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寶網實際控制人張小雷接受警方審訊。圖/視覺中國
P2P“爆雷”之後
本文首發於總第862期《中國新聞週刊》
原本定於6月30日的備案大限二度延期，很多全力衝刺“趕考”的網貸平臺卻沒有剎得住腳，臨門“翻車”。在政策、行業及自身經營的多重因素疊加影響下，一場由內而外爆發的大面積倒閉潮，正在推動網貸行業的快速出清。
據不完全統計，進入7月份以來，全國新增問題平臺的數量逾120家。停業清盤、高管投案、經偵介入，網貸行業正經歷艱難的“自我救贖”。
在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啟動兩年的時間節點，監管“救市”的呼聲亦更為高漲。新一輪監管加壓與行業出清共振引發的恐慌情緒，因市場對監管走向的判斷“迷茫”，更是引發了深層次的信任危機。
7月9日，中國人民銀行會同相關成員單位召開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下一階段工作部署動員會。在此間會議上，整治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表示，再用一到兩年時間完成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化解存量風險，消除風險隱患，同時初步建立適應互聯網金融特點的監管制度體系。這是備案延期後，官方首度明確互金風險整頓時間表。
《中國新聞週刊》獲悉，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已經制定了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下一階段的工作方案。P2P網絡借貸和網絡小貸領域清理整頓完成時間，延長至2019年6月。
同時監管要求，在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6月針對P2P集中開展專項整治，通過全面現場檢查，實施分類分級管理，加大違規違法處置措施，爭取在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使P2P機構進入常態化監管。
根據方案，P2P行業的專項治理整頓的，要從兩方面具體開展：一是通過清理整頓，化解存量業務風險，消除較大的風險隱患。二是建立完善適應互聯網金融的長效監管機制。因此，完善行業監管，需要短期風險緩釋舉措和平衡與創新的長效監管機制打配合。
這是繼去年互聯網整治的第二次延期，但這次延期與上次延期不同，任務將更為艱鉅：未來一兩年要平穩落實專項整治，不出現大面積風險，同時還要建立長遠有效的監管機制，更為重要的是如何權衡創新與監管兩者之間的尺度相宜。
加速出清
在經歷6月的大面積倒閉後，進入7月的P2P網貸平臺加速洗牌，映照P2P行業眾生相：逾期公告、清盤退出、高管失聯、平臺跑路……6月30日是原定的網貸備案大限，在行業敏感時點集中爆發，上一次出現這些現象是在2016年網貸新規出臺之時。
端午期間，高返利平臺“唐小僧”實際控制人失聯，引發上海P2P行業倒閉潮。而後，錢寶網、雅堂金融、聯璧金融陸續停擺，民間四大高返利平臺集齊。7月3日，牛板金一則逾期公告，將這場P2P行業重霾籠罩了互金重鎮杭州。打在牛板金身上的“百億級”標籤，也在平臺停擺後迅速成為話題爆點。
進入7月以來，上海平臺銀票網、杭州互金平臺投融家，以及在7月9日晚發佈停運公告的深圳互金平臺錢爸爸等，交易規模總量近百億的平臺，都被劃入“百億平臺踩雷黨”，加劇市場恐慌情緒。7月14日，由行業知名第三方機構網貸之家創始人徐紅偉創立的投之家涉嫌集資詐騙，也被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立案調查。
網貸平臺的集中暴雷，引發行業協會不安。深圳市互聯網金融協會率先發布《關於積極穩妥應對當前P2P行業流動性風險及做好退出工作的通知》，引導P2P網貸機構清盤轉型或退出，同時呼籲媒體釐清“千億級”“百億級”的流量概念和待收、待償餘額的存量概念。
浙江省溫州市，一家已經跑路的民間融資公司“順順貸”大門緊閉。圖/視覺中國
7月16日，深圳、廣州、上海三地互金協會發布要求平臺不跑路、不失聯的維穩信號。同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發布公告明確，為整改合格機構順利納入規範管理創造條件，並對整改不合格機構實現無風險退出和有效處置。
平臺停業清盤、機構介入引導，這是業內期待的良性退出的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法與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濤認為，“選擇合理退出是監管機構比較希望看到的，P2P的定位是信息中介，現在很多平臺的價值模式難以持續，經歷第一輪備案衝刺，一些平臺面臨合規和經營成本等壓力更大，後續支撐力不足，未來可能還將面臨大面積的出清”。
對於集中倒閉的原因，多位業內人士分析，在去槓桿和強監管背景下，網貸平臺對接的資產端和資金端的雙重收縮，導致P2P行業整體面臨流動性危機。
