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時期所進行的熙河開邊，是北宋中期以來少有的拓土運動，雖然這一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北宋在西北地區的勢力範圍，然而，其最初“斷西夏右臂”的軍事目的卻並未完成，甚至可以說，對於河湟地區的軍事行動，不僅對當地的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也成為自神宗以降北宋國力日漸衰弱的元兇之一。

尤其是在哲宗和徽宗兩朝，原本為了遏制西夏的開邊之策，成為兩朝不可棄置的政治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它的意義已經脫離了最初的構想。

那麼，熙河開邊一事，是如何從“復漢唐故地”的功績轉變為一場讓宋王朝逐漸失血的戰略失誤的呢？

一、熙河開邊的戰略目的

北宋建國的二十年裡，宋太祖趙匡胤逐步消滅和兼併各地割據勢力，這種“統一寰宇”的決心和氣魄，是北宋能夠綿延百年的重要支撐。然而，北宋建立之初，卻同樣面臨著一系列軍事問題。

北宋初年，宋太祖為鞏固邊地，定下了“任土豪為眾所伏者,封以州邑”的邊地管理模式，這種統治模式，主要以當地豪強和部落首領為行政長官，維持北宋對於邊地的管理和統治。這種管理模式，在北宋初年邊患未絕之時，起到了極為積極的作用，震懾於北宋強盛的軍力，邊地州邑的軍事首領，不敢無故犯邊，而在邊境發生外敵入侵時，這些州邑的實際掌控者，更是起到了類似於邊地“宗藩”的作用。

但是，這一制度的穩定實行，其前提是中央可保有一支足以震懾地方的軍事力量，然而隨著北宋重文輕武之策的施行，邊地勢力對於朝廷的統治也逐漸走向崩潰。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西北地區李繼遷的反叛。

這位曾經臣服於宋廷的西夏國始祖，選擇公然反叛自立，而此時的宋朝，卻由於與遼國的征戰無力鎮壓，這也是西夏得以崛起的肇因。

而西夏的自立，對於宋王朝的衝擊是顯而易見的，這支崛起於西北的政權，嚴重干擾了北宋對於西北地區的經略，而原本因燕雲十六州的丟失而陷入“無馬”困境的北宋，在騎兵的建立上，更是因為河湟一地的丟失而愈發捉襟見肘。

到得此時，遼國，西夏，大理，吐蕃，這些政權的存在使得北宋這個名義上統一政權一直無法恢復唐代的疆域，另外，這些政權本身對於北宋的侵奪和襲擾，更是讓整個國家疲於奔命。

而到了宋神宗時期，這位銳意革新的帝王，以變法圖強為號，意圖繼承太宗太祖“吞幽薊、靈武”的遺志，這種局面下，盤踞西北的西夏，就成為了他最先發難得目標。

無論對於王安石變法有著多少負面印象，我們必須承認的一點是，其“富國強兵”之策得以推行，與宋神宗初期銳意進取的態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為了壓制或覆滅西夏，神宗重用了當時北宋少有的儒將王韶。這位以文官身份統帥全軍的將領，曾經上呈《平戎策》與神宗皇帝，稱“欲取西夏，先復河湟”。對此，宋神宗亦深以為然，而這也是熙河開邊一事的肇始。

二、被收復的“漢唐故地”

在《平戎策》的指引下，宋朝原本以“羈糜”為主的西北策略發生了改變，原先，囿於軍事實力的衰弱，為了牽制西夏，宋朝對待西北吐蕃地區，一直採取著“聯蕃制夏”的戰略部署，這種重權謀而輕武備的策略，是北宋“澶淵之盟”以來的一種戰略傾向。

然而，客觀來講，無論何種軍事謀略，想要施行都必須依靠一定的軍事實力為基礎，在過去由於以“聯蕃制夏”為任，對於河湟地區的部落，朝廷一直以懷柔為上，卻很難對當地部落進行實際的控制和影響。

