼓文四條屏 故宮博物院藏
由此可知，這件作品是其「酒後興到」的隨性之作，而從略帶嗔怪的語氣之中，我們也不難想見吳昌碩酒後乘興作篆時，僕人匆忙和墨以應的慌亂。這件作品系通臨「田車鼓」，全篇一氣呵成，但其中脫衍倒訛頗多，顯然是背臨而成，足見吳昌碩此時於《石鼓文》已經浸淫頗深，只是在結字上仍然帶有楊沂孫篆書的特點，顯得過於嚴謹方正。
清 吳昌碩 篆書為支林臨石鼓文四條屏 故宮博物院藏
吳昌碩《石鼓文》書法風格的一個重要轉折，發生在其流寓蘇州期間。他在這一時期結識了吳雲、潘祖蔭、吳大澂等一批重要的金石收藏家，得以觀摩他們豐富而高質量的藏品，在增長了金石學知識的同時，也大大拓寬了其書法創作的視野。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篆書為式之臨銅器銘文三則》紈扇是吳昌碩一九〇一年為金石收藏家章鈺所書。他在作品中不僅臨寫了銘文，還對個別字的釋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並談及了原器的收藏者，顯示了自己的學養以及同金石學家之間的友誼。
清 吳昌碩 篆書為式之臨銅器銘文三則紈扇 故宮博物院藏
在吳昌碩早年學書時期，金石學隨著乾嘉學派的發展而逐漸成為一門顯學，因而吳昌碩在傳統碑刻之外，也十分注重從金石文字中吸取書法創作的營養。現存其最早的金文書法作品是作於一八八四年的《為瘦羊臨寰盤銘》。兩年後的一八八六年，他的這位好友潘鍾瑞將一件珍貴的石鼓原石拓本贈送給吳昌碩，對其日後的《石鼓文》書法創作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篆書為墨耕臨石鼓文》軸書於一八九〇年，吳昌碩時年四十七歲。這件作品在行筆上顯得略有一些猶豫，個別字的結體也不夠妥帖，反映出其《石鼓文》書法在此時仍處於探索階段，尚未形成一種穩定的新風格。這件作品所臨寫的是石鼓中的「馬薦鼓」，此鼓元明間拓本即僅剩一字，可見吳昌碩臨寫所據的底本應當仍是阮元重刻本。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字形結構已經出現由方轉圓的趨勢，更加接近石鼓原拓的面貌，其中還參入了一些金文用筆的特點，使得整篇作品較之此前的臨作顯得更為古樸厚重。
清 吳昌碩 篆書為墨耕臨石鼓文軸 故宮博物院藏
此後又經過數年的刻苦臨池，吳昌碩的《石鼓文》書法在他五十歲後呈現出一番新的面貌。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小戎詩四條屏》為吳昌碩五十四歲時所作，通篇以篆書錄《秦風·小戎》，末尾同樣以篆書署款稱：
光緒丁酉三月篆成，自視圓勻似《獵碣》，而偏斜取勢又似《怡亭銘》。吳俊卿記。
清 吳昌碩 篆書六月詩四條屏 故宮博物院藏
清 吳昌碩 篆書六月詩四條屏 故宮博物院藏
清 吳昌碩 篆書六月詩四條屏 故宮博物院藏
清 吳昌碩 篆書六月詩四條屏 故宮博物院藏
這番自我評價為我們瞭解吳昌碩在這一時期對於篆書創作的風格追求，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線索。故宮博物院所藏的《篆書六月詩四條屏》書於此年十月，內容同樣錄自《詩經》，雖然未在署款中多做說明，但如果將二者與故宮博物院所藏書於此年四月的《篆書為子霑臨石鼓文》軸加以比較，便不難發現其間的明顯相似之處。這三件作品在用筆上都取法自《石鼓文》的圓勁渾厚，結體則已由方正拉長而取縱勢並略帶欹側，呈現出了較為鮮明的個人風格特徵。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吳昌碩這一時期作品如《篆書為支林臨石鼓文四條屏》、《篆書為博夫集石鼓文八言聯》、《篆書集石鼓文六言聯》等，都呈現出與此相似的面貌。
清 吳昌碩 篆書為子霑臨石鼓文軸 故宮博物院藏
清 吳昌碩 臨石鼓文軸 故宮博物院藏
現藏於揚州市博物館的《為思隱軒主人篆書》軸書於一九〇〇年，吳昌碩時年五十七歲，他在署款中稱：
