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容，郭博羅氏，字慕鴻，滿洲正白旗人，天津前候補道臺榮源之女。生於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7年)九月二十七日，17歲時通過看照片的方式，在端康太妃(即光緒帝之瑾妃)的極力推薦下，婉容因容顏秀美、家道富裕而被溥儀圈定為“皇后”。

民國時期的皇家大婚

1922年12月1日，是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大婚的日子。在這次大婚中，年方十七歲的婉容被娶為皇后。

婉容自幼長於深閨，姿質天然。據接近她的人回憶，婉容不僅體態嬌好，姿色迷人，而且舉止文雅，談吐得體，琴棋書畫樣樣都精，是一位富有教養的才女。但是婉容被冊立為皇后，卻不完全是因其才色，而是出於某種偶然的“圈定”。

1921年初，溥儀剛滿十五歲，遜清皇室就開始為溥儀的婚事做準備。端康太妃和敬懿太妃都想讓自己的親信當選皇后。在議婚時爭執不下，最後拿出一張照片讓溥儀本人來確定。溥儀後來在《我的前半生》一書裡回憶道：“四個人都是一個模樣，身段都像紙糊的桶子。每張照片的臉部都很小，實在分不出醜俊來。如果一定要比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誰的特別些。我那時想不到什麼終身大事之類的問題，也沒有個什麼標準，便不假思索地在一張似乎順眼一些的相片上，用鉛筆畫了一個圈兒。”溥儀圈定的這一位是滿州額爾德特氏端恭的女兒文繡。這正合敬懿太妃的意。但端康太妃竭力反對。溥儀只好又在她滿意的照片上面了一個圈，這就是婉容。最後在宮中兩派爭鬥下，婉容被冊封為皇后，文繡被立為妃子。

1922年12月1日零時前後，雖已退位卻依法擁有尊號的清朝皇帝宣統，身穿龍袍，在文武百官的簇擁下來到莊嚴肅穆的乾清宮內升座，親送鳳輿出宮，前往地安門帽兒衚衕後邸迎娶婉容皇后，從而揭開了末代皇帝大婚的盛大典禮的序幕。

婉容是我國曆史上最後一位得到迎娶皇后禮遇的女性。當時清廷已被推翻十一年，中國社會已進入民主共和時代，但末代皇帝婚禮之隆重，較之以往帝王的婚禮毫不遜色。

清宮欽天監為宣統皇帝大婚選定的奉迎禮吉期是壬戌年十月十三日寅時。為了保證皇后進宮的吉期，鳳輿將提前兩個時辰從宮內出發。

欽天監的選擇代表著天意，既然已把奉迎禮定在寅時(3至5時)，則迎娶過程只能安排在深夜了。欽天監同時還算定，皇后升輿、降輿必須避開亥（21至23時)、卯(5至7時)、未(13至15時)“三相”。因此，若安排在上午、下午或上半夜，也不甚適當。而且後半夜裡整個城市都歇息了，正好在大街上擺場面，又是月兒將圓的時候，黑夜也跟小白天似的，一點兒不礙眼，不妨礙禮儀的舉行。

載濤貝勒負責總辦大婚典禮的一切事宜。載濤受命後查閱了《大清會典》及歷代皇帝大婚檔案，決定按同治皇帝婚典的模式進行，並考慮酌添民國以來的新花樣。經過預算，確定“大婚經費力求撙節”，總開銷按當時報道主要有兩種說法：1922年10月28日《平報》說：“清帝婚禮用費”，“近由籌備婚禮處王大臣核定為四十萬元”；1922年10月30日《國強報》說，“因庫款支絀，經婚禮大臣載濤、朱益藩、紹英、耆齡等會議，力為縮減，議定大婚經費(統計)一百萬兩”。百萬兩即百萬元，兩說相距甚遠。這不過是預算，實際花多少怕是弄不清了。就算是花了四十萬元，按當時價格可以購買二十萬袋“洋麵”，實在也夠奢靡的了。但據知情者說，清朝宮廷裡有慣例：皇室的花銷中包括了養活內務府人員所需的費用，所以內務府呈報的商品價格往往高出物品本身的許多倍。例如，一個雞蛋要報三兩銀子。曾有一個掌故就是說明這種情況，有一天，溥儀問自己的老師今天早飯吃了什麼，老師說吃了兩個雞蛋，一個果子。溥儀便驚詫的說，老師你真是太奢侈了，這在宮廷裡可要花十幾兩銀子。由此我們也許可以猜想那鉅額的婚禮費用，有多少是落入了皇宮僕人的腰包。