而此時，被委任為秦鳳路經略安撫司主管的王韶，開始了其恩威並施的經略之策，他在西北一地，以市易司溝通蕃部與中原的經濟聯繫，以弓手製為基礎招募蕃人屯田營造，這些政策以貿易為先決條件，並以武力震懾為壓制，最終使得當地蕃部不得不歸附北宋。史書記載，僅熙寧四年，就有“十二萬口內附”北宋。

當然，這樣的策略仍然只是北宋經略熙河的第一步，對於尚未歸順的河州諸部，王韶除了繼續以招降手段收復外，還開始對不肯內附的吐蕃首領進行打壓和剿滅，熙寧六年，曾經屢次騷擾河州的木徵部，被調虎離山之計誘出，而王韶則“密分兵景思立攻河州”，最終將熙、河、洮、岷、疊、宕六州之地收復。

這也是中原王朝，自安史之亂後第一次重新控制這片區域，其意義和影響都極為深遠。尤其是對於飽經戰亂的北宋而言，熙河開邊的成功，使得北宋打破了西夏、遼國在西北對於北宋的包圍，並進一步以河湟之地鉗制西夏，阻止其與吐蕃的進一步聯繫，使得後者有“腹背受敵之憂”。

更為重要的是，北宋在河湟之地的經略，使得北宋重新獲得了與吐蕃部落的貿易道路，“招撫大小蕃族30餘萬帳”，這對於北宋後期與河湟吐蕃部落的戰馬貿易而言，同樣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三、走向“異化”的熙河開邊

熙河開邊，如果從政治角度上來看，無疑是北宋重新掌控西北的一次成功嘗試，更是對盛唐衣缽的一次繼承，然而，遺憾的是，被北宋最終攻取的六州，雖然名義上已經歸於朝廷統治之下，然而囿於軍力的限制，王韶軍只能佔據當地的重要軍鎮和交通要衝，以強化對於六州的控制，然而，這種佔領卻僅僅只是軍事佔領，而不能稱之為對當地的吸納和管理。

事實上，就在熙河開邊的一年後，吐蕃首領董氈就派遣手下大將青宜結鬼章再次衝擊河州等地，而宋軍在河州的守將景思立及部將王寧、包約，於此戰中以身殉國，這便是著名的踏白城之戰。

雖然吐蕃對於河州的攻擊最終在王韶等將領的反擊中宣告失敗，但自此之後，熙河開邊所帶來的軍事衝突從未斷歇，《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北宋為了維持在熙河等地的統治，不得不常年輸送軍資維持當地軍隊，“自開建熙河，歲費四百萬緡”。

而相較於王安石變法巔峰時期“歲入6000餘萬緡”的收入來看，僅六州的維持，就耗費了朝廷將近十五分之一的財政收入，其靡費不可謂不大。

然而，由於六州之地為“漢唐故地”，這一區域也成為宋朝無法輕易割棄的土地，任何放棄六州故地的人，均會被打上“國賊”的標籤。

而隨著熙寧變法的繼續，元佑黨爭日漸酷烈，原先尚存有一絲底線的政見之爭逐漸走向失控。

譬如哲宗時期的文彥博，曾經試圖說服朝廷放棄已然成為負累的河湟，被樞密院使安燾怒斥：“（六州）自靈武而終，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

而他的這一提議，甚至還在之後成為舊黨再次被清算的一個重要原因，哲宗朝的黨爭中，新黨以此事為伐，再次將前者斥為“奸相”：棄地之議,司馬光、文彥博主之於內……明知其便,而首尾異同以傅會大臣,可謂挾奸罔上（《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然而，若是仔細衡量當時宋廷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我們就會發現，到得哲宗、徽宗時期，神宗所欲“先復河湟，再圖西夏”的軍事戰略，其基礎已不復存在。武備逐漸廢弛的北宋，在西北一地的經略，已經左支右絀。

