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爱好者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价值。从本质上来说，辛亥事变其实就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兵变，是兵变迫使清廷退位，而不是其他。

事实很简单，拨开各种纸面的宣传就会发现，所谓革命党人领导的十次起义之类，基本都是在边缘地带发动的暴动，而且没有一次有过胜绩，也没有一次真正起到什么影响。

不夸张的说，类似的会党或学生起义就是搞一百次，恐怕也会失败一百零一次，不会对历史起到任何作用。

但兵变就不同了。辛亥事变说白了就是南方新军（当然也包括陕西和山西两省）制造的兵变，这放到任何朝代都是极其要命的。不用多解释吧！

那么，回到问题上来。清末督抚真的纵容新军叛乱吗？这问题是有价值的，但问法完全不对。

清末督抚如何会纵容新军兵变呢？根本原因在于，控制不住。

因为清末搞军制改革，原本地方建设督抚控制的地方军队，在摄政王载沣上台后要收归中央。

也就是说，各省新军的经费、训练、驻防仍在地方，但军官的人事任免权收归军谘处（即参谋本部）和陆军部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新军兵变了。

军制改革后，各省督抚失去了对省内军官的任免权，那些军官当然不把督抚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的升迁和督抚无关了），督抚也就失去了对所在省新军的控制。

那么，各省督抚手里还有没有其他兵力可以对付新军呢。有，那就是巡防营（类似于地方wj部队）。通常说，各省都有五路巡防营，兵力上和新军差不多甚至还要多些。

但是注意了，新军是近代陆军，属于国防军、野战部队的概念，而巡防营是半新半旧，主要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在火力配置上差得远了。

譬如，巡防营是没有骑兵的，火炮方面和新军相比，也基本等于没有。如果打起来，结果可想而知。

事实上，辛亥兵变后，有几个省的督抚也不是没有调用巡防营，但最终无效（赵尔巽调张作霖是唯一的例外，但那也主要是东北新军是北洋军的底子，造反意识不强）。

由此，南方新军造反一触即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各省督抚束手无策，也就是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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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爹史册

1901年《辛丑条约》之后，慈禧太后开始实行新政，新政的其中一项内容就是编练新军。自袁世凯编练成北洋六镇之后，清政府要求全国编练36镇新军，各地新军的编练离不开各地的督抚。各地的督抚基本上是忠于清王朝，新军叛乱的时候各地的督抚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我以云贵总督为例。

清末要求在全国编练36镇新军，其中云南因地处边疆地区，要求编练两镇新军。但是云南地处贫瘠，财政收入根本无法编练两镇。时任云贵总督的贵族锡良根据实际情况编练成了一镇，其番号为云南陆军第十九镇。云南陆军第十九镇中的第三十七协协统（旅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些日本陆军士官生在留学日本的过程中认识到了清政府的封建腐朽，同时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思想，纷纷加入了同盟会。云南新军第十九的中级军官大多也留学日本，这些人也都加入了同盟会。回国之后，这些人受聘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他们又将革命的思想影响了讲武堂的学生。由于新军中的士兵都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对封建腐朽的清政府普遍不感冒。

继任云贵总督的是李经羲，此人是李鸿章的侄子。随着武昌起义的成功，各地的新军纷纷响应。作为云贵总督的李经羲当然是忠于清王朝的，当云南新军攻打云贵总督府的时候还负隅顽抗，但最终被云南新军抓获。云南新军对云贵总督李经羲还算客气，没有将其杀头，而是礼送出境。

综上所述：清末的督抚忠于清王朝，与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新军站在了对立面。在顺应历史潮流的时候，各地的督抚显然是阻碍者，但最终被新军所推翻，和清政府一样成为了过去。

历史军魂

此处所谓的清末新军指的是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后所训练的新式陆军，与传统的八旗兵、绿营兵以及后来在洋务运动时期训练的练军和防军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武器装备上，军队编制上面也有很大的改变。清政府训练新军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加强统治的，但是不曾想，最终频繁发动起义并且埋葬清王朝的就是这支新军。

清王朝最初计划编练新军36镇，但是最终训练完成的只有13镇，其中包括北洋六镇。不过就在这十几万新军当中，却有相当数量的革命党成员，因而从1905年之后，新军经常举行起义。包括广州新军起义、滦州起义、武昌起义等都主要是新军发动的，因为这些新军多是地方部队，在很大程度上由地方督抚节制，因而有一种说法是地方督抚在纵容新军叛乱，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两广总督张鸣歧、湖广总督瑞征等对于新军都是极力防范的，一度甚至通过巡警和防军来监视新军，这让新军感到极为耻辱。