北京市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秘書長郭大剛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分析認為，宏觀經濟面臨的結構性通縮，導致中小企業融資更為困難，進而傳導到網貸行業，網貸行業的某些表徵是顯性化的，更要密切觀察私募債和中小銀行的變化。
“當市場情緒變差的時候，會出現借款人的逾期率上升、新借款人質量下降的問題，有一批借款人甚至會舉報平臺，期待平臺被取締，自己不必還貸。”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豔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提示，借款人的故意違約行為可能會放大風險敞口。
P2P在經歷合規性整改後，很多出借人與借款人在平臺形成的是真實借貸關係，與以往只追究平臺責任不同，對借款人的追償更可能挽回出借人的損失。出現項目逾期後，也有很多平臺選擇啟動催收追償，協助出借人仲裁追償，例如宣佈出現項目逾期並不承諾剛兌的道口貸。
對此，近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發布消息稱，要加強社會誠信文化建設，相關部門應進一步加大打擊惡意逃廢債等行為，形成失信聯合懲戒。
在郭大剛看來，此輪網貸平臺倒閉潮中，很多平臺是踩在“紅線”上自融、虛構標的或存在資金池的假P2P平臺，給出的清盤、良性退出的時間表也從幾個月到幾年不等，能否實現真“良性”，還需要更多的驗證。
事後監管導致監管缺位
此次倒閉潮的歸因是行業流動性危機，可以從幾個指標直觀印證：一是行業資金淨流出。根據網貸天眼行業成交明細數據，網貸平臺整體6月份的資金流入值是近三個月來首次出現負值；二是平臺提現困難。據網貸天眼研究院統計，6月全國新增問題平臺82家，其中提現困難問題平臺佔比46.34％；三是平臺債權轉讓的數量增加，在問題平臺數量持續上升時，投資人受恐慌情緒影響出讓債權，收回流動性。
理論上講，網貸平臺若符合監管要求的信息中介的定位，不應存在流動性風險，而在實際業務開展過程中，平臺已經異化為信用中介或是信息與信用中介的交叉。
銀行監管部門人士李庚南近期撰文分析，P2P平臺出現提現困難，除了平臺欺詐等惡性行為外，直接誘因與平臺是否存在資金池、自融、大標、虛標、違規債權轉讓等行為相關。這或是至今無一家平臺能通過檢查驗收、通過備案的原因。
網貸行業提出備案是在2016年，原銀監會下發《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要求擬開展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服務的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及其分支機構，必須向當地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備案登記。
同年，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成立。10月13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明確互聯網金融整治重點領域之一就是P2P網絡借貸。同一天，原銀監會會同十四個部委聯合印發《P2P網絡借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確定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的範圍和重點、標準措施以及職責分工，並將專項整治工作完成期限提前到2017年1月底，比其他領域早兩個月。
互金行業接連出現的亂象，讓監管層意識到對整治工作的複雜性和困難度估計不足。不斷出現的現金貸、校園貸、ICO和虛擬貨幣交易平臺等新現象，加大了整治難度。專項整治工作延期到今年6月份，這也被認為是網貸備案的時間節點。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認為，互聯網金融領域長期以來存在“重發展輕規範、只發展不規範、先發展後規範”的現象，這種事後監管導致的是監管缺位。
監管政策不斷加碼，口徑持續收緊，2016年，被視為P2P網絡借貸的監管元年。在此之前，P2P經歷了夾縫生存到監管自由時代野蠻生長的變異。
2007年6月，國內第一家P2P網絡借貸平臺成立，以信息中介身份撮合借貸雙方，在信用文化缺失的社會語境中，一直沒有發展起來。以至到2010年，國內的P2P平臺只有十家左右。截至2012年底，P2P平臺數量也只是維持在150家。
而後，P2P平臺有了“互聯網金融”的帽子，在鼓勵創新的政策背景下，P2P快速下沉，彌補中小企業融資和個人理財需求的缺口。據網貸之家研究中心統計數據顯示，2013-2014兩年間，全國P2P平臺增長至數千家。
“窗戶打開了，蒼蠅和蚊子也一起進來了。”行業中開始有e租寶等類似平臺打著“普惠金融”的旗號，非法集資玩起旁氏騙局；也有平臺學著影子銀行，對接房地產、地方金融資產，做期限拆分。
2014年，P2P行業迎來“爆雷”年，平臺頻頻跑路，然後就有了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和《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的出臺。
