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10月，日本北海道，某個大雪紛飛的晚上，位於北海道最東部的一個叫做阿寒町的小鎮，一群中國留學生在暗夜中匆匆前行。在這個偏僻、寒冷、荒涼的日本小鎮，為了躲避校方的嚴格監管，他們不敢坐飛機，只有到釧路市坐電車才能確保安全。在前往目的地的過程中，他們每個人手裡都拄著一根木棍，隨時準備與突然出沒的野熊、野狼搏鬥。
公路上空無一人，只有遠處牧場透出些許亮光，漆黑的山林中，隨時都可能出現野獸，即便路途艱險，但得益於北海道的地理位置，坐落在日本的最東邊，天亮得也早一些，徒步行走幾個小時後，這些勇猛的中國人終於在天亮之時抵達了釧路市，搭乘上了救命的電車，成功逃離了阿寒町這個荒蕪的地方。
這就是震撼日本的“北海道大逃亡”事件，時年35歲的丁尚彪也在逃亡名單中。
這位跟親朋好友借了42萬日元（摺合人民幣大概是2.7萬元）的上海青年原本想借助日本留學的機會改變家庭的經濟困難和改變自己的命運，卻沒想到這是一場騙局。
丁尚彪1989年6月份離開上海來到位於北海道阿寒町的日語學校，不到半年就發現，這裡經濟落後，人煙稀少，根本無法實現半工半讀。而對於負債出國的丁尚彪來說，要想還清債務只有一種辦法，離開阿寒町去東京打工，但同時也意味著他將失去學生簽證，淪為“黑戶”。
在當時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丁尚彪跟其他同樣上當的中國同胞選擇了逃離北海道，而這一黑就是長達15年之久，此後，他又輾轉到美國繼續打工。日籍華人導演張麗玲曾歷時10年奔走於中國、日本、美國之間拍攝了紀錄片《含淚活著》，記錄了丁尚彪一家三口在上海、東京和紐約天各一方的生活。2006年，這部紀錄片榮獲了“日本放送文化基金獎”、“東京文藝金像獎”等大獎。
丁尚彪1954年出生在上海，因為父親加入了國民黨，丁尚彪的出身並不好。
1970年中學畢業後，正趕上上山下鄉熱潮，丁尚彪被分配到了安徽淮北的五河縣。
當知青的時候，丁尚彪積極肯幹，還被評為了五河縣優秀知青代表。
1972年，相信知識改變命運的丁尚彪奢侈地買了一臺收音機，又找來四本英文書，開始了自學英語。
兩年後，丁尚彪被招工進了縣城一家集體所有制工廠。在這裡，他遇到了同樣來自上海的女知青，陳忻星，同在異鄉的兩個年輕人很快就相戀結婚了。
1981年，丁尚彪跟人對調，從安徽回到了上海。不久後，女兒丁晽出生了，“晽”字寓意光明、希望，丁尚彪夫婦對女兒寄予以了美好的寄託。
然而，回到上海後的日子也不好過，年紀已經奔三，學歷也不高，又沒有一技之長。偌大的上海，丁尚彪的家庭生活陷入了經濟危機。
不過，即便如此，丁尚彪還是沒有放棄自我提升。回到上海後，每晚都去夜校上課。他所在的工廠也鼓勵青年職工補習文化和技術，丁尚彪讀到了中專的行政管理專業。
上個世紀80年代末，中國內很多城市掀起一股日本留學熱潮，尤其是上海。當時的日本正處於泡沫經濟時期，在日本留學的朋友給丁尚彪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日本人不要的彩電、冰箱都隨手丟在路上，撿起來就能用。而當時的上海，黑白電視都還沒有普及到每家每戶。
丁尚彪動了去日本的念頭，他想去外面的世界闖一闖。
一個偶然的機會，丁尚彪得知日本飛鳥學院阿寒町分校招生的消息，於是填報了資料。
丁尚彪找親朋好友湊了三萬塊錢的學費，這筆鉅額學費相當於他們一家人15年的工資收入。在重大的負債壓力下，丁尚彪告別妻子和女兒，隻身前往日本“掘金”。
而後，丁尚彪經歷了後來的北海道大逃亡事件。
身在異國，無家可歸。在目睹了阿寒町無異於中國大農村的蕭瑟荒蕪後，丁尚彪決定前往東京找工作。
不同於北海道阿寒町的經濟滯後，東京給了丁尚彪“做夢”的可能。
上個世紀90年代的東京，經濟遠比國內發達，丁尚彪一天的收入就高達七八百元，如果在國內，至少要工作7個月才能賺到這麼多錢。
丁尚彪曾這樣形容當時的心情：“對我來說，這樣的收入就像是搶銀行，錢像是白撿的，哪捨得休息啊？”
為了早日還清債務，丁尚彪發揮了中國人能吃苦的特長，身兼數職，打好幾份工。
因為語言不通，丁尚彪只能找體力活，比如流水線員工、洗碗工、保潔等。每天的工作都安排得滿滿當當，通常是白天在工廠工作，晚上去餐廳洗碗，週末的時候，工廠不開工，就去商場做保潔。
丁尚彪的工作強度很大，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凌晨才下班，末班車早就過了，他只能沿著鐵路走回住處。
丁尚彪住的地方靠近鐵路，很吵，但是便宜，房租一個月只要25000日元，好幾個人合租分攤。不到10平米的房間住了四五個人，房間只是用來睡覺，平時都在外面工作，大家對住宿也就沒有太多要求。
飯菜也只買最便宜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丁尚彪都是能省則省，家用電器是撿來的，衣服和鞋子有時候也能撿漏，工資全部存下來，寄到上海的家裡。
因為聽不懂日語，丁尚彪有一次被餐館的廚師長狠狠扇了一耳光。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後，他暗下決心，苦學日語，還考取了多本執業證書。