新军起义与督抚之间没有实质关系，虽然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多年了，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还是可以确定的，从辛亥革命爆发到结束，督抚并没有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以及辛亥革命结束后，心灰意冷、退隐江湖的督抚是有的，被胁迫革命的督抚也是有的，乘机投机革命的督抚也是有的，但是真正主动参与推翻清王朝的督抚是不存在的。

青年史学家

晚清重建中央军的诉求一直延续到了灭亡前夕，1894年之后所编练的新军大致可以分为北洋新军和南方新军。

编练新军本是清末新政、挽救政治的重要举措，但在辛亥革命中，新军是推动各省独立的主力军，内部秩序崩溃，已经不是督抚可以游刃有余控制的了的，甚至出现督抚被新军力量裹挟的现象。

辛亥鼎革之际，各省督抚效忠清王朝者还是占多数，但不少新军力量却大部分已经不服管制。清末革命党发动起义，最初是采取联络会党与民间团体的策略，如兴中会组织的广州起义、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萍浏醴起义、秋瑾、徐锡麟领导的浙皖起义，基本是依靠会党发动的。

会党力量具有无序性，“会党发动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故而革命转向联络新军势力。由于清政府募新军士兵时，明确要求：能识字写字，并能够通文理之人。故而新军与旧军相比，习洋枪，学西法，下层官兵的知识文化水平明显较高，并因其思想活跃，视野开阔，更容易从理论上接受革命的道理。

国内各省武备学堂、陆军学堂的学生、教官，其中也有许多人倾向革命、推倒重来。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一条延续千多年的中国士人学而优则仕的向上的社会流动渠道被断绝，不少读书人不得不投身新军以寻求新的出路，客观上使新军的文化素质大为提高。

士人难以谋生，民官之路壅塞不堪，社会流动仅存行伍一途，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弃商业兵、离田人营者比比皆是。据不完全统计，到1907年长江流域各省已练成近五万新军，其中93.1%为士兵、并且一般都驻守在省城。

新军的晋升本有定制，但人治的因素很多，仍旧具有较强封建色彩。高级军官的喜好，地缘和私谊等不确定要素，饷銀克扣消息屡见不鲜，使得一些本属于士人从军的群体相当不满。由于各种不满的集聚，新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暗流涌动。

为革命潮流所激荡，咸思为民族争光荣，为国家求生存。虽因时代关系，对社会民众福利之观念未能深厚正确，而倾向共和之精神，则确为当时新军中级官以下所一贯同具。

一旦革命爆发，甚至可能全都投向革命。各地督抚有些虽然反对革命，但心中尚有游离。同盟会开始策动各地新军领袖，联合进步督抚，故而武昌起义是依靠新军发动的：革命初起，各省响应者半为新军。

辛亥革命之后，在各省光复后任职都督的 27 人中，有 14 人来自新军官员，包括新军统制、协统、标统、管带及教官等，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新军勃兴并影响了革命，是整体社会危机下的产物。督抚并非纵容，而是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发，各地督抚也无能为力。

秦右史

清朝末年的都督们，从未纵容过新军，只是他们力不从心，无法控制新军罢了。例如武昌起义前夕，因为不慎炸弹爆炸，被俄国租界巡捕搜捕出起义名单，移交给湖广总督后，湖广总督迅速对起义者进行了搜捕，新军的革命党不得不提前发动起义，从而打响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

为什么新军会成为革命的主力呢？

这就要从清末的军事力量说起了。清朝末年，清廷的军事力量主要分为三种。

第一种，就是清朝的起家根本——八旗兵和绿营兵。但此时的八旗子弟一已经彻底堕落不堪，绿营兵也不堪使用。虽然这是力量对清廷最忠诚，但也毫无战斗力，根本无法作为依仗。

第二种，是湘军、淮军、楚军等汉族地主武装。这些团练起家的地方武装为清廷立下了赫赫功劳，他们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剿灭了捻军，而奠定左宗棠一世威名的平定回乱及收复新疆，也是主要由湘军完成的。

但经过数场战争的消耗，自身堕落，以及清廷的分化拉拢，此时的湘军淮军等武装已经彻底不堪战斗，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淮军已彻底失败，清廷已经没有了可依靠的力量，清廷不得不训练新军。

