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消費社會的景觀和話語在各種媒體上得以大量生產，許多電視廣告、流行雜誌、時尚電影等都在不遺餘力地為人打造一個消費社會的幻城，它不僅以其光鮮誘人的外表，而且以一整套頗能撫慰人心的生活哲學籲請每一位社會成員的加入。
對於我們來說，消費社會究竟是一個呼之欲出的現實，還是一個鏡花水月般的幻象？
當許多人還在為這一問題猶疑不決時，一個新的社會群體：“新窮人”——已經以其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率先取得了消費社會合格成員的資格。
所謂“新窮人”，是當前都市裡一群年輕白領的自我身份定位，從存款上看，他們是名副其實的窮人，有些人甚至經常靠信用卡借貸來維持生活；但從進賬上看，他們又收入不菲，完全不同於舊式的拮据度日的窮人。
也就是說，他們掙錢不少，但花得更多，為追求新潮的生活方式和時尚的消費品而不惜將自己淪為“窮人”，是消費社會最稱職、最賣力的成員。
“新窮人”不僅選擇了一種完全不同於父輩的生活方式，而且完全改寫了“窮人”舊有的社會分層含義，賦予其一種新的頗具波西米亞感的美學意味。
那麼，“新窮人 ”為何如此熱衷於消費？透過他們洋洋自得的消費美學，我們能夠探察到怎樣的關於消費社會的深層訊息呢？
從一個特定角度講，所謂消費社會，就是一個對商品符號價值的關注超過對其實用價值關注的社會。
而所謂符號價值，也就是指一件商品對個人身份的標識作用和修辭意義。
因而，我們可以說，消費社會中一些人對符號化商品的飢渴症，與他們對自我身份的不確定感和焦慮感是緊密相連的。
職是之故，雖然消費主義意識形態一視同仁地向每一位社會成員都發出了詢喚，但是，對於那些擁有穩固的社會身份，且他們自己對此有明確認知的階層和群體來說，他們幾乎不受其影響，如上層和底層。
相反，對於那些社會地位正處於模稜兩可的不定狀態的中間階層來說，消費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尤為巨大，他們的消費慾望也表現得尤為強烈。
根據布爾迪厄的分析，“基本的生存狀況的差異產生了'奢侈的趣味與必需品的趣味之間的一個基本對立'，也產生了其經濟狀況允許其追求身份差異的行動者與不能有這種奢侈的行動者之間的對立”（戴維·斯沃茨：《文化與權力》，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P190）。
“新窮人”在我們的社會中就處於中間階層，因而，與下等階層的置身事外不同，他們更容易被吸引到這場身份區隔的遊戲中，併成為其中最為活躍的分子。
這是因為：
“
一方面，“新窮人”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這使他們有能力和意願去避免與社會下等階層相認同；
另一方面，他們又缺少足夠的資源去培育上等階層的生活方式。
”
這種不尷不尬的社會處境使他們熱衷於（也只能夠）依靠零星地採擷一些符號化的商品，來完成個人社會身份的區隔和認同。
“新窮人”的身份焦慮既與他們在社會分層中的位置密切相關，同時，也是由他們自我身份想象的破產所導致。
一方面，“新窮人”大都受過高等教育，工作於高檔寫字樓，外表光鮮亮麗，對自己的白領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象；
但另一方面，無論在工作的枯燥程度上，還是在收入水平上，他們都已與藍領工人沒有實質性的區別。
正如拉斯奇所分析的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美國社會狀況一樣，“有許多人僅僅因為他們穿著西裝革履去上班而被委婉動聽地稱為中產階級，然而他們中的許多人的生活水平已降到無產階級的水平。很多白領工人的工作並不比藍領工人的工作更需要技術，而且所得報酬也不如藍領工人。這些工作既不能給人以身份，又不能給人以安全”（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戀主義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P76）。
如果說西方社會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見證了白領階層的衰落，那麼，在我們當前的社會中同樣的趨勢也正在啟動，“新窮人”的身份認同也開始遭遇同樣的無奈和失落：曾經，對白領生活的華麗想象流行一時，現如今，它卻早已墜落於現實的冷硬地面之上。
對此，我們可以認為，電影《杜拉拉昇職記》的虛假矯情和電視劇《蝸居》的真實沉重之間的對比，恰如其分地丈量出了白領的身份想象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
一方面是躋身於上層社會的期待和幻覺，另一方面是墮入下層社會的無情趨勢，
面對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消費恰逢其時地出現了。它不僅安慰人們“穿什麼就是什麼”，告訴人們個人身份只不過是一個可以隨意打扮的小姑娘；而且還為人提供了一整套具有結構差異性的符號化商品，任人選擇，身兼兩職地扮演起心靈按摩師和解圍之神的雙重角色。因而，消費受到“新窮人”的青睞也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消費真的有此神力，能夠幫助“新窮人”溯流而上，成功泅渡到上一個社會階層嗎？
