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我們努力以移民和布萊登頓新居民的身份生存下去。我的課程費用由學院來支付，比賽由他人安排，一天兩頓飯有人負責，但是其它一切事情我們都需要依賴自己。租金、花費、食物，還有其它所有的一切，我們都需要去支付。尤里，正在不可逃避地快速學習著英語，一切都需要現金，尤里不得不去尋找工作。他在一個施工隊工作，做著庭院工作和零散雜活，修剪草坪也是他的工作範圍。對他來說，這肯定是一段孤獨的時間，但多年來他不曾停歇，正是他的決心激勵著我們當中的每個人。他掙著錢，管理著我的生活，擔當著父親的責任，同時學習著或者嘗試學習著網球的奧義。一個晚上，當我把頭探進起居室時，我看到他正戴著老花鏡，把頭埋在一堆關於策略和操作技巧的書中。
當我第一次看到《家庭主夫》（Mr.Mom）的電影名字時，我便認為這說的正是我父親。那個時候尤里做著所有的事情，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只有他和我兩個人在一起。我們同時睡在一張嘎吱嘎吱的摺疊床上，有著同樣的目標和計劃。有時，我甚至不能把他的夢想和我的分別開來，或者他的夢想已經成為了我的夢想。每個早晨在第一縷陽光照進來之前，他會把我叫醒。就像我說的，他不需要一個鬧鐘。他的眼睛在五點就會自己睜開。他給我做早飯，幫我準備一天所需的東西。他告訴我當天我們需要去做什麼，我的注意力應該放到哪裡。你今天過得好，這便是一個完美的一天。你把眾多完美的一天放到一起，你就擁有一個完美的職業生涯。
這是尤里所堅信的。
當我打球的時候，尤里也在工作。無論他做什麼，都不得不很流暢地做完，因為每個下午他不得不在我進門之前回到公寓。我會由教練或其他孩子的家長開車送回家中。尤里和我會坐下來，把一天當中的每個時刻都說清楚，為接下來的一天做準備。他負責著我的裝備和衣服。多年來，我的大多數衣服都是別人穿過剩下的，短裙、短褲和鞋子在一開始都屬於安娜·庫爾尼科娃。我媽媽到美國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我的衣櫃，把所有的東西都扔到垃圾桶裡。但是尤里對衣服懂得多少呢？他餵養我，給我穿衣服，為我剪頭髮。我記得坐在浴室的馬桶上，尤里梳理好我的劉海後，把它剪得十分整齊，就像卡通裡的玩偶一樣。
我孤獨嗎？我悲傷嗎？我不知道。這就是我的生活，並且我不豔羨他人的生活。每週我會給媽媽打一次電話，因為電話費很昂貴，所有通話時間十分短暫。她會問我正在做什麼，並且會告訴我她愛我。她仍然關心著我的學業，即便我與她相隔萬里。那些對她意味重大的是我能夠記住俄羅斯的遺產，我能夠閱讀和書寫俄語，我能夠說出俄羅斯作家和他們的著作。她說我永遠不能忘記自己是誰，自己來自於哪裡。她說：“如果你不知道自己來自於何方，那麼你將不知道自己是誰。”我真記不住那些對話了，但是我還記得那些信件。每天我都會給她寫信。我會在底部潦草地寫下：“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一天，一位俄羅斯男孩拿著一封我寫的信到處跑，大聲地念了出來。他是我一個朋友，有一個弟弟，家庭十分富裕。他取笑我。“為什麼你要寫這麼多次‘我愛你’？”他問道。
“這是我媽媽。”我略帶央求地說。
“你怎麼了？這太俗氣了。”
我記得我看著他的眼睛：“你不告訴你媽媽你愛她嗎？”
他說：“好吧，嗯，但是不像你一樣那麼多次。”
“好吧，可能你有媽媽，而我和你不一樣吧。”
當我說出這句話時，眼裡噙滿了淚水，所以我可能比承認的還要傷心。
當我長大一點後，我開始在學院旁邊的一所公立學校裡上課。但是在一開始，當我幾乎不會任何英語的時候，我只有一位老師，是一位年老的俄羅斯女士。她就像家庭教師一樣，每週來到我所住的公寓幾次。她教給我基礎的東西——數學、歷史、英語——儘管我在電視裡學到的更多。這些早期歲月使我變得堅強起來。事實上，我認為這可以解釋我的性格、我的比賽風格、在球場上的氣場，可以解釋為什麼我難以被擊敗。如果你沒有一個可以去哭訴的媽媽，你便不會哭泣。你會繼續留在這裡，知道事情終會好轉，疼痛會減弱，一切終將柳暗花明。最重要的是，這決定了我的職業生涯。我不抱怨，我不會摔拍，我不會威脅司線，我不會放棄。如果你想打敗我，那麼在每場比賽的每一分你都須拼盡全力。我不會送給你任何一分。一些人，尤其是在鄉村俱樂部長大的人，在修剪整齊的草場上，面對一個未曾謀面的女孩會感到很不習慣。
當然，這就是尤德金所講的那種不可名狀的東西，那種俄羅斯人天生的頑強。我父親講了幾個故事，在故事的關鍵時刻他理解到我是一位堅強的球員。有一次，在我六歲的時候，我們還沒有前往美國。我醒來時眼睛上有一個腫塊，是角膜上的一個小膿包。一開始還好，沒有什麼大問題。但它開始變大。一天我醒來後，它就像殺了我一樣。哇呀，真疼。尤里帶我去了醫院。他們喊了一位特殊的女醫生，是一位眼睛外科大夫。她仔細地檢查我，然後回來說：“我們需要立刻切除這個囊腫，就是現在。” “好的，”尤里說，“切掉它吧。” “但是它靠近眼球，這意味著我們不能使用麻醉，”她說，“我不能讓眼睛變得麻木，你女兒將會感受到每一刀切割。”“好的，好的。開始吧。”她帶我來到了一個房間，不知怎麼我就挺過去了。20分鐘後，我們回去找尤里。醫生臉色蒼白，說不出話。尤里嚇壞了。他說：“上帝呀，發生了什麼？”
“不要擔心，”醫生說，“一切都很好。手術很順利，沒有問題。但是令我感到驚訝的是——瑪莎沒有哭。這不正常呀。她本應該哭的。”
尤里說：“我們能做什麼？”
這個醫生說：“我不知道，但是這不正常。她本應該大哭的。”
“好吧，”尤里說，“我們不能改變她。她想哭，那麼她會哭的。她不想哭，你不能強迫她哭。”
我們乘坐公共汽車回家，路上我沒有說一句話，當我們進屋後，我媽媽抱住了我，這時我哭了。哦，上帝，我竟然哭了。（來源：網球之家 作者：Maria Sharapova 編譯：楊過）
閱讀更多 網球之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