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子裡的香檳泛著氣泡、芝士蛋糕上燃燒著蠟燭，四月初，澳大利亞老人大衛•古德爾（David Goodall）在家人、朋友的陪伴下迎來了他的104歲生日。
但是古德爾並沒有為自己這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生日感到高興，反而覺得自己活得太久了，他已經準備好離開這個世界。
古德爾表示，他有兩個遺憾，一是非常遺憾活到了現在這個年紀，二是對自己無法在澳大利亞國內選擇自願安樂死感到遺憾。
因此，他計劃飛往瑞士，以安樂死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因為，澳大利亞禁止安樂死。
直到2017年11月，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才率先通過了安樂死法案，而且要到2019年夏天才允許身患絕症的病人通過安樂死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瑞士巴塞爾，當地時間5月10日中午12:30，“生命週期診所”的醫生為這位澳大利亞植物學家和生態學家施用了致命的藥物，在平靜中結束了其104年的生命。
安樂死其實是每個人應該擁有的基本權利，如果這是古德爾個人的真實意願，應該得到尊重。
但是，從實際情況看，古德爾選擇安樂死實際上是一種無奈，而且可以理解為，他自稱“很遺憾活到這個年齡”實際上應當是恰好完全相反的表述——“很自豪活到這個年齡”！
只是因為有量子糾纏般的微妙心理，才有了選擇安樂死的決絕。
古德爾並非患了絕症，相反，他的健康狀況還比較好。
他喜歡打網球，一直打到了90歲；在業餘時間表演舞臺劇，直到視力開始下降才停止。
現在他還一直以名譽研究助理的身份在珀斯的伊迪絲•考恩大學工作。
然而，一場意外促發了古德爾的安樂死意願。
幾個月前，他在位於珀斯的家中摔倒，在地上躺了整整兩天，直到保姆發現他。古德爾說，“我大聲地喊過，但是沒有人聽到。”
從這件事發生後，他相信自己是時候離開這個世界了。
古德爾摔倒後兩天才被保姆發現，這意味著，要麼保姆不稱職，要麼家庭為他請的保姆不是全日制的，因而對古德爾的照顧並不周全和穩妥。
解決問題的辦法應是改進保姆的工作，而非因為此事而迫使古德爾選擇安樂死。
當然，其中的原因也許不為人知，要麼是子女不願請到更好的保姆，要麼是古德爾感到不能再成為家人和其他人的負擔，也不願意像幼兒一樣被終日呵護，過一種沒有尊嚴的生活，所以他選擇了安樂死。
即便古德爾選擇安樂死沒有受到強迫而是自願，但實際上對其家庭和澳大利亞這個國家都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古德爾的長壽不只是其家族，也是澳大利亞這個國家的榮耀。
正如對更高、更強、更快、更遠的奧林匹克精神的肯定一樣，追求人類自然的長壽既是生命力量的一種展現和競賽，也體現了一個國家和地區衛生條件的優越和生活福利的優渥。
正因為如此，世界衛生組織才把一個國家和地區人們長壽（人均預期壽命高）作為衡量這個國家和地區文明和經濟發達的一個重要標尺。
而且，在多種意義上，古德爾都是澳大利亞的國寶，更是他的家族的驕傲，僅從生命意義上看，就顯示了這個家族基因的優秀和健康。
人的存在是以其靈魂和思想為標誌的。
儘管古德爾行動不便了，但是其大腦功能非常健全，思維一直敏銳，並非只是一位只會吃喝睡覺等死的老人。
從存在的價值和勞動力來看，古德爾一點不亞於中國古代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百丈懷海禪師，後者也不過享年95歲。
古德爾的女兒卡倫（Karen）說，她的父親是一個非常聰明、優秀的人，甚至比只有他年齡四分之一的人頭腦更靈活。
古德爾也認為，“我希望我的經歷能夠鼓勵其他人退休後也能繼續活躍在他們的領域。”
我們生活的社會應該給予每個人這樣的機會。
這說明，即便行動不靈活了，古德爾仍然在工作（任考恩大學的研究助理），而且是澳大利亞最年長的教授，其職業生涯發表了超過100篇學術論文並獲得了3個博士學位，直到2016年他仍然在為不同的生態雜誌寫評論和編輯論文，並在那一年獲得著名的澳大利亞勳章。
即便古德爾不能工作了，在現有的年齡也早該享有有尊嚴的生活。
對於老人的供養，原因不僅在於他們與我們有血肉親情，也在於他們已經對社會和家庭做出了貢獻，撫養了後代，值得在年老時獲得社會回饋和家庭的養老幫助。
活得如此高壽原本應當是古德爾和其家庭的自豪，能讓古德爾活得更久更是澳洲這個國家的榮耀，就像日本的高壽老人居世界之冠而讓世人羨慕一樣。
相反，如果讓還有生命力也有工作和勞動價值的古德爾因無法擁有尊嚴的生活而心生去意、選擇到國外去接受安樂死，這才是一種極大的遺憾和悲劇！
這種悲劇既是家庭的，也是國家和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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