在日本的這些年，支撐丁尚彪堅持下來的最大動力是送女兒去國外的一流大學唸書。
他始終相信知識改變命運，自己這一代沒能實現階層跨越的目標，他希望女兒不要再走自己的老路。
丁尚彪說：“我就是想靠自己的力量，把家庭的命運，徹底地改變過來。”
離開上海的時候，丁晽還在唸小學，再次相見的時候，她已經不負眾望考上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
在此之前，丁尚彪讓妻子把他寄回去的錢全部存起來，然後兌換成美元，八年，一共存了15萬美元留學基金。為了更有把握被美國的大學錄取，丁尚彪讓女兒不要申請獎學金，留學費用全部由他負擔。
直到1997年，女兒被美國紐約州大學錄取，丁尚彪心裡的石頭才算落了地。在美領館簽證處，大部分學生都是去美國讀研讀博，讀本科的極少。據說整個90年代，上海復旦附中赴美讀本科的，只有丁晽一個。
闊別八年的父女相見，不是在中國，也不是在美國，而是在日本東京。赴美留學的時候，丁晽特意選擇了在東京轉機，並申請了24小時的過境簽證。
丁尚彪是黑戶，不能出入機場，父女倆選擇在機場的前一站日暮裡會面。
雖然平時也有電話聯繫，但是真正見面的時候，丁尚彪和女兒還是有些生疏，但是這份生疏很快就消除了。
丁尚彪帶女兒去看自己工作的地方時，跟朋友自豪地介紹：“這是我女兒，要去美國上學了！”
女兒去美國留學後，丁尚彪本來可以回國，但是他覺得自己才四十歲出頭，還能繼續工作賺錢，減輕家庭的負擔，於是選擇繼續留在日本。
妻子陳忻星曾多次申請簽證，想去美國看望女兒，但是總被拒籤。她不死心，一次又一次申請，終於在第12次申請的時候通過了。
那是2002年，和之前女兒去美國的路線一樣，陳忻星也選擇在東京轉機，這是兩人闊別十多年後首次見面，停留時間有72個小時。
出發前，好多年沒買過新衣服的陳忻星給自己買了一套新衣服，還精心燙了頭髮。
丁尚彪則把住的地方打掃了一遍。
見面的時候，兩人相視而笑，陳忻星卻紅了眼眶，她看著不再年輕、因為勞累頭髮有些稀疏的丈夫，再想到自己獨自帶著女兒生活的這些年，內心積攢了太多酸楚。
和之前送走女兒一樣，在車站分別的時候，丁尚彪目送妻子離開。男兒有淚不輕彈，在日本那麼艱苦的生活，丁尚彪都沒哭，這次卻抹了抹眼角的淚水。
2004年，女兒丁晽即將拿到醫學博士學位，丁尚彪終於回到中國，15年的時間，這是他在日本工作的時間。離開日本前，丁尚彪特意去了一趟北海道阿寒町，他說，這是夢開始的地方。
回到上海後，丁尚彪用多年的積蓄給家裡換了新房子，又買了兩套用來做投資。
他在日本工作過的工廠打來電話，希望他去工廠的中國生產線當翻譯，丁尚彪答應了，這份工作一直到2009年才結束。
當時是因為遠在美國的女兒要結婚了，丁尚彪夫婦才申請簽證前往美國探訪女兒。
當時，丁晽已經是美國休斯敦醫院的婦產科醫生。
抵達美國三個月後，丁晽為父母申請綠卡，並且很快得到了通過。
丁尚彪閒不下來，雖然一家人早就不需要為經濟發愁，但是他還是選擇了在美國重新開始打工生活。他找了一家賓館的餐廳工作，負責洗碗打雜，他還做了很多不屬於自己的工作，把廚房料理得井井有條。自費買來電鑽、電鋸、砂輪機等，廚房的設備壞了，他就想辦法去維修，為廚房節省了很多修理費，大夥都叫他工程師。連廚師們家中用品壞了，也會拿來請丁尚彪幫忙修理。
丁尚彪說：“我覺得自己還能工作，而且工作也是我瞭解美國社會的一種方式。我很想看看美國人、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他們都是怎麼生活的。”
因為同事都是外國人，丁尚彪還跟他們學起了英語，技能提升語言，一個月還能拿到3000美元的工資。
丁尚彪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的生存能力，“不想花女兒的錢。我有兩隻手，有好的身體，腦子也不壞，學東西都能學得進去，我感覺美國社會還是能夠接納我的。”
2012年底，丁尚彪在美國工作了三年，雖然他是全賓館年齡最老、英語最差的新移民，但大家還是把他推選為紐約市賓館業協會優秀員工。
頒獎大會上，賓館總經理對丁尚彪說，雖然這是沒有實物的獎勵，但卻是無價之寶，是紐約市賓館業最高榮譽。今後萬一賓館倒閉了，只要拿著獎狀去任何賓館應聘，都會最優先被聘用。
業餘時間，丁尚彪還會寫寫文章，向美國的中文報刊投稿，發表過多篇文章。他說要給自己留個紀念，也想讓後代看一看父祖輩曾經是怎麼打拼的。
大多數時間，妻子與女兒一家住在外州，幫忙照顧孩子，而丁尚彪則一個人住在紐約，工作、學習、交友。到假期就跟家人一起去旅遊。
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丁尚彪笑著說：“我還蠻自豪的，在美國我也能生存下來。”
從上海到安徽農村，再到日本東京、美國紐約，丁尚彪用自己的奮鬥史展示了生命的長度和寬度可以無限延伸，即便有一天他不在這個世界了，但是這份特殊的經歷對於後人來說也是一份精神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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