為了籌措這筆浩大開支，清室曾“備具公文”向中華民國政府追討歷年積欠的“優待費”，答覆是“礙難照辦”。繼而商定向英國匯豐銀行抵押借款，為此從內庫中撿出金盤、金瓶、金盒、金碗、金壺、金手爐、金如意、金葫蘆以及珍珠、翡翠和珊瑚製品等共千餘件，都是乾隆、道光、咸豐歷朝遺物，有很高的文物價值。隨後將其中的金銀器皿分裝四十一箱，將瓷器、玉器陳設品分裝兩大木桶，於1922年11月2日用十一輛汽車運往東交民巷英國匯豐銀行。後因贖回抵押品的款項始終不能籌足，這些國寶也就因超越時限而“押死”，成為倫敦的財富了。這便是宣統皇帝盛大婚典的背景。

明亮的月光籠罩著巍峨而森嚴的紫禁城。從辛亥革命後不久隆裕太后代宣統皇帝下詔退位起，這裡雖然也熱鬧過幾回，譬如1913年隆裕皇太后出殯那天；1917年溥儀因張勳復辟而第二次登基那天，但都沒有這一次來得隆重。

清朝歷代皇帝大婚，迎娶皇后的鳳輿均由紫禁城正門——午門進宮。明清兩代出入午門有嚴格的等級規定，其中等級最高的便是午門的中門，實際是皇帝的專用門。但是，允許皇后在大婚典禮中乘喜轎入宮時通過一次，還允許殿試中狀元、榜眼和探花的三個人出宮時走一次。至於文武官員、宗室王公等只能依身份出入午門的東偏門、西偏門以及東西兩拐角處的左右掖門。對於皇后來說，一生中也只有唯一一次機會能夠通過午門的中門。這真是一身榮耀、九族沾光，哪裡是簡單過一道門的問題呢!
民國以後，紫禁城內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轉歸北洋政府使用。溥儀的生活圈被限定在紫禁城的後半部，因此迎親喜轎不但不能再進大清門、午門的中門，也無權使用前三殿範圍內的東華門和西華門。如果讓堂堂皇后從紫禁城的後門——神武門進宮，實在有失隆重。經大婚禮儀處與北洋政府反覆磋商，決定為皇后進宮破例開啟東華門。那天，東華門左門柱上還高懸一塊紅色紙匾，上書“觀禮、慶賀人員均由神武門出入”字樣，表明此門是專為皇后婉容開放的。差不多有十年未下門閂的淒涼、冷清的東華門，一下子充滿了喜慶的氣氛，變得熱鬧而氣派起來。

高高低低不同層次的觀禮人員，自11月30日入夜起便陸陸續續由神武門入宮來了。神武門前汽車、馬車、騾車擺得滿滿的，神武門門額也裝飾成了綵棚。從婉容孃家住所到皇后宮邸，沿途更是觀者數萬，軍警林立。汽車、馬車、洋車難以計數。迎親隊次序為：步軍統領衙門馬隊、警察廳馬隊、保安馬隊、軍樂兩班……最後是皇后所乘的二十二抬金頂鳳輿及清室隨從。參加慶賀瞻禮的顯貴達二百三十七人。其中議員二十餘人，外國要員二十餘人。

宣統皇帝溥儀踩著子夜的更聲跨進乾清官。這裡已在皇帝寶座前擺放了三張禮桌：中間的桌上放著“節”，它象徵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東桌放置著“金冊”，西桌放置著“金印”，它們並非冊封皇后的用品，冊封典禮已在頭一天舉行，“冊文”和“寶文”也已送到婉容手裡了。這“金冊”和“金印”表示著皇后備受尊崇的地位，是皇帝送給皇后的最重要的禮物。

當宣統皇帝跨進乾清官之際，懸掛在宮外東西屋簷下的鐘、鼓、石磬等古老樂器聳然鳴響。王公大臣、正副使節以及觀禮人員等依身份、地位分班次進殿行三跪九叩大禮，向新郎皇帝表示祝賀，禮成樂止。正天使載振和副天使昭煦跪聽宣讀迎娶皇后的聖旨並受“節”。當溥儀“降座”離開乾清官時，“中和韶樂”再奏《顯平之章》。這時，迎娶皇后的儀仗隊已在乾清門外乃至景運門外列隊待發了。

