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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武漢市“關閉進出通道”在媒體、官員和民眾口中變成了“封城”，當武漢醫療機構發佈向社會求援醫療用品的信息，當各地媒體頻繁更新多少個地方又出現多少個病例，當各地醫療機構大張旗鼓地宣傳那些集體宣誓馳援武漢的“感人”場面，當各地政府和民眾在提高警惕、取消各種聚會慶典、虎視眈眈地監視著那些來自武漢的人，當醫務人員“簽字畫押”、上演著一出出與親人離別奔赴武漢的情景劇，當熱心民眾張羅著全世界購買口罩等醫療物資支援武漢……一場由冠狀病毒引發的新型肺炎流行病一步步從“天災”變成了人禍，但人禍的組成元素卻是一項項的“積極應對”和“善舉”。疫情發展至今，出現了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描述的群體狀態下被扭曲的心理、道德和行為，充滿了盲目、衝動、狂熱和輕信。在這樣的群體中，個性被徹底淹沒，個人言語不能被聽見，個人思想被群體思想所取代，個體被裹挾著進入一種情緒化、從眾和失智的狀態。這種狀態下，理性成為稀缺資源，合理的主張、建議和行為被忽視和壓制，提出理性主張的人被斥為壁上觀和冷血客。
恐懼流行下的決策已經把武漢疫情演變成了一場真正的將全民裹挾在內的社會危機。其實，在疫情面前（無關疫情嚴重程度），專業機構除了及時準確地通報信息和給出科學的防護建議，其他行動都應該在暗中進行。國家疾控中心和衛健委等公共衛生系統需要有一套應急管理時傳達風險信息的機制，包括傳達的渠道和使用的語言。誠然，政府和專業機構在疫情爆發之初就要做最壞的準備，為最壞的情況做規劃，但需要準確地向公眾傳達階段性的進展，提前提升警戒級別和採取過度的防護措施是不可取的，由此帶來的恐慌性後果及災難可能遠大於疫情本身。而這種恐慌不僅僅限於民眾心理，也將會體現在行動上，例如蜂擁而至的恐慌性“患者”擠爆門診、恐慌性搶購等。這種恐慌還將進一步加重社會危機，造成地域性歧視和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
適當的準備工作完全可以在不驚動公眾的情況下完成，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完全不必公開做出各種上戰場火線一般“壯士一去不復返”的宣誓（就算當事人內心確實有這般豪情），媒體完全不必報道救助過程中那些感人的故事。這些行動經常適得其反，會進一步加劇恐慌，讓本來就脆弱的局面變得更糟。而作為普通民眾，熱心和善舉不僅於事無補，積極的參與更大可能是亂上添亂。面對疫情，民眾能做的很有限，也很簡單，那就是遵照專業機構的指導性建議，最大限度做好自己和家人的防護。非理性認識導致非理性行動，非理性行動帶來傷害性後果。
以下是加拿大大衛·麥考恩（David McKeown）博士針對武漢新發冠狀病毒疫情寫的一篇評論文章，他在SARS疫情期間在多倫多地區參與了疫情防控工作。這篇評論將重點放在疫情引發的“流行性恐懼”。教育是最好的“疫苗”，真相是最好的“處方藥”。流行性恐懼比流行性疾病更可怕，莫讓恐懼主導你的內心和行動。】
文｜大衛·麥考恩（David McKeown）
有關在人口稠密的中國城市武漢發生的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信息傳播如此之迅速，以至於很難對事件過程進行追蹤。中國已經確認了超過500例病毒感染，這種病毒被正式命名為2019-nCoV，會引起類似肺炎的症狀；至少有17人死亡（譯者注：截止到26日晚9時，全國共有確診病例2071例，疑似病例2692例，死亡56例）。疫情爆發的中心武漢以及周邊多個城市已經實施了交通管制。同時，美國疾控中心上週二確認了美國的第一例病例，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和越南也報告了其境內的病例。在農曆新年前後繁忙的旅遊季節來臨之前，加拿大的公共衛生部門現在正處於戒備狀態。
因此，是時候給出一個有用的警告了：傳染病的流行既可以是生物學事件，也可以是社會事件。
2003年襲擊多倫多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SARS）流行是由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該冠狀病毒最初在中國南部被發現，並最終傳播到全球多個城市和地區。在加拿大安大略省，375人被感染，其中大多數是醫療保健系統的患者和工作人員。雖然有44人死亡，但在整個社區中的傳播範圍有限。
儘管如此，伴隨而來的是雙重事件：對來自病毒起源地區的人們的非理性恐懼。亞洲長相的人們報告說，他們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被迴避並且在搭乘出租車時遇到麻煩。作為SARS疫情最嚴重時皮爾地區的衛生醫務人員，我甚至在密西沙加一度熱鬧的中餐館舉行了新聞發佈會，以使焦慮的人們放心，在這樣的地方就餐是完全安全的 。
我們看到，在1980年代的HIV大流行初期，發生了同樣的恐慌事件。那時，公共衛生專業人員通常談論他們實際上是如何與兩種流行病作鬥爭的：導致重症和死亡的具有挑戰性的新病毒流行和恐懼症的流行。前者是全球性的健康危機，這一危機一直持續到今天。第二種恐懼流行病自身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導致對最受（艾滋病）影響的社區的歧視，並阻礙了控制疾病傳播措施的實施。
在恐慌時期，清醒的現實可能成為稀缺資源。但事實是這樣的：通過改善衛生條件和生活水平、使用抗生素和疫苗，富裕國家的主要死因已經從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前的致命傳染病。如今，一個健康的人死於傳染病已經很不常見，即使是在疫情暴發期間被他人感染。現在常見的致死性疾病——心臟病、肺病、糖尿病或癌症——很大程度上是與我們的生活方式有關，而不是我們在地鐵上遇到患病的人。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讓流行病具有引發和實際風險不成比例的恐懼和焦慮的能力？
研究大眾如何看待健康風險的研究人員發現，其中某些風險一直被高估，尤其是那些人們瞭解不足的風險以及人們認為自己無法控制的風險。這些通常是由新的或不熟悉的微生物引起的流行病的特徵。
此外，大多數傳染病有著基本特徵，那就是可以從一個人傳染給另一個人。這為人們的擔心提供了場景：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自己的健康和他人相關。大街上、公交車上或飯店裡的人被視為威脅，尤其是當該人是一個可識別的群體的成員，這個群體被認為可能被感染，而無論事實上是否如此。以這種方式處理的恐懼會擴大社區內部的分歧，擴大流行病的社會和經濟影響，造成持久的裂痕，同時還會使解決該問題所需的流行病控制措施複雜化並分散注意力。
與“恐懼流行病”作鬥爭的第一步是直接預測到並予以解決。最好的“處方藥”是來自可靠來源的坦率而準確的信息。社區領導者還可以通過與被歧視和恐懼籠罩的社區建立適當的社會關係來提供幫助。
早期抗擊艾滋病的人常說：“教育是我們擁有的最好的疫苗。”在抗擊現代流行病中，這仍然是正確的，這是我們當前必須堅持的真理。
（原文於2020年1月22日發表在THE GLOBE AND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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