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6 九十年代北京劇精品頻出,間接產生了賀歲片

北平和北京,用貧嘴凸顯個性

1992年初春,全世界規模最大的麥當勞在北京開業,這個西方都市文化的代表當天接待了4萬多名顧客。快餐的味道是複雜的,從味覺擴展到心理,傳統的生活方式正在被改寫,人們舉家而來,迎接這座城市正發生,和將發生的變化。

這一年,兩部關於北京的電視劇為這種社會心理提供了註解。先是《編輯部的故事》。作家王朔是這部電視劇的第一編劇,他標誌性的語言風格在劇中得到了完美呈現,調侃古板口號,用貧嘴表達情感,成為了北京劇的特色,也成為現實主義的一部分。

用語言突出地域屬性,如同強調個性,或許並不完全出於創作真實的需要,也有對集體主義的叛逆,哪怕是下意識的。上世紀90年代一個顯著特徵是各種風潮層出不窮,人們對生活展示出不同的期待和選擇,長久的集體性格被多元的價值觀分解,個性開始得到允許,像是一種強烈的時代訴求。

當然,只有對未來的憧憬是不夠的,與新生活的建立同樣值得討論的是,老北京的傳統如何在現代生活中延續。同年播出的《皇城根兒》完成了對這個問題的闡述。《皇城根兒》與《編輯部的故事》一樣由北京電視藝術中心製作。如果把這兩部發生在相同時代背景,卻指向相反的電視劇接續在一起,很容易發現人們對這座城市複雜而深厚的感情,那是由北京和北平共同組成的浪漫。

《皇城根兒》由當時另一位京味作家陳建功執筆,陳建功一直以描寫優美懷舊的北京故事著名。如果說《編輯部的故事》是用一種更年輕的視角審度生活,那麼《皇城根兒》則是用更古老的邏輯去迎接現實。這是容易被忽略的一面,影響力如同佐證,《皇城根兒》的反響在當時遠遠不如《編輯部的故事》。它最大的貢獻是推出了王志文和許晴這對熒屏情侶。

從《皇城根兒》開始,出身上海的王志文在很長時間裡扮演著北京青年的角色,1994年,和1995年,他接連在趙寶剛導演的電視劇《過把癮》和《東邊日出西邊雨》中擔任男主角。方言和陸建平兩個角色讓他成為當時的青年偶像之一,夾克、牛仔褲、扎啤是他那一階段作品的標配,也是年輕男女效仿的樣板。

《過把癮》最初也是由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立項,在做完前期劇本之後,被內部叫停,一位領導質問時任創作中心副主任的鄭曉龍,我們為什麼要拍這樣的男女!在鄭曉龍的印象裡,這句話決定了《過把癮》在單位裡的命運。此前《編輯部的故事》做完成片後,拿給很多相關負責人審閱,譭譽參半,批評的聲音主要集中在角色上,有人認為編輯部裡怎麼可能有這樣的人在?因為無法統一意見,《編輯部的故事》等了一年無法播出。最後,有主管領導對該劇表示了肯定,相關文化部門才綠燈放行。

《過把癮》同樣歷盡波折,但播出後,主演王志文和江珊一時風頭無兩。次年播出的《東邊日出西邊雨》,更加鞏固了王志文的熒屏地位,成為兼具煙火氣與文藝感的個性小生。王志文在劇中飾演一位陶藝藝術家陸建平,遇到經歷複雜的許晴,這個純愛故事如今看來略顯做作,不過這部戲的支線卻仍被今天的觀眾討論,演員郭冬臨扮演的王志文發小,原本是一個襯托主角光環的角色,但在現在的標準下,可當作第一代“熒幕暖男”。那是1995年,當代藝術剛開始了市場的萌芽,王志文和許晴兩個主角身份的設定,很微妙地預示了後來資本與當代藝術的關係。

九十年代北京剧精品频出,间接产生了贺岁片

一個坐落在北京舊式機關大樓裡的虛構編輯部,用呈現自己日常工作的方式,將全國觀眾變成了編輯部的讀者。雖是虛構,卻意在針砭現實,電視劇裡所展示的人物,從詩人、歌手到投機商人、藝術騙子,都已經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粉墨登場,他們是那個時代最顯著的代表,不過,人們印象最深的是劇中演員京腔京韻的臺詞。