四、逐漸“失血”的北宋

在王韶所呈《平戎策》中，有“鑿空熙河”之說，然而，其所說的“鑿空”，不同於漢代的“鑿空西域”，

這也是北宋在之後不久設立“熙河路”的原因所在。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熙河路，雖然在行政區劃上已經建立，然而在過去，由於此地常年處於動亂之中，當地百姓只能堪堪做到自給自足，想要依靠當地稅賦和糧食產出維持一支可以抵抗外敵的軍隊，卻無異於痴人說夢。

而這也是北宋佔據熙河六州之後最大的戰略困境。《宋史》中對此有著極為負面的評價，認為此時的熙河六州，“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

而根據《續資治通鑑長編》的記載，當時的宋朝為了維持當地軍隊的補給，不得不年年向這裡運輸軍糧二十二萬石、馬料一十萬石以及草料八十萬束。而這還僅僅只是賬面上的數字，事實上，由於當時北宋重要的產糧地皆在南方，為了運輸這些物資補給，所用民夫、壯勇的人力消耗，同樣不可勝計。史書記載，由於路途太過遙遠，這種“千里饋糧”的舉動，光是在道路上的損耗就將近三分之一（凡費糧七萬餘石,錢萬有餘貫,才得糧二十一萬石）。

這樣的運輸難題，促使北宋不得不在當地大肆招募“屯田弓手”，以類似於唐代團結兵的屯兵制來減少物資的消耗。

然而，這些屯田弓手，雖然能減少部分屯住士兵的消耗，但相較於北宋在西北用兵的靡費，這樣的節約，仍然是杯水車薪。

若說宋神宗乃至宋哲宗時期，北宋為熙河開邊所做出的戰略輸血，仍然是一種寄希望於長遠的戰略投資，那麼到得宋徽宗時期，北宋對河湟仍未停歇的經略就已經成為一種執政者的政治投機。

在女真之禍日漸酷烈之時，宋徽宗對於西北用兵的態度仍然沒有改變，這位以書畫技藝聞名的皇帝，似乎在此事上依舊保持了宋代自神宗以來的西北政策。

試圖“以其地為郡縣”的宋徽宗，全然不顧北宋經略熙河一地造成當地“帑藏已空，膏血已竭”的後果，繼續進行了長達十年的戰爭。

這場長達十年的戰爭中，北宋雖然仍高舉“斷西夏右臂”的戰略目的，然而從其用兵態勢來看，時任宰相的蔡京，之所以要用兵河湟，無非是希望以邊功自固。相比於宋神宗時期拓土開邊的戰略部署，此時的北宋，在西北的軍事行動大多著重於鎮壓當地的軍事叛亂以及剿滅不聽詔令的吐蕃部族。

從這一點上來看，王韶原先所言“羈糜吐蕃，鉗制西夏”的《平戎策》，自此失去了所有的戰略彈性。河湟一地的戰事，不再是北宋朝廷壓制西夏的必要之舉，反而成為投機者攫取軍功的齷齪手段。

五、結語

北宋自神宗時期發起的熙河開邊運動，在神宗時期的確取得了一定的戰略優勢，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內部的掣肘和黨爭的加劇，北宋並未能利用好這一戰略優勢一舉剿滅西夏，可以說，北宋雖“斷西夏右臂”，卻止步於此。

然而，這場本應在短時間內解決的攻勢，卻因為熙河六州“漢唐故地”的政治象徵性而變得詭異起來，王安石變法後，北宋朝堂上陷入新舊黨人的彼此攻訐和傾軋之中難以自拔，而在變法時期取得的熙河六州，也因此成為兩黨用於責難對手的政治武器。

自此，熙河六州的得失再不是戰略問題，而是政治問題。而在這種舉棋不定的態勢下，原先就已然遭遇重創的熙河六州，也就成為了北宋逐漸失血的傷口。不斷複雜化的黨爭和當地的叛亂，促使北宋不得不在這裡屯駐重兵，這塊創口，開始演化為宋廷逐漸失血的禍亂之源。而“羈糜吐蕃，鉗制西夏”，更是成了一個永遠無法達成的戰略部署。

參考文獻：

1、《續資治通鑑長編》

2、《宋史》

3、《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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