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之州，大海在其南，港泊優越；韓、榕貫其腹，水網密佈。”
秦統一六國，中國版圖開始形成，而其時潮地尚為蠻夷。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平定嶺南，始於揭陽嶺置戍所。漢高祖三年（前204），南海尉趙佗並象郡、桂林郡，稱南越王，始於潮地置揭陽令。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漢平定南越，置揭陽縣，潮地才立行政區劃由中央政權正式管轄。
但比起中原，潮地尚屬邊遠落後，直到唐代（618—907），潮州仍為朝廷用來安置貶謫朝官的懲戒之所，以至元和十四年（819）韓愈（618—907）貶潮路上即有絕望之感，囑咐其侄孫湘“好收吾骨瘴江邊”。至潮後見到的是“颺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
但“人間正道是滄桑”。地處“瘴江”與“漲海”，正是使潮州改變落後，成為“嶺海名邦”的有利條件。
自古以來，尤其是在缺乏汽車的古代，缺乏飛機的近代，潮州具備無可比擬的水上交通優勢。雍正《潮州府志》總纂、漳州藍鼎元是這樣評述的：
《潮州府志》四十二卷首一卷
“潮郡東南皆海也。左控閩、漳，右臨惠、廣，壯全潮之形勢，為兩省之屏藩，浩浩乎大觀也哉。春秋之交，南風盛發，揚帆北上，經閩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寧波、上海，然後窮盡水花鳥，過黑水大洋，遊奕登萊、關東、天津間，不過旬有五日耳。秋冬以後，北風勁烈，順流南下，碣石、大鵬、香山、崖山、高雷、瓊崖，三日可歷遍也。外則占城、暹羅，一葦可航；葛囉吧、呂宋、琉球，如在几席；東洋日本，不難扼其吭而搗其穴也。茫茫大海，無樊蘺之限。藍氏此刻劃甚為清晰，一幅“潮州航運圖”躍然紙上。
藍鼎元
當代有句時髦語，叫“路通財道”。潮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優越的交通環境，而使之雖遲開發，但卻最早從農耕文化向海洋文化轉變，擺脫自給自足傳統經濟的束縛，不斷步入商品經濟的浪潮中，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點，成為嶺南重鎮、嶺海名邦。
綿長的海岸線和島岸線有優越的港口資源，如當今的南澳港、汕頭港、柘林港等使潮地很早就被選為海運的泊船之處。早在西漢，司馬遷《史記》便記載：“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
廣東省潮學研究院副院長黃挺教授認為，東越的兵船停泊（於潮地）的地點，雖難確切考證，但約略不離韓江、榕江兩江口，因非泊於此難以解決八千大軍的飲水問題。韓江東溪下洲龜山西漢遺址的發現，當可與文獻相印證。
《史記》的記載，僅提及潮地沿海有優越的停泊條件，而《隋書·陳稜傳》則涉及海上商貿往來。陳稜“（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即六年、610年）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即潮州）泛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舡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云云。
《陳稜傳》下文，又載流求人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云云，可推知彼時常有發自義安的商船往流求貿易。而陳稜發東陽（今浙江金華）兵，不自就近的溫州或福州、泉州的港口出，必抵義安後方擊流求，或即由於義安人習熟此航道的緣故。
據黃挺教授考證：“有唐一代，未見有關本區（潮州）海交及港口的記載。北宋以來，本區發展很快，人文日漸鬱盛，海上交通的興旺遂成自然的趨勢，見於古籍記錄與考古發現的港口眾多。如宋代的潮州港、南澳港、鳳嶺港、鮀浦港、揭陽港、闢望港。”
《宋史》已有潮州港的記載：“太平興國五年（980），是年潮州言，三佛齊國蕃商李甫海，乘舶船載香藥、犀角、象牙，至海口，會風勢不便、飄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藥悉送廣州。”
柘林古港
明代，饒平柘林不但是重要的軍港，而且是商船停泊之地。“嘉靖時，番船已經常往來，知暹羅與潮人之移殖交流，由來久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103）饒平大尖峰下雲，柘林澳在其南，暹羅、日本及海寇皆泊舟於此。清代，潮州雖曾實施海禁，但經潮州港的船運仍川流不息。
韓國林現圭據金指南《東槎日錄》揭示，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朝鮮肅宗十四年）3月3日，南澳船戶楊登興從寧波取新建航船出航，3月22日至潮州烏丁（歐汀）裝貨，有烏白砂糖2000擔，白方紳2000疋、紅白縐紗200疋、藥材20包、大米100擔，然後又到南澳裝載一些貨物。全船載粵東、閩南商戶及船員共63人，6月4日從南澳出發前往寧波、南京、蘇州，6月18日因海上惡劣遭難，於6月底漂流到朝鮮濟州島。
如今的南澳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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