皋文先生篆書得力於《獵碣》，觀其得意之作，果能虛實兼到。繼其美者唯山子、讓翁、郘亭、濠叟而已。
吳昌碩在此除了表達對吳育、吳讓之、莫友芝、楊沂孫的敬仰之外，更將視野放到他們的前輩篆書名家張惠言身上，並領悟到「虛實兼到」對於《石鼓文》書法創作的重要意義，使其《石鼓文》書法的風格面貌在六十歲後又有了新的變化。
故宮博物院所藏《篆書凡將齋》橫披書於一九〇五年，吳昌碩時年六十二歲。三個篆字的筆畫繁簡差距很大，經營位置頗費思量，而吳昌碩將其安排得錯落有致，運筆於沉穩之外又不乏輕靈，兼具古雅與秀逸之美，與其後的行書題跋也搭配得十分協調。
清 吳昌碩 篆書凡將齋橫披 故宮博物院藏
吳昌碩的《石鼓文》書法在這一時期已經完全脫離了臨摹的階段，形成了特色鮮明的個人面貌，但他仍沒有停止對於《石鼓文》書法藝術的深入探索。吳昌碩在六十五歲時曾通臨十鼓，並在署款中稱：
予學篆好臨《石鼓》，數十載從事於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唯其中古茂雄秀氣息，未能窺其一二。
清 吳昌碩 篆書為祥生集石鼓文七言聯 故宮博物院藏
正是數十年如一日的不斷鑽研，令吳昌碩的《石鼓文》書法在晚年又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兩件《篆書臨石鼓文》軸均書於一九一五年舊曆五月，通篇體勢典雅厚重，確有「古茂雄秀」之美。兩件作品一為臨「汧殹鼓」，一為臨「田車鼓」。吳昌碩在臨「汧殹鼓」的署款中寫道：
明拓乙鼓「氐」、「鮮」二字無闕，昨自武林（陵）梅花碑地攤得來，旁六舟僧跋語謂是四明範氏舊物。墨色黝然，字口刻露，至寶也。茲模一過，歡喜無量。乙卯五月幾望，安吉吳昌碩，時年七十有二。
清 吳昌碩 篆書臨石鼓文軸 故宮博物院藏
吳昌碩的這次收穫十分重要，他新得到的這件石鼓明拓本不但「墨色黝然，字口刻露」，而且與傳說中的那件北宋拓本一樣，都來自於天一閣舊藏。無怪乎他會「歡喜無量」，乘興臨寫一通了。吳昌碩在臨「田車鼓」的署款中寫道：
吾家父先生嘗謂，臨石鼓宜重嚴不（而）不滯，宜虛宕而不弱。近時作者唯皋文張先生能之，缶願學焉而已。乙卯夏五月，客滬上，吳昌碩。
清 吳昌碩 篆書臨石鼓文軸 故宮博物院藏
「吾家父先生」即以精研《石鼓文》而著稱的學者吳東發（1747年〜1803年），而他對臨習《石鼓文》所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吳昌碩此時所極力追求達到的境界。
吳昌碩在次年所書的《臨石鼓文四條屏》後署款稱：
《石鼓》字學者易入板滯，此幀尚得疏宕，奇矣。
經過數十年不懈的錘鍊打磨，以及對石鼓珍本善拓的悉心體悟，吳昌碩自信此時已經完全擺脫了前人臨習《石鼓文》時所常有的滯弱之病。從他這一時期的《石鼓文》作品來看，其用筆生辣遒勁，意態飛動，對筆墨的運用已臻爐火純青之境。
清 吳昌碩 篆書為魯瞻集石鼓文八言聯 故宮博物院藏
吳昌碩在生命的最後十餘年中對《石鼓文》繼續深入研習，這段時間也是其《石鼓文》書法作最為旺盛的時期。從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吳昌碩晚年《石鼓文》書法作品來看，他此時已經完美地將瀟灑靈動的結字與雄渾樸茂的用筆相互結合起來，並在其中注入了奇崛古拙的金石氣息。如一九一七年所書《篆書集石鼓文八言聯》和一九一八年所書《篆書為魯瞻集石鼓文八言聯》，其結體飄逸，筆勢恣肆，充滿了凝練沉鬱之美。而一九二〇年所書《篆書為厚夫臨石鼓文》軸和一九二五年所書《篆書為潤田臨石鼓文四條屏》則更是將雄渾厚重與流麗婉轉融為一體，真正達到了從心所欲而又不拘一格的藝術境界。
清 吳昌碩 篆書為厚夫臨石鼓文 故宮博物院藏