《皇城根兒》

講述了一個傳統的中醫世家面對日新月異的社會變化,遭遇倫理與觀念的衝擊,血緣的延續,技藝的傳承,引發了這個三世同堂之家的矛盾和反思。

《過把癮》

九十年代北京剧精品频出,间接产生了贺岁片

是王朔小說的代表作,主題用當下的熱詞來說,討論的是原生家庭對親密關係的影響。情感上極端偏執的女護士杜梅,遇到頗有女人緣的職員方言,兩人從相愛,結婚,再到離婚,複合,打破了郎才女貌的愛情模式,更大膽地展示了親密關係中的脆弱和扭曲。佔有和被佔有,愛和被愛,在標準答案之外,多了新的解釋。簡單來說,《過把癮》裡表現的愛情,有著當時不太多見的熱烈,也有著不太多見的不完美。就像片尾曲《糊塗的愛》裡的歌詞,“愛有幾分說得清楚,還有幾分是糊裡又糊塗”。

市場經濟亦反映在電視行業

趙寶剛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完成了導演身份的三級跳。擔任《渴望》現場導播的他,在《編輯部的故事》裡成了聯合導演,隨後的《皇城根》《過把癮》《東邊日出西邊雨》,由他獨立執導。連續合作三部戲的王志文,被看作趙寶剛的御用演員。當時還有另一位演員也可以稱做御用,只是他的戲份通常不多,常被忽略。他是李成儒。

李成儒最為人熟知的角色是在馮小剛導演的《大腕》裡扮演一個精神病人,一分半鐘的臺詞獨白一鏡到底,成為片中的驚喜,也被看作演技的實力證明。他是趙寶剛北京電影學院進修班的同學,趙寶剛拍攝電視劇時,他已經下海經商,成為社會上的新富階層。他演員生涯的處女作是在《編輯部的故事》裡飾演騙子商人賈何必,隨後又在《過把癮》和《東邊日出西邊雨》裡成了“富商”專業戶——他在現實生活裡的角色。

九十年代北京剧精品频出,间接产生了贺岁片

李成儒在《東邊日出西邊雨》裡。

商人是上世紀90年代北京電視劇裡的必備角色,是一種社會現實的寫照(圖為《東邊日出西邊雨》裡李成儒的商人形象)。在市場經濟初期,商業領域最初的荒誕和無序漸漸被修正,這類角色也在熒屏裡完成了自我升級,形象從市場掮客進階成民企老闆。李成儒曾在採訪裡回憶這些角色,客串《編輯部的故事》的騙子商人時,劇組主創都驚訝趙寶剛從哪裡找來這麼個演員,北京話純正,又瞭解那一套做派和話術。趙寶剛告訴主創,人本來就是老闆,演戲就是過來玩玩。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提出深化改革,加速經濟建設。釋放了鼓勵自由市場經濟的訊號。全民經商潮開始襲來,這股潮流不僅在電視劇中得到體現,也直接影響了電視劇行業的發展。

1990年《渴望》播出時,全國家庭的電視機擁有量超過一億六千萬臺,這個數字代表著市場的容量,它是行業飛昇的基礎,但缺少助推的動力。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補上了這個欠缺。對鄭曉龍來說,前後變化可以用作品的收益來證明。拍攝《渴望》時,40集的總成本是102萬,播出後火遍全國,但賣片只收回了50萬;《編輯部的故事》投資150萬,播出後又在全國火了一遍,最終又只收回90多萬。“之前根本沒有市場,電視劇都是按固定稿費收的,一分鐘10塊錢的標準。”鄭曉龍說。

市場的到來也很忽然。1993年,鄭曉龍改編旅美商人曹桂林的自傳小說拍攝《北京人在紐約》,因為國內搭景達不到要求,故事決定在美國拍攝,預算隨之上升,單位承擔不了投資,鄭曉龍便向銀行申請貸款,當時文化產業幾乎沒有商業貸款的先河,幾經週轉,最終貸到150萬美元,劇組啟動。當時讓鄭曉龍心裡有底的是,各個地方臺開始有錢了,購片價與市場接軌,同時,廣告也成為電視劇的盈利手段。

在新的市場規則下,《北京人在紐約》取得了良好的商業回報,次年還清貸款,還有40萬的盈餘。鄭曉龍補充到,還款時趕上外匯並軌改革,貸款時美元匯率不到一比六,還款時匯率將近一比九,“即使這樣我們還賺了錢”。《北京人在紐約》是鄭曉龍對出國熱的反思,那是全民經商潮的變種,人們既希望開闊眼界,又嚮往快速完成財富積累,這個心態是市場經濟變化的一個縮影。

