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蒋某人对宿敌桂系，采取了“既拉拢又抑制”的“两面派”手段。一方面，委桂系头面人物以高官厚禄，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限制和剥夺他们的实权。 李宗仁被任命为“北平行辕主任”，理论上可以指挥保定和张桓两个绥署部队，并节制华北五省三市（北平、天津和青岛）军政事宜，而实际上这些机构都直接听命于南京，李宗仁的行辕沦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摆设，几无实际权力。
蒋氏
白崇禧则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但是蒋某人又在部内专设了“参谋总长”一职，以自己的头号心腹陈诚充任，同时颁布了新的军制：参谋总长掌握军官任命、编制拟定、作战指挥和训练补充等所有军政与军令大权，且参谋总长不对“国防部长”负责而直接听命于他，这等于把白崇禧也挂了起来，位高而权轻。
桂系当然不甘受制与人。于是，蒋桂斗法从1947年春夏之交开始，便进入了白热化。首先是白崇禧通过“围剿”大别山的军事行动，拿到了“国防部九江指挥所”几十万大军的指挥权。而李宗仁则不断游说美国人，痛斥蒋氏的无能。偏巧蒋介石又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押错了宝，他通过孔祥熙家族资助了杜鲁门的竞争对手杜威，结果连任后的杜鲁门从此对蒋介石怎么看都不顺眼。几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军政两界关于“换马”的风声四起。
李宗仁
1948年初，南京“行宪”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围绕着“副总统”的选举，蒋桂之间展开了更加激烈的较量。蒋某人力推毫无威胁的孙科当选，而桂系联合起来送李宗仁上位，最终李宗仁以微弱优势胜出。在就职仪式上，蒋某人故意不穿事先说好的军装出场，而是一袭长袍马卦登台，让身着陆军一级上将军服的李宗仁看起来很像个随身副官，这就是蒋某人报复桂系的开始。
蒋某人随后指使监察院，弹劾曾为李宗仁竞选立下汗马功劳的桂系大将李品仙，以“贪脏枉法、走私文物”的罪名免去了其安徽主席职务。然后，为了防止李、白在南京合流，再一脚把白崇禧踢下“国防部长”的位子，打发他去武汉担任“剿总”司令，同时任命程潜为湘赣绥靖主任驻守长沙，就近监视和制衡白崇禧。另外，还将自己的嫡系精锐黄维第12兵团和宋希濂第14兵团划归“华中剿总”指挥，监控桂系部队的异动。
白崇禧
早在1948年4月，李宗仁与何应钦便提出，由白崇禧统领徐州和武汉两个“剿总”的建议，然而当时正严防桂系掌权的蒋某人断然予以拒绝，而是以“心腹草包”刘峙出任徐州剿总司令。及至10月中旬，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会战徐州之敌的态势渐成时，蒋某人才慌了手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后，他又同意白崇禧以“国防部蚌埠指挥所主任”的名义，统一指挥徐州、武汉两个战区的部队。
风水轮流转，这回反倒是白崇禧拒不赴任了。他以“南京可以直接指挥，不必重床叠架”为由硬梆梆顶了回去，任凭何应钦函电交加就是不理不睬。原来在此之前，桂系已经在合肥开会密谋，决计坐视蒋军嫡系覆灭，从而利用手中掌握的桂系部队，推李上位改朝换代，因此，白崇禧对到手的军权反而不感冒了，并且其后专以拆台为已任。
蒋某人与李宗仁就职仪式
1948年11月5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由于刘峙指挥不力和惊慌失措，徐蚌蒋军从一开始就陷于被动，蒋某人急调黄维兵团开赴战场，白崇禧情知这是“土木系”的嫡系精锐，留也留不住，不妨让其到战场上消耗殆尽，因此同意放行。等到黄维兵困被困双堆集时，蒋某人再想调宋希濂兵团东援，白崇禧死活不答应了。顾祝同好说歹说调动的第二军，最终也在汉口准备登船时被白崇禧的警卫团扣留。
白崇禧极力阻止武汉部队东调的最大后果，是当淮海战场上两军的兵力都用到极限时，蒋军在淮河一线用于北援的兵力，总是差那么一丢丢。拼凑起来的李延年和刘汝明两个兵团战力严重不足，从增援转为固守，最终若干战役集团被我军各个击破。就在蒋某人老本快要输光的时候，坐镇武汉观火的白崇禧加快了倒蒋的步伐。11月底，他通过河南、湖北两省的“参议会”向蒋某人发出了逼宫电。
蒋某人、李宗仁与美方代表
蒋某人对此怒不可遏，曾经在亲信面前破口大骂李、白两人的所做所为：“打仗的对手要我的命，桂系是既要我的钱也要我的命。”并且曾经指示毛人凤的保密局伺机暗杀李宗仁，以解心头之恨，只是因为1948年元旦他匆忙宣布下野，暂时需要李宗仁上台维持局面，才下令中止了暗杀行动。
从根本上说，蒋军在淮海战场之败是由于彻底失去了民心，但失败得如此之快，与其内部的派系争斗尤其是蒋桂之间的斗法，还是很有关系的。
早年的蒋某人和李、白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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