對此，鮑德里亞的回答可謂一針見血，他說，“有時候，物的變化反映了一個既定社會階層上升了的地位，物是對這一上升地位的積極指認；而有的時候則相反，物成為了對那些無法變動的個人或者群體的一種補償，他們對於試圖變化的希望破滅了，於是物通過一種裝飾、人為的變動來指認這一點”（讓·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P28）。
不幸的是，對於“新窮人”來說，情況顯然屬於後者。也就是說，他們對於社會地位升遷的期望破滅了，
消費無力改變這一現實，只不過為他們提供了一種心理慰藉而已。
為了彌合自我身份期待和無情現實之間的巨大溝壑，“新窮人”噬“物”如命，通過盜用本屬於上一個社會階層的各種消費品，來裝點自己那不如人意的生活；通過營造一種上等階層生活的氛圍，來滿足自己那不堪一擊的驕傲。
因而，在他們以隨性愜意相標榜的消費美學背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剛剛成長起來的社會群體對自我身份的深重焦慮和不安。
那麼，“新窮人”為何如此執著於通過對各種消費品的佔有來經營個人身份呢？
在我們看來，這首先與我們當前社會結構的整體變遷密切相關。許多理論家都已指出，20世紀中葉以後，西方社會率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不管怎樣命名這一時期，它的基本特徵之一就是生產的相對重要性的降低，以及與之相應的消費的重要性的提升。
如果說在一個工業社會中，人們在生產過程中擁有不同的地位，一個人的社會身份正是取決於他在這一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那麼，在一個後工業社會或曰消費社會中，隨著社會分工程度的加深和生產自動化程度的提高，每一種工作都只需要很少的技能，每一個人的工作實際上都不過是勞動力的單純消耗，在生產領域中人與人之間越來越不具有顯明的身份差別。於是，當代人身份認同的基礎就逐漸由生產領域轉向了消費領域，消費成為彰顯個人身份的主要手段。
很多人都認為，一個人的身份不是無可選擇地取決於他在生產過程中的角色，而是一種可以通過消費活動隨意進行建構的產物。這不僅提升了消費的重要性，而且還使越來越多的人將自我身份與自己呈現於他人的形象相等同。
對於我們來說，雖然聲言消費社會的來臨仍為時尚早，但毫無疑問的是，這種社會結構的轉型也正在發生，“新窮人”的身份認同基礎也由工作領域轉向了消費領域。對於他們來說，消費越來越不是一種以實用性為目的的購買行為，而是一種表達自我身份的文化行為和修飾自我形象的審美行為。
由於“新窮人”的身份認同基礎由生產領域轉向了消費領域，且越來越把個人身份等同於自我呈現於他人的形象，所以，他們的身份焦慮也就必然滋生出對消費的過旺需求，以及對自我形象的過度關注。
大衛·里斯曼在《孤獨的人群》中將當代社會的特徵概括為“他人導向”，在他看來，“他人導向”意味著過分重視其他人對自己的評價，過分在意自己呈現於他人的形象。因而，這種人終日生活在他人注視的假想之中，對自我形象有一種強烈的焦慮感。
如果說內在導向者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生產活動之中，那麼，他人導向者則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個人形象的打理亦即消費活動之中。我們認為，“新窮人”對各種消費品永不饜足的追求，也與這一轉變密切相關。由於他人而非物質環境已經成為一個人獲得肯定的關鍵所在，所以，在“新窮人”那裡，傳統的在人類與物質環境打交道的過程中所發展出來的各種美德（如吃苦耐勞、進取心等）已經變得不再重要，相反，如何打理出一個可人的自我形象越來越成為他們的核心關切。
消費主義意識形態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為它不僅承諾為這一自我形象打理的系統工程提供各種原料，而且還為之提供了周到的建議和方案。
無獨有偶，拉斯奇也注意到了當代人對自我形象的過分關注，以及對消費的神奇力量的迷信，但是從他的論述角度看，這是當代社會自戀主義文化興起的必然後果。
他提出，當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越來越處於一種相互隔離和對抗的狀態，這種社會條件不僅使自戀性格取代弗洛伊德時代的歇斯底里性格成為當代人主要的心理病態類型，而且還傾向於培養出每一個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的自戀因素，從而在社會中營造出一種自戀主義文化。這種自戀主義文化促成了消費主義的形成，因為，當代社會中的大多數自戀者都是悲觀主義者，他們對自我和社會的前途都不抱任何希望，這種前途無望感的後果之一就是，越來越多的人沉溺於對各種消費品和感官體驗的末日狂歡般的饕餮享受。
正如拉斯奇所說，“在一個前程日益黯淡的時代，新教的美德已不再能振奮人心。通貨膨脹削弱了投資和儲蓄，廣告減少了人們對負債的恐懼，並鼓勵消費者先買後付。未來既然已經變得充滿威脅、不可捉摸，那只有傻瓜才不會及時行樂”（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戀主義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P59-60）。
及時行樂、不關心未來也正是“新窮人”的群體特徵之一，從這一角度看，在他們享樂主義生活態度的明快色調背後，我們似乎也可以發現一些悲觀主義的沉重底色。頗能說明這一問題的是，越來越多的“新窮人”選擇成為“丁克”，這一現象既反映出他們對自我的過分關注，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對自我能力的不信任，以及對我們這個社會是否還有必要繼續繁衍下去的普遍懷疑。