第三种，就是清廷中央所练的新军及各省督抚所练练新军。其中尤以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和张之洞的自强军最为优秀。这些新军采用了西式的装备、西式的制度，新军的军官也多出自西方化的学堂或在欧美日本留学过，他们接触到了民族主义和革命思想，很多人同情革命甚至本身就是革命党，而这些人正是控制新军的中坚力量，因此各省督抚根本无法有效的对新军进行控制。

已经彻底丧失人心的清廷，自然无法对新军进行有效的控制，最具有革命性和战斗力的新军，也成为革命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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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督抚纵容新军叛乱，是压根就控制不了新军。新军兵变的原因在于革命宣传、知识传播，而兵变成功在于选将、将权的极度扩大。

1、清代征伐体系演化

在清代督有督标，抚有抚标，承担着地方治安的任务。真正的主力是中央禁旅八旗和地方驻守八旗，他们承担战略打击任务。

太平军兴，带来的变化就是督抚权力增大，练兵、练勇成了国家经制兵，依然是文官统军，这种情况下其实更接近内外皆弱。

（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对清代军制冲击很大）

甲午战后，开始编练新兵，后来组建武卫军。

到了庚子国变后，朝廷开始以袁世凯部为标准编练新军。组建从中央到地方新的战略打击部队。

2、新军特色

从上面我们可以知道，清军野战军统帅的变化大体是：八旗军将到汉族文官。

这次很大的变化就是军官职业化，士兵职业化。

军官出自军官学校；士兵受到严格选拔。

装备新技术装备，训练就是合营训练。

结果就是兵归将有。一改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困境。

这种部队凝聚力很强，从上到下令行禁止，战斗力很强。

（北洋新军）

3、时代特色

新军特色是相对于旧军而言，而不是相对于过去所有军队而言。毕竟新军本身演化还是符合制度演化一般规律的。

但新军本身是受时代影响的。

国家危机，建立强大国家；政府腐败，满洲贵族无能；革命才能救国等

都会输入新军的世界，自然会在关键时刻产生历史影响。

（袁大帅）

总结

新军是受制度本身演化与历史形势变化的产物，在历朝大体均如此，是很难为旧派所节制的。

而新军面临的新时代因素。自然就有了题主所说的困惑。

参考文献：

刘凤翰. 辛亥革命前后全国军事蜕变

何薇. 段祺瑞与清末北洋新军炮兵制度研究（1895-1900）[D].上海大学,2015.

杜宇. 论清末新军军操日本化的历程及其影响[D].湖北大学,2014.

张华腾.武昌起义后清廷组编新军三军考略[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1):98-113.

郭静. 清末新军后勤体制研究（1895-1911）[D].陕西师范大学,2012.

杨旭平. 清末新军兵役制度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

景若凡. 清末练兵处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

张旭彬. 论清末新军的营制[D].华中师范大学,2011.

苏全有.论清末新军的国家失控[J].学术研究,2009(07):128-132.

阳伶. 晚清军事将领地理分布研究[D].湘潭大学,2006.

刘庆. 清末军制改革研究（1901—1911）[D].山东师范大学,2003.

一枚明粉

清朝的兵制沿革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八旗军和绿营军。八旗军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是清朝前期军队的主力。清朝入关后，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收编、招募汉人组成绿营军，作为军队的补充。

第二阶段是团练、乡勇以及演变形成的湘军、淮军。1840年以后，清政府开始面临内忧外患，内部农民起义迭起，外部列强虎视眈眈。而原有的八旗军和绿营军已经腐化，丧失了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只能允许地方兴办团练，后来湘军、淮军崛起，成为了晚清的军事砥柱。

（新军训练照）

第三阶段就是新军。新军出现的时间节点是甲午战争前后。蒋方震曾说过：“甲午一役湘淮军之事业告终矣。”甲午战争基本宣告了清朝军事力量的全面失败，因而编练新军就成了燃眉之急。最早的新军应是胡橘棻在小站编练的定武军，后来袁世凯接手了这支军队，并最终编练形成六镇陆军。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在湖北编练了自强军。袁世凯和张之洞编练的新军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此后，清政府正式下令要求各地编练新军，并通过兴办军事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方式培养军事人才，新军于是便发展了起来。

