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是一個高度壟斷化的社會，這種體制下，資格、資歷、人脈——而不是個人能力——決定了一個人在組織內部的身價，因此出身名校的價值凸顯。圖為韓國首爾市民早起前往上班。 （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11月28日《南方週末》）
韓國是一個高度壟斷化的社會，這種體制下，資格、資歷、人脈——而不是個人能力——決定了一個人在組織內部的身價，因此出身名校的價值凸顯
韓國教育部日前宣佈，廢除精英高中；到2025年，當地所有私營高中都須轉為普通學校。政府宣稱，這一政策的目的是用於糾正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教育差異。
眾所周知，韓國社會普遍存在唯文憑論的選材觀。名門大學出身是進入一流企業或政府核心部門的“敲門磚”，敲開精英圈的大門後，還需要學長前輩們一路提攜。事業發展自不待言，連“門當戶對的好姻緣”也需要學長們張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大學文憑就是人生前途的分水嶺，其含金量之高無與倫比。而私立精英高中在這場“人生爭奪戰”中的表現確實搶眼，獲得名門大學“入場券”的機會遠遠大於普通高中，與之相應的當然是昂貴的學費。
韓國社會深陷“教育焦慮”，又有著深厚的左翼民粹傳統，這類又貴又好的精英私立高中自然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因此，文在寅政府在支持率持續低迷的情況下，打出這張“教育牌”以提振人氣也並不奇怪。然而，這一舉措是否真能如其所宣示的那樣“糾正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教育差異”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精英私立高中的數量有限，對韓國教育體系的影響很有限。據統計，韓國目前精英高中學生人數約佔全國高中學生總數的4%。如此低的佔比，對整個教育資源配置沒有實質影響。美國K-12中私立學校學生佔比10%以上，遠遠高於韓國，但教育體系的均衡程度要比韓國好得多。而日本的私立高中學生數量佔比在30%以上，比韓國要高得多，但“名校之爭”也沒有達到韓國那樣誇張的程度。
其次，這樣簡單粗暴的政策是不可能取得其宣稱的效果的。精英私立高中的出現是滿足特定人群教育需求的供給方式，消滅供給方式不等於消滅需求。這一特定需求一定會以另一種供給方式替代。比如日本搞的“寬鬆教育”政策，以降低公立學校師生的負擔為出發點，強行限制公立學校的教育供給質量。結果學校確實“放羊”了，造成教育質量大幅下降。課外補習大行其道，中等以上家庭的學生負擔、教育費用支出雙雙激增。更可悲的是，無力承擔更高教育費用的中低收入家庭早早放棄，他們的子女早早出局，加劇了階層固化。2016年，日本政府不得不正式宣佈與“寬鬆教育”訣別。
韓國政府此次的舉措，無非是換了一個方向重蹈日本的覆轍。政府確實可以輕而易舉地取消私立精英高中，但是政府能夠阻止4%的精英學生的高質量教育需求嗎？課外補習、家庭私教、海外留學等等，都會成為替代供給。難道政府有能力一一限制取締嗎？
文在寅政府推出這一政策，對“糾正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教育差異”毫無益處。政策失誤的背後是對社會問題的曲解。將社會不平等歸咎於教育差異，本身就可商榷。
困擾韓國民眾、催生精英私立高中的是“名校爭奪戰”，這可不是單純的教育問題。名門大學因其專業優勢、校風傳統在特定機構或行業形成“校友幫”的現象十分常見。正常情況下，這種天然的人脈關係並沒有什麼負面影響。但是，在社會資源高度壟斷的條件下，“校友幫”會異化為緊密、強勢、排他的權力集團。
韓國就是一個高度壟斷化的社會。權力資源被政府壟斷，缺少有效規範政府作為的制約機制，行政權、司法權都比較“隨性”。經濟資源被財閥壟斷，五大財閥的銷售額佔了全國GDP的60%左右。龐大複雜的壟斷機構必然是科層制官僚體制的沃土，這種體制下，資格、資歷、人脈——而不是個人能力——決定了一個人在組織內部的身價，因此出身名校的價值凸顯。有學長前輩的照應是事業前途、迴避風險的必要條件，孤立無援的“圈外人”輸在了起點上。因此，SKY（高麗大學、國立首爾大學、延世大學首字母形成的縮寫）為代表的名校文憑含金量遠遠超出其教育質量評價，而是作為壟斷權力結構中的人事核心備受重視。
由此可見，社會資源高度壟斷才是社會不平等的原因，並且放大了“教育差異”、製造了“教育焦慮”——韓國家長們爭奪的“名校入場券”並非單純的教育資源，而是賭上了孩子人生的拼死一搏。這是教育問題嗎？顯然不是。
與其搞取消精英私立高中的政治作秀，韓國政府更應該切實杜絕權勢者在教育領域的濫權勾當，比如文在寅愛將、前司法部長曹國子女的入學腐敗。
（作者系歷史、經濟學者）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江東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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