載濤作為大婚典禮的總操辦人，把貼身照料新人和佈置喜房的任務交給了自己的嫡配夫人姜婉貞。姜氏出身廣東名門世家，從小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工於詩書，擅長繪畫，廣有見聞，談吐文雅，為人機敏，處事果斷，在溥儀的大婚典禮中還真露了幾回臉。

凌晨一時過後，迎親儀仗排列就緒，溥儀乃派使臣率姜婉貞以及前內務府大臣增崇之妻和兩名命婦，由若干女官陪同，把一柄“御筆用寶龍字如意”安放在鳳輿內正中。隨後起轎，從東華門出宮。鳳輿發走之後，載濤之妻等福晉、命婦、女官又前往皇帝洞房——坤寧宮東暖閣，為新娘和新郎鋪設龍鳳喜床。繡有“龍鳳呈祥”精美圖案的被褥也是在杭州訂製的。喜床中央放一個裝滿珍珠、寶石、金銀錢以及五穀之類的“寶瓶”，喜床四角各放一柄如意。鋪設完畢，她們便出神武門抄近路往皇后府邸去了。與此同時，溥儀另派蒙古親王那彥圖、蒙古郡王貢桑諾爾布、載澤和溥信等四位御前大臣在乾清宮照料一切，他自己則退處乾清宮西暖閣休息，等候皇后入宮。

龐大的迎親儀仗，充分顯示了三百年清朝統治的“餘威”。迎親隊伍超過三千人，由東華門出東安門，踏月夜行，浩浩蕩蕩地向北而去。一路之上，黃沙鋪道，淨水潑街，到處有紅、黃兩色裝飾。這裡從上半夜起就由警察廳宣佈戒嚴了，然而，馬路兩旁仍是人山人海，萬頭攢動。他們大體都是住在這一區段的居民，卻不許隨意走動。至於得到允許可以觀禮的中外人士，都佩戴一枚“小朝廷”發放的鋼質徽章，見章放行。

鳳輿經東華門進入紫禁城，又被緩緩地抬到景運門，太僕寺的普通轎伕就在這大理石臺階下最後被撤去了，接過轎槓的太監們莊嚴而謹慎地把鳳輿一直抬到乾清宮前正衝著皇帝寶座的地方放下。從東華門到乾清宮，所經各門門座前後全部鋪設了棕毯，鳳輿起落的幾處地方鋪設了紅氈。

照滿族傳統，新郎要在新娘下轎之前向其頭頂上方連射三箭，為的是趕走黑煞神以確保平安。對於皇帝來說還有另外一層意義：皇后地位尊崇，但在皇帝面前也是奴才，向她射箭表示她也必須接受懲罰。起初溥儀挺有興趣，接過箭來要射，卻被姜婉貞擋住了。她考慮到溥儀高度近視，大婚典禮的場合又不能戴眼鏡，一旦失手傷了皇后就不好辦了。溥儀聽了這話有道理，也覺得沒必要墨守陳規陋習，遂臨時傳諭把射箭儀式免了。

按清宮祖制，在皇后下轎之際，前一日入宮的淑妃要親率女官和宮女等膝行跪迎，以示皇后與皇妃間的等級尊卑。溥儀想想似也無此必要，既已免了皇后挨箭，索性也讓淑妃別下跪了，於是再度宣旨免去跪迎之禮。

溥儀被引導著先往洞房——坤寧宮東暖閣去了，有資格隨鳳輿來到乾清宮的王公大臣、清室內務府高級官員以及皇帝的師傅們也都退去了。鳳輿周圍只剩下姜婉貞等福晉、命婦、女官和太監，皇后這才由人們擁戴著走出鳳輿。姜婉貞立即上前接過皇后手持一路的蘋果和如意，又遞給她一隻寶瓶。這都是大婚典禮中必有的吉祥物品。隨後，攙扶仍搭著蓋頭的皇后，在手執珠燈的女官導引下，經東隔扇，進坤寧宮，來到東暖閣前。