新军有别于之前的军队，就在于一个“新”字。第一，新军大多聘请了外国军事教练，采用西法进行训练。第二，新军开始配备洋枪洋炮，取代之前的弓矛刀箭。第三，新军建制仿照德日，拥有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多个兵种。第四，新军选拔较之前更为严格，凡体质较弱、有不良嗜好、有前科案底者一律不收。同时，新军的军规条例也更为严苛，以防止士兵腐化。第五，新军各级军官大多由军事学堂出身的人充任，以保证军官的整体素养。

（袁世凯）

清政府编练新军的目的肯定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但可以看到，清政府的兵制沿革基本都是被形势推着走的，其改变多是在迫不得已之时，而在这种时候，其控制力已然大不如前了。加之其心态过于急躁，一方面迅速裁汰旧军，另一方面又对新军发展预估不足，缺乏有效的管理控制。当大量新式知识分子进入新军，新思想逐渐蔓延开来，新军自然也就和清政府离心离德了。

（程德全）

地方督抚即是如此，他们肯定不会去纵容新军叛乱，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新军发展的预估不足，导致了新军叛乱时他们已然无力平叛。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顽抗的督抚被杀，比如端方，一部分督抚选择顺应时势发展，比如程德全。至于有能力遏制新军叛乱的督抚，则完全不会坐视不理，比如袁世凯，当时他麾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密谋起义，结果就遭到了暗杀。可以看到，在新军叛乱的潮流下，北洋六镇却被袁世凯死死地掌握在了手中，当然这也和袁世凯治军是有关的。

参考文献：

1、陈旭麓、劳绍华：《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学术月刊》，1961年第4期；

2、苏全有：《论清末新军的国家失控》，《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

3、龚春英：《清末新军的知识化与新军的背离》，《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回答者：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施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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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形成星火燎原之势，新军无疑是最重要的“革命火种”。

要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首先要从新军谈起。

传统的满清军队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八旗和绿营。

等到晚清时，这两支部队基本上已经烂透了，根本没有战斗力可言。

所以到太平天国、捻匪四起时，清廷只能依赖以湘军、淮军为主力的地方团练。这是清廷出现的第三种武装力量。

甲午战争之后，湘军、淮军这种地方团练式微，以袁世凯小站练兵为代表的新军开始出现。

新军，顾名思义，是与旧式军队相对应的。这新：不止是装备新、训练方法新，更多的是思想新。

新军的军官阶层，普遍是接受过欧美、日本等军官学校训练的，开始接受民主、民族等西方思想，所以新军的中低级领导层，是天然具有反清反落后帝制的基因。

新军的招募，也多以汉族年轻人为主，这些青年也开始受到了一些启蒙教育，开始有了排满、反帝的意识。

如此一来，清廷赖以续命的新军，却恰恰是要它命的革命力量。这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

把新军的情况大概了解清楚了，我们再回头看这个问题：

——督抚们为什么纵容新军？

能混到总督巡抚级别的人，谁也不傻，天下大势基本上还是有个大致准确判断的。

从慈禧一死，清廷的灭亡已经是闭着眼睛都能感觉得出来的事，准确地讲，不是总督巡抚纵容新军，而是他们更清楚形势，懂得利用新军来作为他们的下一步政治筹码。

如果一味地压制新军，他们只会被新军“革命”掉；而适当地“纵容”一下，不仅可以博得新军的欢迎，还可以借此获得更多与清廷对话的资本，何乐而不为呢？

黎元洪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之所以能登上总统大位，正是源自己于他对新兵的纵容。

风谈天下

哪个嘟督巡抚纵容了？简直一派胡言！云贵总督李经曦被新军遣送出境，湖广总督瑞程逃跑，山西新军叛乱，东三省总督弹压了叛乱新军。北方基本用户清朝，西北一片混乱，南方和中部地区要么是新军自我发动的，要么在混乱中被裹挟，根本没有地方长官会纵容新军叛乱

会行走的书柜

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军队中已有革命党的活动，就湖北而言，破获日知会，振武学社，革命事件不断发生，湖北督抚和黎元洪末采取任何措施，至于云南的李经羲，不断有人报告讲武堂和新军中的革命活动，李不采取任何措施，无论主观是否有意，客观上都纵容了新军的叛乱，导致军人干政，军阀割据混战，立宪大业无法建设。以黎元洪，李经羲为代表的督抚任由新军的革命活动，直接原因是想做好人，违反职责，尸位素餐，更严重一点政治原因，督抚也有意谋反，只是自己不便直接出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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