與《北京人在紐約》同在1993年播出的,還有一部至今仍有巨大影響力的電視劇《我愛我家》,相比前者,它用更戲謔的態度表達了對各種社會現象的看法,也成為京味喜劇的巔峰。

《我愛我家》

九十年代北京剧精品频出,间接产生了贺岁片

發生在“楊柳北里”傅明老人一家的故事,幾乎包含了當時社會上所有的熱點與痛點,裡面辛辣的幽默和溫情的撫慰,使它成為超越時代的經典。全民經商熱自然不會在這樣一部劇裡缺席,梁天扮演的賈志新是一心要在商海折騰,屢屢失手卻痴心不改的年輕人,瞭解各種新生活方式,但在家裡又總是像一個不合時宜的失敗者。傅明老人在劇中列數了賈志新的“幾宗罪”,包括遊手好閒,資產階級作風嚴重,長期財富來源不明等。賈志新是介於李誠儒飾演的那幾個商人角色之間的人,既做不成奸商,也無法成為大款。離財富最近的一次,是倒賣盤條,又在最後出於善良和仗義,將機會讓給了被騙了錢的東北老鄉。賈志新的塑造具有普遍性,他們的野心代表著北京的活力與激情,他們的成敗也意味著北京的複雜與殘酷。

間接催生了賀歲片

在成為葛大爺之前,葛優在大多數觀眾眼裡是同輩或晚輩。《編輯部的故事》讓他被全民所知。人們在街上遇到葛優,會喊東寶同志。在北京,東寶同志像一個哥們兒和街坊,甚至親戚。這是當時北京劇裡年輕角色的一個特點,愛耍貧愛抖機靈,看似沒正形,又有一顆比火還熱的心。李東寶如此,賈志新如此,方言亦是如此。他們擅用自嘲解構困境,像是一種獨屬於北京的生活哲學,市井生活因此有了親切的溫度。

這類角色風靡一時,但隨著市場的變化,類型片的出現,這些原本新潮先鋒的角色在幾年時間裡,漸漸成了電視劇中的古典造型。即使在這些角色的高光時期,還是有另一些北京青年角色正在被塑造。1994年由陳佩斯主演的《飛來橫福》是歡鬧青年的加強版,讓小人物在現實主義語境下,呈現出一種難以消解的荒誕。1995年由滕文驥執導的《北京深秋的故事》,則走向另一種寫實風格,完全不見插科打諢的臺詞,在強劇情下,讓情感作為一切的推動力。年輕的李亞鵬在這部戲裡展現了自己後來所有的賣點。幾年之後,他順利成為全民偶像,影響力不亞於當時的王志文,《北京深秋故事》就像李亞鵬的《皇城根兒》。

李亞鵬是第一批可以用偶像來形容的演員,此前的演員,更適合用藝人或明星來概括。偶像是一種綜合素質,也是娛樂產業日漸繁榮的標誌。1997年,李亞鵬聯手吳倩蓮出演《京港愛情線》,兩地合拍讓香港和北京有了更多交集,消解了曾經臉譜化的設定。在迴歸前的很長時間裡,香港人在北京劇中幾乎只有兩類角色,明星和港商,當然,這一切隨著迴歸的臨近,已經有所改善。

香港迴歸是上世紀90年代的座標事件之一,1997年因此被賦予了更多的感情,《編輯部的故事》曾在1996年底拍了四集續集,李東寶和戈玲在續集裡終於確定了戀愛關係,牛大姐和陳主編也走到了一起。編輯部在除夕之夜共同守歲時,香港演員萬梓良忽然到訪。他是本色客串,角色身份除了香港演員之外,還成了戈玲的遠方表哥,是創作者對兩地關係的直白期待。

四集續集的導演是原劇編劇之一的馮小剛,這部為春節檔定製的閤家歡續集當時還有一個新鮮的名字——賀歲片,後來被沿用在馮小剛的諸多電影裡。1997年上映的《甲方乙方》是他賀歲序列的開始,馮小剛在電影結尾時感慨到,1997年過去了,我很懷念它。後來的日子,這句著名的感概不再侷限於年份,它更像社會轉型期的一個公開回望,是人們對90年代的一次集體抒情。

新京報記者 湯博

九十年代北京剧精品频出,间接产生了贺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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