在這裡，新娘還必須照滿族習俗先邁過一隻預先設下的大火盆，以期將來的生活越過越紅火；然後再跨過馬鞍和蘋果，企望婚後的日子平平安安。這些儀式完畢，姜婉貞才接過皇后手中的寶瓶，把她領到皇帝面前。這時，有人向溥儀呈遞一杆新秤，請皇上用秤桿揭開皇后的大紅蓋頭，這大約是滿族人讓新娘計劃柴米、儉樸度日的習俗。姜婉貞頗為細心，生怕毛手毛腳的溥儀挑著皇后的臉，便從他手中取走那桿秤。其實皇家的新娘談何節儉?於是溥儀伸手揭去了遮在皇后臉上的蓋頭，第一次看到她美麗的面龐。

經隆重儀典迎娶來的婉容，等待她的卻只是冷落和孤寂。按理來說，新婚當夜，揭開了紅蓋頭、同食“子孫餑餑”、“行合巹宴飲交杯酒”，又進“長壽麵”之後，對於健康的少男少女來說，自然是溫柔而甜蜜的花燭夜了。然而，溥儀卻離開了那張“龍鳳喜床”，回養心殿自己的臥室去了。溥儀羨慕西方生活方式，趁著大婚的機會，不久前特意託請上海亨達利鐘錶店的德國老闆，從國外購置了一套水晶傢俱陳設在養心殿他的單身臥室內。新婚第一夜，溥儀覺得還是回來欣賞這套水晶傢俱更舒適些。
他將婉容孤零零地留在坤寧宮的新房裡。新婚之夜遭如此冷落，婉容深感苦悶和委屈。

“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寧宮的婉容是什麼心情?那個不滿十四歲的文繡在想些什麼?我連想也沒有想到這些。”這是溥儀在四十年後自己寫在回憶錄裡的話。

一段和諧但並不美滿的婚姻

紅色的宮牆並沒有阻斷婉容與西方“新式教育”的聯繫，因為有“思想上很對勁”的溥儀的支持。起初溥儀給婉容延聘兩位師傅：一位是美國費城牧師的女兒馬修容，另一位名叫英格蘭木。她們顯然都與婉容在天津唸書的那個教會學校有關，是婉容自己物色的人選。不久，伊莎貝爾·任薩姆女士也被聘到宮裡來了，她與婉容也是舊相識。她們不但教授英文，也講授文學、歷史、藝術及世界各地的風物知識。

婉容深受師傅們的影響，和她們相處得很好。婉容的英文學得很不錯，不但能用英文講話，而且能用英文寫信。她在宮中用英文給溥儀寫過大量的短信。這一對年輕的皇家夫婦，同處深宮之中，每天見面，卻還要用英文通信，其信的內容當然可想而知。婉容給溥儀寫英文短信的時候，落款總是用溥儀給她取的、與英國女王相同的名字：伊麗莎白。

對於中國古典文學，婉容也讀過一些書。據在儲秀宮侍候婉容起居的太監趙榮升講，清宮裡的寡婦妃子們每天生活都很無聊，平時閒得慌就練練字、繪繪畫而已。婉容年輕，還常常看書，對寫詩填詞也有興趣。溥儀出宮後人們曾在儲秀宮發現婉容的若干作品，其中有兩首詞作：

人言相思苦，我言相思悅。思雖苦。心還慰，只有單思無了時。採蓮蓮花開，君王臥病帳不開。採蓮蓮葉長，桶役宮人來逞強。採蓮蓮結子，桶役宮人炊豆子。太不良，大不良，賽虎狼，賽虎狼。黑心腸，黑心腸，無法償，無法償。狂風揚，狂風揚，天地昏暗日無光。

桃花宮，桃花院，桃花院內桃花殿。桃花殿，桃花簾，桃花簾內桃花仙。桃花面，桃花面上桃花癬，桃花玉蔓桃花衫。桃花口，氣如蘭，桃花齒，似葉煙，桃花唇，似血盆，桃花媚舞桃花殿。

第一首，原詞無題，系閨中相思之作。詞句整齊、淺白，比喻則切、新鮮，感情真摯，有如瀑布直瀉，也像一首朗朗上口的民歌。從內容看，可以品味出作者那種難以壓抑的憤怒。這憤怒顯然來自於不正常的婚後生活。第二首，原題《桃花歌》，用擬人的手法，宣洩了作者在情場角逐中的心情。她妒忌的對象，諷刺、挖苦的對象，就是淑妃文繡。