總體上看，隨著2017年8月25日《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信息披露指引》的發佈，P2P網貸行業銀行存管、備案、信息披露三大合規性政策落地，網貸行業監管的“1+3”制度框架搭建形成，即一個辦法三個指引。
尹振濤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與傳統監管模式不同的是，對網貸行業採取的是“紅線監管”的思路。比如《辦法》中有名的“十三條紅線”，平臺不得自融、不得承諾保本保息等等，監管明確什麼不能做，包括對網貸行業適用的是備案制也符合紅線監管的邏輯。
“紅線監管”的另一面是除了明確信息中介定位外，監管對於P2P平臺到底該以什麼模式存續並未給出明確答案。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看來，對待數字金融應該是整治與扶持並舉，“現在監管部門禁止的一些做法，恰恰就是P2P行業為了解決上述信用問題而自發形成的”。
黃益平認為，監管部門的容忍態度催生了數字普惠金融這個巨大的產業，給予行業快速成長走到世界前列的空間。與此同時，“監管容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監管缺位”的既定事實，現在需要做的是“監管補課”。
要從哪些方面去補？怎麼補？是下一階段P2P網貸行業亟待解決的問題。
建立長效機制
7月16日，銀保監會召集互金行業人士針對網貸行業的風險情況進行專題研討。會議傳遞出的信息顯示：一方面要通過嚴格監管，逐漸擠壓不合規企業，釋放存量風險，引導行業迴歸本源，營造良幣驅逐劣幣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儘快明確監管政策。
從研討會透露出，監管層已經意識到，明確政策方向在此輪網貸行業調整中的重要意義，以及合理處置和釋放存量風險仍是當前緊要任務。
在監管釋放維穩信號的同時，網貸備案也進入實質性加速階段。據悉，從國家層面統一制定、全國執行的網貸備案驗收細則，或將於7-8月間落地。
此前，網貸屬地驗收備案，各地出臺驗收條件及要求不統一，導致監管套利等亂象橫生，業內呼籲出臺全國統一的標準。
而在近期，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以及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江蘇等地的互金協會集體發聲，針對網貸平臺倒閉、停擺增多，各地實施“共同但是又有區別的”風險處置措施。例如，北京互金協會向網貸平臺下發首個《北京市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退出指引（草案）》，並將加快推進“白名單”機制建設；上海發佈國內第一部省級網貸“合規參考書”等等。
備案延期後，監管動向密集，更嚴格的監管全面趨近。據悉，各地互金整治辦將重啟P2P網貸現場檢查工作。北京、上海、深圳已經宣佈重啟，後續其他各地也將陸續加入。
在網貸行業監管更趨嚴緊的背景下，監管者面臨著兩大挑戰：一方面是如何平穩地化解存量風險；另一方面是如何建立長期有效的監管機制。
對此，嚴控、提高網貸行業准入門檻以及劃清中央與地方的監管責任的呼聲最高。
一方面，要嚴格網貸行業准入機制。網貸行業是撮合資金供需的特殊信息中介，業務上有明顯的金融屬性。“凡是從事金融業務必須持牌經營”是業內的共識。多位行業研究人員表示，P2P網貸有從備案制到牌照制的趨向。沈豔認為，“監管部門需要明確發放牌照的門檻，如實繳資本限額、風險甄別能力等，最核心的要考量網貸平臺的風控能力，給符合資質的平臺發放牌照”。
另一方面，當前需要明確中央與地方金融監管的權責歸屬，增強金融監管部門與其他相關部門之間的協作，形成有效的監管合力。網貸行業確立的是中央監管部門與地方政府雙負責的監管安排，“實際上，地方金融辦／局的沒有太大權限，更多的是一個事後的責任、維穩的責任，很多地方政府在網貸平臺出事壓著，不知該如何處理，因此必須要有強有力的行政機構來承擔起責任。”一位不願具名的地方監管人士分析說。
互聯網金融具有跨地區、跨領域、跨部門的特性，要實現常態化的長效監管，必須集合眾力。劉俊海認為，“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地方金融辦、中央金融監管部門派出機構、市場監管部門以及司法機關，包括互聯網金融協會、互聯網協會等自律組織，需要進一步探索信息共享、同頻共振的監管合作機制，形成監管合力，明確規定出問題後誰來負責”。
此外，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表示，在敦促加強網貸平臺自身風控建設的同時，要強化底線思維，比如不得設立資金池等；同時要完成投資者教育，提示投資人理性投資，打破剛性兌付思維。
當前正處於P2P網貸行業風險釋放期，郭大剛認為，防範社會性涉眾風險是最終目的。“互聯網金融領域的傳導機制發生了變化，不需要通過金融問題傳導到經濟，再進一步演變為社會風險，互聯網本身具有的涉眾性能夠直接放大社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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