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法醫》追至26集，我腦中跳出這兩句話。這兩句話是我為一本書寫的，覺得用來說《心靈法醫》也很合適。沒想到一部法醫劇也可以這樣凝視死亡，既有莊子式的敲骨詰問，也透著對時代的審視、對人性和心靈的反思。
劇中的逝者，都沒留下遺言，但他們身上的痕跡、他們逝去的環境，就像他們的遺言。
萊昂納德·科恩有句歌詞：“萬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法醫就是尋找裂痕的人，讓光通過裂痕，照進逝者陷入黑暗的生命，也照亮生者的未來。
每個逝者都與我們相關，這或許就是人類的含義。法醫和刑警就是向逝者償還債務的人，替逝者的親人，替謀害他們的兇手，也替所有的人。
如宋慈所言：“為生者權，為死者言”，只有清還了這最後一筆債務，親人才能放下心中的負疚，死亡才能以重生的方式被救贖，受難才能喚醒更多人的悲憫和良善。
劇集《心靈法醫》，由北京愛奇藝科技有限公司出品、深圳市中匯影視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出品，龔宇擔任出品人，龔朝暉執導，戴瑩、董俊擔任總製片人，姜楊擔任總編劇，王籽間、侯慶超擔任心靈劇場編劇，聶遠、蘆芳生領銜主演。
正在愛奇藝熱播的《心靈法醫》，劇情已行至三分之二，“海水溺死案”“石雕輻射案”“水雲間案”“雙子死亡案”和“潛水案”，都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這其中有蓄意殺人的，有因意外而死亡的，有作案手段簡單殘暴的，也有處心積慮手法隱蔽的，但無一例外，法醫明川都找到了這些謎案中的裂痕，讓光透進了死亡的黑暗之地。
死亡，寫起來只有九筆，但無論誰面對它，會發現這九筆，卻寫出了世間最複雜的迷宮。
法醫的首要任務是發現證據，這是查明真相的第一步。沒有證據，就談不上對證據的識別與鑑定，更別說發現真相了。
但證據的種類太多，形態各異，出現的地方也不盡相同，可能在屍體上，可能在案發現場，也可能在其他地方。
發現的方法也大相徑庭，或是對屍體的解剖、骸骨的鑑證，或是對現場物證的鑑定，或是對毒物或病理的檢測。
“石雕輻射案”的輻射、“水雲間案”的血吸蟲、“雙子死亡案”現場的特殊氣味、“潛水案”的鞋印與破碎的戒指、“宮城執法案”烏鴉窩中的彈殼，這些都是極難發現的證據，但又特別重要，沒這些證據，案情就不可能大白於天下。
從劇中我們看到，這些證據的發現，或有賴明川的細緻耐心，一次次對現場的反覆觀察；或完全憑他的經驗和智慧，如烏鴉窩中的那枚彈殼。
法醫要面對的，不只是證據、死者的屍體或案發現場，還需要面對死亡背後的人，他們的心理、邏輯、情感，及身體狀況。
“海水溺死案”中，明川出沒於海鮮市場、檯球廳、酒吧，他這是在扮演死者；而在“狼人案”“水雲間案”中，明川不斷回到案發現場，是想重構與還原兇手的心理與邏輯。
明川所做的一切，都在試圖重構死者死亡前的行為與邏輯，最終判定死亡的原因。所有的信息都有自己的指向，當這些信息匯向一個方向時，或許那就是死亡的真相。
胡適說過“為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而辯冤白謗的第一步，就是要發現死亡的真相。有真相，辯冤白謗才有可能。
與其他刑偵法醫劇不同，尋找兇手、發現死亡真相，只是《心靈法醫》的目的之一，追尋死亡背後的心理與心靈問題，進而揭示它所導向的社會問題，也是它的目的。
比如“海水溺死案”中，單親母親的過勞死，從心理上分析她可能自毀傾向，但這傾向背後，與現實帶給單親母親的不安全感，不無關聯；“網約車案”中，兩個兇手也是被各種家庭和生活問題，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可憐蟲”，最終卻把怨氣發洩在了無辜者身上。
雖說困苦與厄運不是犯罪的理由，但細察與死亡相關的悲劇，追根溯源，總能找到壓垮一切的最後那一根稻草。
