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在孟良崮以北的南麻战役中，我的左小腿被打断了，由于失血过多，人近昏迷。
在生死边缘的我，真想和小时候一样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尽享幸福。
这个时候外面谣言四起，传我已经牺牲了。
转到莱阳后，巧遇邻村学友，我便迫不及待地让他给家里带了口信：“我还活着。”
家人知道我没有死的确切消息后，妈妈并没有完全从担心中解脱出来，她老人家已知道从没离开过家的孩子，现在正忍受着战火摧残的痛苦，忍受着伤痛的煎熬。
骄阳似火，再加上医疗条件有限，我的伤口逐渐恶化，化脓生蛆，恶臭难闻。
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我和一个腹部受伤的战友坐在一辆沂蒙老大爷推着的独轮车上，向战地医院赶。
当时医疗条件极差，没有消炎药品，医生将热盐水晾一晾，用小扫帚蘸着盐水扫扫蛆，仔细清洗伤口时，就像用利刀在我身上割肉一样，豆粒大的汗珠落地有声。
医生们在商议对我的治疗方案，南方口音我不全懂，大概是担心恶化到这样会造成破伤风，只见他们在我膝盖上方划了一个杠后，就把我推到开刀房。
到了门口我才明白过来，是要截肢。
我那股拗脾气一上来，什么都不顾，只顾死死用手把住门框，坚决不同意，并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要截腿，先截头，我还要打仗，我还要回前方，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医生说我是条汉子，是硬骨头，就没有截肢。在医生的精心救护下，总算保住了我完整的身体，做完手术后我在想，可以上战场了，可以自己走回去见妈妈了。
我于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快结束时回国，并作为志愿军观礼代表团的一员，去首都参加了当年的“五一”劳动节观礼。不久，才回到了已阔别12年的家乡。
听说我要回家的消息后，妈妈高兴得像换了个人似的，专门叮嘱几个儿女，把家里的几间老房子扫了又扫，又修又补，然后便是每天颠着一双小脚，早早就到村口看着，等着儿子归来。
一看见我，妈妈一句话不说上下打量着我，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可掬的笑容，无声胜有声！
12年未见，这12年我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妈妈无时无刻不在提心吊胆中度过，再见到妈妈已是满头银丝，岁月的风霜刻满了脸庞。
全家人相见兴奋不已，爸爸说：“我们家从来没杀过老牛（指没做过坏良心的事），我儿子会平安归来的。”弟弟说：“妈妈半夜睡觉都经常叫你的名字。”到家的当天晚上，妈妈在锅台上又熬又炒，亲手为凯旋的儿子做了满满一桌子好菜，其中还不忘了给我熬了一碗咸鱼，烙了一张金黄的玉米饼子。
吃过饭后，妈妈执意要给我洗洗脚。我理解妈妈的心思，顺从地按妈妈的意思，坐到了一把高椅上。
我正准备脱掉鞋袜，老人执意不肯，她把我的两只脚全揽在怀里，放在膝盖上，细心地帮我脱鞋、脱袜，挽起裤脚，也就在那一刻，妈妈看到了我腿上的累累伤痕。
妈妈吃惊地叫了一声，赶忙又抱紧了我的双腿，把裤筒挽了又挽，一双粗糙、长满老茧的手在疤痕处抚摸着、停留着、颤颤巍巍的。我感到有水滴掉到了我的双腿上，凉凉的，又重重的。
我听到了妈妈极力控制又难以抑制的抽咽声，妈妈哭了，苍老而又瘦弱的肩头剧烈抖动着，银白的头发显得那么凌乱。
年轻时在地里刨食，吃糠咽菜的时候，妈妈没有哭过。
含辛茹苦地把一大群孩子拉扯成人，妈妈没有哭过。
面对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掳，妈妈有过愤怒和仇恨，但也未曾哭过。
送儿子上战场，刚强的妈妈同样也没有哭。
可今天，年迈的老人面对儿子的伤痕，她流泪了，而且哭得是那样的伤痛。
那一刻，我忍不住也掉了泪。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想着与我一同征战南北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想着无数母亲已经失去了为征战回来的儿子再洗一次脚的享受，革命的成功，共和国的成立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
我一边用手细心地为妈妈梳理着稀疏的银发，一边和老人讲着这个道理。
年迈的妈妈听懂了儿子的话，不住地含泪点头，用她那颤颤巍巍的满是青筋的双手摸着儿子腿上的一处处伤痕，眼泪却仍旧不断线地涌出。
临走时，妈妈为我新做了一双土布鞋。
我提出不让大家送了，自己一个人走就行了。可妈妈坚决不同意。她在我的搀扶下，送了一段又一段路，最后还是我硬阻止她老人家停住了步子。然而，走出好远，我一回头，再回头，妈妈瘦弱的身躯却一直伫立在村边石碾盘上，向我挥着手。
就在这依依不舍中，我几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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