在溥儀的歷史檔案中，尚可找到婉容的手跡，大多為鋼筆寫下的中、英文書札以及詩文作品和日記等，也有少數毛筆小楷字跡。語句文白相間，但錯別字不少。書法尚可一觀，只是沒有找到她的繪畫作品。據說她也和溥儀一樣，能繪幾筆畫。她與宮內外的畫家也有交往。美籍華人女畫家楊令，當年曾進宮為婉容“寫真”，留下一幅末代皇后的肖像圖：婉容站在山水屏風前的地毯上，鳳冠鳳袍，全副旗人裝飾打扮，顯得高大、端莊和美麗。到天津以後婉容還專門聘用了繪畫教師。

婉容在清宮的那兩年常見外賓，這或許可以說是她的一樁正經事。

莊士敦和任薩姆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他們把一批又一批金髮碧眼的先生、女士帶進紫禁城，並介紹給早已喪失政權的中國皇帝和皇后。既然大婚期間那次非正式外國人招待會已經開了先例，男女無須迴避的“外事活動”當然可以繼續下去。現存一張溥儀和婉容在養心殿前與外賓合影的照片頗能說明問題：溥儀夫婦居中而坐，站在他們身後及兩側的二十二個人中，除了受到接見的外賓，還有總管內務府大臣鄭孝胥、溥儀最信賴的師傅陳寶琛及皇族溥傑等人，莊士敦和任薩姆當然也在其中。可見這種接見形式已經得到小朝廷的公認。

西餐，當時稱作“洋飯”。作為中國的帝王，溥儀完全不懂這“洋飯”的“進”法。他在《我的前半生》一書裡回憶第一次吃西餐的可笑情形說：他讓太監到六國飯店(今東交民巷新僑飯店)去買西餐。店裡問：“要買幾份?”太監說：“反正多拿吧!”店裡要派人來擺放餐桌、刀叉並佈菜，太監說：“那怎麼成!你們可不能到宮裡去，我們自己擺!”好啊，大碗大碟擺滿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溥儀看見一碟黃油，粘糊糊的，不知道該怎麼個吃法，就對太監說：“你們嚐嚐!”太監們吃了一口連聲說：“太難吃了!太難吃了!”溥儀還記得，湯是用烏龜做的，也很難吃。正是婉容把溥儀從這個水平線上，教到會吃、愛吃，直到特赦以後還很喜歡西餐的程度。

溥儀這樣回憶了婉容向他傳授西餐知識的情形：“結婚後，有一天我對我那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繡提議道：‘我們今天吃洋飯好不好?’當然她們都是極端贊成的了。於是就如法炮製，和上次一樣，把多得驚人的西餐端來擺滿一大桌子。正要舉箸(因為我尚不慣於使用刀叉)來吃時，婉容見狀似乎是吃了一驚，撲哧一聲笑了出來說：‘這樣吃法太老趕了，應當每人一份地分盛在盤子裡吃!’於是就由分盛湯菜起，一直到怎樣使用刀叉等，都做了技術上極其生動的說明，並做出了極富自信的實際示範動作。我固然覺得被這種技術問題束縛得很彆扭，但從那次起就逐次體會到了其中的奧妙，而學會了吃西餐的全套本領。”

像婉容這樣一位講英語、吃“洋飯”，在西方思想薰陶下成長起來的貴族千金，怎麼能夠受得了宮牆的禁錮呢?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她和溥儀是有共同語言的。於是他們想方設法，要從自己狹窄的生活中走出去。

溥儀回憶那段歷史時說：“這時我已漸漸對於那種‘宮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厭倦，總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鮮景色，但‘陳規舊矩’處處拘束著我。有一次我的老師陳寶琛病了，我便以堂堂正正的‘探問師病’為理由，嚐到坐汽車走大街的‘快樂滋味’。於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試探著擴大訪問的範圍，如探望我的父親以及我的叔叔等等，最後則把範圍擴大到遊頤和園和玉泉山了。當然我的每次出門，都得編成一列幾十輛的小汽車隊，並且每一次的開支也是大得驚人。但是我不去管它，目的不是‘開開眼界’麼，達到了這種願望，便心滿意足了。最滑稽的，是有一次我赴頤和園時，曾命司機加速開車。在我屢次催促之下，竟達到每小時六十至七十公里的速度。這時可把隨我出遊的‘內務府大臣’紹英老先生給嚇壞了。據說嚇得他在車中緊閉雙目，雙手合十，高聲大念‘南無阿彌陀佛’不止。”