因為“新窮人”的享樂主義有一層抹不去的悲觀主義底色，所以，他們對自我的形象也十分挑剔和苛刻，與納西斯迷戀於自己水中的倒影大相徑庭，這種自戀者總是憂心忡忡地審視自己的形象。
“為了使他為自己設計的過去達到完美無缺的境地，新自戀者凝視自己影子時的目光與其說像是在自我欣賞，還不如說像是在毫不留情地搜尋自己身上的瑕疵、倦怠的痕跡和衰敗的跡象”（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戀主義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P102）。
雖然這種對自我的新的不滿形式完全是由消費主義意識形態一手炮製的，但它們確實已經內化為很多人真實的生存體驗，併為不斷花樣翻新的消費品準備了市場。
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深諳誘惑的技巧，它永遠不會讓人滿足於自己的現在所有，而總是自信滿滿地告訴人們，你的生活是有所欠缺的，而彌補這一欠缺的方法又是簡單易行、觸手可及的，即為你的生活增添一件消費品。
然而，它又通過不斷給人制造出各種新的不幸感、對自我的不滿感和厭惡感，使最終的滿足變成一個不斷被延遲、始終未兌現的承諾。
在它的蠱惑下，很多人疲憊而無望地緊跟其後，一些人甚至不惜去挨刀整形。
毫無疑問，“新窮人”也是一個為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所俘獲的群體，他們不僅照單全收了它所製造的各種不滿形式，而且盲目信賴消費的神奇力量，認為消費不僅能夠治癒這種種不幸、化解這種種不滿，而且還能夠為人帶來自己隨心所欲的身份，以及一種審美化的生活。
然而，消費真的能夠化解“新窮人”的身份焦慮，併為他們帶來一種輕鬆愜意的審美化生活嗎？對此，我們深表懷疑。
如前所述，消費社會其實就是一個符號消費的社會，而眾所周知的是，符號的價值只有在彼此之間的差異中才能得到體現，因而，消費社會也是一個以差異性的生產和消費為標誌的社會。
許多西方理論家都已指出，消費社會中人們對差異性的追求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當一個本來專屬於上等階層的符號被越來越多的人佔有後，它就會自行貶值，於是，上等階層為了恢復原有的社會階層之間的距離，就會去追求新的能夠標示自我獨特身份的符號，而這一新的符號同樣也逃不過因被下等階層僭用而逐漸貶值的命運。
因而，消費領域的競爭註定是一場沒有終點的犬兔相逐的遊戲，它既不斷給人以興奮，也讓人疲憊不堪。由於“新窮人”加入了這場競爭，卻又不像上等階層那樣擁有雄厚的資本可以輕鬆應對，所以，他們註定要在時尚潮流的拖拽下疲憊地奔跑。
在這一漫無終點的你追我趕的競爭中，雖然“新窮人”也時常能體驗到一種滿足感，但這種滿足卻總是如此短暫，以至於轉瞬間就會為新的不滿形式所衝散。消費的魔力與其說在於它能給人帶來滿足，不如說它為人營造了一種自由的幻覺。
這不僅表現在，在挑選消費品時一個人彷彿擁有君主般的權力，而且還表現在，在消費活動中，一個人社會身份的不可更改的堅固性彷彿已經徹底融化，以致於可以任由人的拿捏和塑型。
然而，人們常常忘記了，這種消費快感的代價卻是日益緊張和繁重的工作，正如鮑德里亞所指出的，在消費社會中，收入、購買奢侈品和超工作量三者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這也就意味著，“新窮人”消費的自由與工作的不自由是互相推進的，他們日益膨脹的消費胃口只能通過越來越繁重的工作來埋單，只不過，消費社會樂於向人展示的是“新窮人”在消費市場上的歡暢，而傾向於掩蓋的則是他們在寫字樓裡的倦怠。
反過來說，也正是因為“新窮人”在工作中越來越感到疲憊和乏味，才使他們更願意通過消費來尋求心理補償，他們不停地購物、旅遊、娛樂，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樣緊緊抓住消費，固執地寄望於在消費的幫助下找回工作中所缺失的意義和樂趣，而這注定是一場無望的泅渡。
因為，人的消費以及其他各種閒暇活動與工作之間具有一種深層的一致性，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彼此對立的。
大衛·理斯曼說，“貶低工作而強調閒暇使人們感到極為空虛，不知所措。閒暇本身不能決定工作的好壞，但工作的不順卻可以使閒暇失去樂趣。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只有工作有意義，閒暇才變得有意義”（大衛·里斯曼等：《孤獨的人群》，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序言P33）。
看來，在工作狀況得不到改善，甚至還越來越惡化的前提下，“新窮人”所迷戀的消費也不會顯示出任何神奇的力量，它既不能化解他們的身份焦慮，也不能抵消或補償他們在工作中感受到的不幸。相反，消費品越來越加速更新換代所帶動的只能是“新窮人”越來越加快的工作節奏，反之亦然，要打破這一惡性循環，或許只能寄望於消費主義的消歇，以及工作和閒暇之間界限的最終消失。
來源：中國經濟學人（ID：economist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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