如果這些人在行兇或死亡前，能得到些許來自社會或親人的關愛，或許命運就會發生改變。
大量的心理問題，源自家庭的變異，源自家人之間的心理隔絕與誤解。
“雙子死亡案”中，小兒子李曉東的死，原是一個誤會，母親卻堅定地認為，大兒子李曉北是兇手。
原來，李曉北“長兄為父”的心理，使他對母親和弟弟有過強的控制慾，在母親眼中，這種絕對支配權讓家變成了一座監獄。
李曉北為家中犧牲得越多，他的控制慾就越強，他深愛自己的母親和弟弟，但這種愛竟成了母親的負擔，於是引發了誘導兒子自殺的悲劇。
控制慾強，是因李曉北從小失去父親，極度缺乏安全感，他只有通過控制母親和弟弟給自己帶來安全感。
然而，無人願被控制，關係破裂成了必然。
“石雕輻射案”也是如此，凌志文與李蘭都深愛女兒，女兒也深愛離異的父母，但因相互間的心理隔絕，竟讓李蘭對離異的丈夫起了殺心，最終不僅害死了女兒的親生父親，自己也鋃鐺入獄。這決不是李蘭想要的結果，但現實就這麼發生了。
貧困、離異 、失怙會帶來不幸，財富的迅速增長，同樣可能帶來災難。
“潛水案”關注的就是這種現象。
王偉潛水猝死，背後原因竟是公司為了安全上市，不得不在外進行產品研發，因火災導致燒傷，猝死不過是這一切的後遺症。
公司成功上市了，總裁鄭虎卻因賠償問題，與投資人發生衝突，最終使自己成了半失憶的“廢人”。
創業原就是“九死一生”的事，即使創業成功，因財富引發的人際矛盾，也會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同樣會帶來冰寒絕境。
“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無人希望這樣的悲劇，發生在自己身上。
只有認知到財富是美德的產物，道德地獲取財富，才能體會財富創造的快樂和生命的尊嚴。
作家保羅·奧斯特說：“生變成了死，彷彿死一直擁有此生。死，不是生命中的事件，所以，活人永遠看不到死亡，看見的不過是死去的人。死之謎，在生之外。即便亡者，也只能把人帶到離生死邊界很近的地方。”
確實，即使法醫，也只能把人帶到離生死邊界很近的地方，案子破了，“死之謎”我們卻永遠猜不透。這或許就是“心靈劇場”存在的理由。
讓逝者和生者，在心靈劇場中隔空對話，這確實是一個奇思妙想。
於是我們看到逝去的母親與兒子的對話，看到逝去的兒子與母親的對話，看到被害者與兇手的對話……有的達成和解，有的在懺悔自己的罪行。
那積木搭成的小小舞臺，似乎因此具有了無限的指向和開放性，引導不同的觀眾，依照自己的生活體驗，解答一個個“死之謎”，完成自己的敘事與理解。
你脆弱，它給你勇氣；你狹隘，它給你寬容；你絕望，它給你愛和信念……
這或許也不是導演的目的，他只是試圖利用這個小劇場，來消解劇集的中心意義和影像結構，讓演員、話語、故事多一些自由的意志。
導演想要的，並不是意義的準確在場，而是一種無法限定的意義的瀰漫，讓觀眾從這裡走向自己的思考。它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起承轉合，它尋求的是峰迴路轉或嘎然而止。
劇集和劇場，就像兩朵被捆紮在一起的花枝，花朵指向的並不是同一個方向，但兩者又構成了一種互文或交錯的結構。
過去，我們通常認為法醫、屍體、死亡這類故事，與崇高的情感無關。但看西方戲劇史會發現，崇高情感的根源往往與死亡和恐怖有關。
因為我們面對的死亡，是一個龐大的不可知之物，它讓我們焦慮與顫慄，也讓我們充滿認知的期待。
每個人都將面對死亡這一巨大的虛空，好的死亡故事，會讓心靈變得自由，對不可知的世界有更多的想象與接納，最終喚起的仍是我們對生命與愛的崇高意識。
人就像一粒粒稻穀，遲早要脫去肉體的外衣。《心靈法醫》展示了那麼了多的死亡，讓我看到的卻是生命的無限。唯至誠可觀無常。明川就像一個死亡的沉思者，真相成為他留存生命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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