溥儀的回憶大體上反映了當時的心境。溥儀大婚後，出宮日漸頻繁，而且每次必攜一後一妃，恐怕不能說這與婉容無關吧。關於溥儀與婉容雙雙出宮的消息，也在社會上時有流傳。從當年的舊報紙上可以找到許多報道，也能夠反映皇帝和皇后宮廷生活的一斑。

1923年6月3日《大公報》登載了《溥儀夫人省親》的消息：“昨午，北京地安門大開，道旁圍立多人，軍警鵠立，帶纓帽者幢幢往來。聞系溥儀夫人於是日午間赴西城帽兒衚衕榮邸省親。午後四時還宮。故提署、警察兩方，派有軍警多名，以資保護也。”

在紫禁城的兩年中，溥儀對婉容還是比較信任的。這從建福宮失火後溥儀要婉容為他守夜一事可看出來。1923年夏初，溥儀為查明珍寶失盜緣由，下令清查庫存珍寶。偷盜的太監們為銷贓滅跡，便放火燒掉了建福宮和附近十幾座樓臺亭閣。此時宮中又出現了太監報復傷人事件。溥儀想到平時他對太監的殘暴，怕他們對自己行兇報復，就想挑一個可靠的人來為他守夜。挑來挑去挑上了婉容。他讓婉容整夜守護在養心殿內為他壯膽。這段時間，兩人感情還是融洽的。

婉容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皇后。每當看到報紙刊出窮人捱餓或無錢就醫、無力安葬的消息時，都要派人送去幾元幾十元。據1923年2月12日《事實白話報》載：一群由窮苦無告者組成的“北京臨時窩窩頭會”，一次就收到皇后使者送來的六百元大洋。婉容的行善樂施在京城是出了名的，不少人為之感動。

表面看來這時期的婉容悠閒快樂，其實她內心裡面有難言的苦衷，接近她的人發現她時常愁眉不展。她的貼身太監孫耀庭曾回憶道：“起先皇后的脾氣挺好，皇上常到她屋裡來，可是很少在她屋裡宿夜，只是說會兒話，玩玩就走。後來，皇上來的次數少了，她的脾氣也變得不太好。有時候在屋裡繡著花就停下來，面壁而坐，半天不吭一聲。每當這時，我們就得格外小心侍候。”可見，婉容雖在宮中有令人羨慕的高貴身份，卻不能像平民百姓那樣享受夫妻之愛和天倫之樂。在這種虛偽無聊的環境裡生活，婉容內心感到鬱悶。在某些人的引誘之下，她染上了抽大煙的毛病，每頓飯後都要吸上幾口。

悲慘的結局

婉容與溥儀雖然在表面上看還算歡悅和諧，但實際上從他們建立夫妻關係開始就潛伏著危機。那就是在他倆之間還有溥儀的淑妃——文繡的存在。文繡，字蕙心，是滿族鄂爾德特氏端恭的女兒，她是與婉容同時被分別圈定為後、妃的。按清代禮制，她在溥儀與婉容舉行大婚的早一天進宮，當時她年僅14歲，文繡從小接受的是三從四德的封建教育，雖然相貌不如婉容較好，但性格卻比婉容溫順寬厚。溥儀待文繡開始時也還較平等，比如一些適宜後、妃參加的活動，溥儀總是讓婉容、文繡一起出面，溥儀也給文繡請了教師。但是，婉容卻對此大為不滿。

婉容的爭寵好勝，一方面是她的性情所致，更主要的是由於宮內枯燥、寂寞的生活決定的。婉容雖然得到了皇后的高貴身份和衣食豪華的生活，但是紫禁城的高牆束縛著她的自由，尤其是夫妻關係間的難言之隱，更使她深深地陷於痛苦之中。新婚不久的皇后很快就變得鬱鬱寡歡了。

1924年11月，溥儀被逐出宮，次年2月移居天津張園。按照《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溥儀已“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而婉容也隨之失去了徒有其名的“皇后”身份。