吳昌碩在篆書創作上最大的突破之處，便在於他擺脫了前代篆書名家嚴謹整飭的作風，不以平正、姿媚取勝，而以欹側、雄強為骨，用筆老辣，意態渾樸，充滿金石古拙之趣。故而雖是「臨氣不臨形」，卻能於似與不似之間得相外之意。縱觀其一生的《石鼓文》書法作品，從早年的刻意臨習、亦步亦趨，到中年融入金文體勢後的剛柔相濟、曼妙多姿，再到晚年的鬱勃恣肆、虛和沖淡，經過一次次的蛻變，終於脫略形骸，實現了「自我作古空群雄」。
清 吳昌碩 篆書為潤田臨石鼓文四條屏 故宮博物院藏
相比於在篆書上的成就，吳昌碩的行草書創作較少受到人們的關注。從存世作品來看，吳昌碩早年的行草書宗法「二王」，顯示出較為深厚的帖學功底。故宮博物院藏有吳昌碩五十三歲所書《草書傅山詩扇面》，其行筆流暢，結體秀美，佈局疏密有致，墨色變化豐富，略近於王鐸風格。吳昌碩曾賦詩稱讚王鐸的書法道：
眼前突兀山險巘，文安健筆蟠蛟螭。波磔一一見真相，直追篆籀通其微。
清 吳昌碩 草書傅山詩扇面 故宮博物院藏
由此可見，傾心金石碑版的吳昌碩，之所以在傳統帖學之中格外青睞王鐸的書法，正是因為其跌宕雄渾的用筆在他看來與篆籀有相通之處。
吳昌碩自謂「強抱篆籀作行草，素師蕉葉臨無稿」。其中年的行草書用筆豪放，時常在行草之中夾雜篆隸，卻能使二者渾然一體，可謂不拘成法，別具一格。誠如沙孟海所評：
行草書純任自然，一無做作，下筆迅疾，雖尺幅小品，便自有排山倒海之勢。此法也自先生開之，先生以前似尚未見專門名家。
清 吳昌碩 草書集元好問詩句七言聯 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博物院所藏《草書集元好問詩句七言聯》便十分符合這樣的評價。這件作品雖然沒有明確紀年，但從整體風格和署款特徵來看，當作於吳昌碩中年時期。其用筆雄健，體勢剛猛，上聯中的「文」字與下聯中的「世」字用篆書寫出，更增加了古拙的韻味。故宮博物院另藏有一件《篆書為漢澄集元好問詩句七言聯》，與這件作品的創作時間相近，可以看出吳昌碩對於元好問詩作的喜愛。元好問的詩風沉雄慷慨，「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正與吳昌碩本人的藝術追求相一致。
清 吳昌碩 篆書為漢澄集元好問詩句七言聯 故宮博物院藏
在吳昌碩一生的詩歌創作中，數量最多的是各類題畫詩。他在《缶廬別存》自序中曾說：
畫則信手塗抹，亦信手補詩於其隙。昔者青藤、雪個得意之作必有題詠，予不論工拙，趁興而已。
可見吳昌碩的題畫詩多是「信手」、「趁興」之作，其隨意性和自發性，正與他的行草書相得益彰。故宮博物院所藏的《行書題畫詩》軸作於一九一六年，吳昌碩時年七十三歲，其用筆方圓兼備，結體橫縱並施，欹側取勢，整幅作品意態蒼古，已入老境。
清 吳昌碩 行書題畫詩軸 故宮博物院藏
吳昌碩卒於一九二七年舊曆十一月初六，故宮博物院所藏的《行書普寧寺牡丹詩》軸書於此年「涼秋」，堪稱其極晚年的一件精品傑構。沙孟海注意到吳昌碩晚年行草書所達到的新境界：
晚年行草，轉多藏鋒，堅挺凝練，不澀不疾，亦澀亦疾，更得「錐劃沙」、「屋漏痕」的妙趣。……正鋒運轉，八面周到，勢疾而意徐，筆致如萬歲枯藤，與早年所作風格迥殊。
清 吳昌碩 行書普寧寺牡丹詩軸 故宮博物院藏
以之移評此作，甚為允當。通觀全篇，其體勢大氣磅礴，行筆一任自然，不斤斤於點畫之工拙，而蒼茫樸拙之氣淋漓滿紙，確可謂離披點畫，人書俱老。
吳昌碩畢生都在努力打通各藝術門類，他作畫參篆隸運筆，從行草取勢，同時吸取金石碑版的生拙與霸悍之氣，畫蘭「臨模《石鼓》、《琅琊》筆」，畫梅「以作篆之法寫之」，畫荷「謂是篆籀非丹青」。唯有將吳昌碩的書法納入到他整體的藝術創作之中，才能使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其價值所在。
清 吳昌碩 行書陽羨舟中詩軸 故宮博物院藏
原文作者：鬱文韜（故宮博物院書畫部館員）
原文來源：《紫禁城》2018年4月刊《「自我作古空群雄」：故宮博物院藏吳昌碩書法概述》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刪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