出宮後的婉容似乎精神煥發了一陣，她一改宮中的裝束，換上了時裝旗袍和高跟皮鞋，還燙了頭髮，再加上她纖柔秀美的音容笑貌，一時成為租界中的“摩登女性”。更使她興奮的是，天津這座繁華的商業城市給她提供了既時髦又風流的消遣方式：看戲、跳舞、溜冰、玩球……對她吸引力最大的則莫過於到各大百貨公司購物，反正有溥儀付錢，她可以無所顧忌地大肆揮霍，以致這種物質刺激後來竟發展成婉容、文繡之間爭寵的手段。溥儀後來在《我的前半生》中稱之為“競賽式的購買”，他回憶道：“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錢買廢物的門道比我多。她買了什麼東西，文繡也一定要。我給文繡買了，婉容一定又要買，而且花的錢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顯示皇后的身份。”當時，寄寓在天津的皇室是靠典當以前從故宮偷出來的文物才維持著表面上奢侈的生活，所以這樣的日子沒過多久，經濟上就逐漸不支，當然也就難以繼續滿足婉容在物質上的虛榮了。

新的環境並沒有改善婉容與溥儀的關係，他們之間始終未能建立起普通夫婦間的那種恩愛、真摯的感情。一則因為當時溥儀在遺老們的慫恿下正一心想著復辟，更主要的原因則是他自己後來才領悟到：“我不懂得什麼叫愛情，在別人的平衡的夫婦，在我，夫婦關係就是主奴關係，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雖然遇有應酬時他也讓婉容出面，但在溥儀的眼裡，婉容只不過是一個應景的擺設。無聊和孤寂使婉容的精神日益頹靡，常常夜不成寐，終而得了神經衰弱症，而且鴉片癮也越來越大了。

同年11月，溥儀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騙和策劃下，獨自一人秘密離津，逃往東北。直到兩個月以後，婉容才在臭名昭著的漢奸特務川島芳子的哄騙下由天津到大連，再轉至旅順與溥儀團聚。使她失望的是，這時候溥儀已成為聽任日本帝國主義擺佈的傀儡，更沒想到她自己也隨之落入了陰謀的陷阱。1932年3月8日，溥儀在長春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婉容便又是“執政”夫人了。

“執政府”設在原吉黑榷運署舊址，幾棟小樓是當時長春最講究的建築，婉容住進了緝熙樓，溥儀辦公則在勤民樓。當婉容開始看到溥儀竟然“宵衣旰食”，每天那樣勤勉地辦理“公事”，心中似乎對恢復舊日的天堂也產生過些許憧憬和欣慰。但時隔不久，不僅溥儀感到“執政”的職權只是寫在紙上的，一切都要聽從日本人的安排；就連婉容也察覺到她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甚至不能走出大門一步。原有的苦悶和新添的愁思使婉容的舊病日漸嚴重，不到兩年的時間便由神經衰弱而發展到精神失常的狀態，發作起來常把屋裡的擺設摔得粉碎。

婉容雖然在精神上呈病態，並且顏面已漸露青灰色的煙容，但她仍不失為一個俏麗的女子，在身體好些時候，她還是要悉心打扮起來，或以其他方式享受一下的。據1934年“帝宮”檔案記載，婉容一年內僅單、夾旗袍就做了二十七件，所用的質料不僅有中國傳統的絲綢，還有各種花色的日本、印度、法國的上等毛、綢、紗料。她每個月可以有三千元的月例錢，供其衣食之外的花銷。她還養了五六隻哈巴狗。這些通人性的小動物給了她不少樂趣……然而，“執政府”的院子就是婉容的禁地，除了1934年溥儀第三次登基做偽“滿洲國”皇帝之後，日本方面在秩父宮蕹仁親王代表天皇“訪滿”時，為了炫耀中日“親善”而讓婉容隨溥儀在勤民樓參加了一次接見外，她在以後的近十年中再也沒有以“皇后”身份公開露面。這對極好虛榮的婉容來說是多麼大的打擊!

溥儀與婉容關係的徹底破裂是1935年發生了婉容與溥儀的隨侍發生曖昧關係而致懷孕的事情。這件事激怒了溥儀，雖然一個可憐的女嬰剛剛降生就夭折了，但溥儀仍然認為這是婉容不可饒恕的過錯，從此將她打入冷宮。

經過這一次打擊之後，僅僅兩年的時間，昔日如花似玉的婉容竟成了一個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瘋子。她已經不懂得梳洗打扮，整天喜怒無常。唯有一個習慣還保留著，就是每天還要吸鴉片。婉容被關在屋子裡與外界隔離起來，溥儀派了兩名太監和兩個女傭伺候她，她病得最嚴重時兩腿已不能下地走路。由於長久關在房子裡，本來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見不得光亮，要用扇子遮著從扇子骨的縫隙中看人。她偶爾也有清醒的時候，每逢這時，她就哭著罵她的父親榮源，罵他為了自己要當國丈而斷送了女兒的一生。

1945年8月，隨著蘇聯向日本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已現端倪。侵華日軍開始準備退路，同時要溥儀帶著家人退守南滿，將“國都”遷到通化。8月13日，剛到達位於中朝邊境的通化大栗子溝，8月15日就傳來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溥儀準備隨日本人經由瀋陽轉赴東京，於17日帶著溥傑等人匆匆離去，剩下的人只好另想辦法。11月份，天氣漸冷，這一行人由大栗子溝遷至臨江縣城住下來。不久，臨江解放，他們又隨著解放軍從臨江轉到通化，經過八個月顛沛流離的生活，於1946年4月又回到了長春。這時，婉容的身體更加虛弱，多虧福貴人李玉琴的同情和照應，才使這位遍嘗世態炎涼的昔日皇后得到了一些人際間的溫暖。但是，由於戰爭的動盪，解放軍難以再帶著這麼多皇族眷屬行軍作戰，所以讓他們自謀出路，於是人們先後離去，連關心過婉容的李玉琴也要走了。李玉琴事後曾憶及：“當時她看我來請安，就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握住我。我悲痛難忍，淚流滿面。她眼光露出驚慌焦急的樣子，嘴裡發出兩聲‘呵!呵!’帶哭腔的淒涼聲音，含混不清地說了一句什麼。她也流淚了!……我給婉容扯平衣服，蓋好被，摸摸她枯瘦如柴的手。她轉過臉來看看我，一臉的痛苦表情。很快又變成冷淡的樣子，又轉過臉去。其實，婉容在長春有不少親友，他們靠國戚的身份得到過那麼多的榮華富貴，但這時候卻沒有一個人來接她走。後來，解放軍撤出長春，只得帶著婉容一起走了。”

李玉琴離去以後，婉容最親近的人物嵯峨浩還在她身邊。嵯峨浩這時經過嚴格審訊也被宣佈釋放了。恰在此時上邊又來了命令：為了防備國民黨軍隊重新佔領長春，將把婉容等轉移到吉林市。對嵯峨浩來說有兩條道路擺在面前：一條是攜婉容留在長春再尋生路，另一條是隨部隊轉移，藉以照顧病弱不堪的婉容。他不忍心丟下婉容，自願選擇了後者。

“悶罐列車”把婉容和嵯峨浩等最後一批皇族成員共六人載到吉林市，並將他們關進拘留所。拘留所的條件惡劣可想而知，關進拘留所的婉容再也得不到鴉片供應了。她時而瘋狂呼救，時而痛苦呻吟，時而圓瞪雙眼似乎透不過氣來，時而又躺在地板上翻身打滾。她被煙癮折磨得死去活來慘不忍睹。

因為國民黨部隊攻城在即，婉容等人又乘上沒有座位但有窗戶的“運兵車”，經敦化赴延吉。在延吉監獄裡，有包括婉容在內的六個人。這時婉容已經嚴重虛弱，以至於走路都沒有力氣，在那裡，她的病情繼續惡化。
6月10日傳下一道命令：將婉容、嵯峨浩等六人轉往牡丹江，再赴佳木斯。考慮到婉容已經不能走路，還特意給她準備了一輛漂亮的馬車，以便在監獄到火車站這段路程上代步。然而，監獄負責人很快就發現婉容已是完全不能經受旅途折騰的人了，“如果她死在半路上不如不走的好”。六天之後嵯峨浩等五人被押送到佳木斯，他們是在登上火車後才得知婉容已被留下不再隨行的消息，明白他們跟婉容最後分手的時刻已經過去了。不久，這五個人在佳木斯獲釋，隨即各奔他鄉。

留在延吉監獄中的婉容，身邊沒有一個親人，也沒有一個皇族成員，孤獨地度過了悲慘一生中的最後十天。（來源於公開資料 僅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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