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不是药神》之外的话题似乎比电影本身还要多。当然，这也都是从电影里衍生出来的，更是现实中映现的。
电影以陆勇为原型，这本身就是现实，京都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孙媛说：“如果你认为电影过于写实的话，那么你就错了，因为现实远比电影更加残酷”。
确实如此，就观感而言，任何小说、电影或电视剧，都不如眼前每天发生的或精彩纷呈，或残酷无情。
2007年7月21日，第一次和几名同伴走进北京儿童医院血液病房，为看望一个网上求助的江西籍白血病孩子，也是为了核实其信息，血液病房是不让外人进去的，仅仅是隔着玻璃看了一眼，出来之后孩子父亲痛哭流涕跪在我们面前，求我们救救他的孩子。在这一瞬间，又有好几个孩子父母围住了我们，把我们当成了救星一样，在孩子父亲的劝说下，我们才得以脱身。回来后陆陆续续筹集了十多万的捐款给孩子，一年以后孩子病情恶化离开人世。
2007年10月19日，我们联合燕赵都市报为河北承德15岁白血病患孩子筹集捐款近10万元，12月18日，孩子骨髓移植顺利完成，然而，就在2008年5月4日9时55分，孩子因急性排异综合症离开了我们。
不止这些，还有19岁的再障女孩。
因病致穷，因病致死，这已经屡见不鲜，一部分人得到了救治，延续了生命。 还有更多的人因为更加穷苦而放弃生的希望。
而今天的《我不是药神》将我当时的情绪再度诱发出来。王砚辉饰演的假药贩子张长林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在物质极其充裕的时代，穷能限制你的想象力，穷能扼杀你的多种选择，“穷”不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变成了一个名词和一个标签。穷，就是原罪。
不说电影，更想说现实，原型中的陆勇并不贫穷，他有自己的企业，家境殷实，但还是被瑞士生产用来控制“”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格列卫”压垮。
后来他偶然从病友口中得知了印度“格列卫”的存在，印度“格列卫”与瑞士的“格列卫”药性相似度99.9%，但两者的价格却是天壤之别，前者一瓶4000元，后者却要2.4万元， 而印度“格列卫”是通过印度政府启用的“强制许可制度”为穷人所制造的仿制药，直接绕过专利权这一环节被世界贸易组织所认可。
陆勇服用印度“格列卫”一两个月、确认无副作用后，他在病友群内分享了关于自己服用印度“格列卫”仿制药的经历，并在其中详细介绍自己如何买药的过程。有不少患者因为不熟识英语而找上陆勇，寻求他的帮助，替人买药便渐渐成了陆勇的副职，但他并没有从中谋取利益。
在陆勇的帮助下，成百上千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而在这数年间他也慢慢积攒出名气，被诸多病友尊称为“药神”。但在2013年，因曾向银行卡贩卖团伙购买银行卡以便向印度制药公司汇款，陆勇被警方一并抓获。
一年多后， 陆勇被湖南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的罪名提起公诉，一度面临数年甚至十几年牢狱生活的他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罪的。之后不久，一封有着1002名病友签名的联名求情信就在这时被递交到了检察院，就像电影最后那一排排护送程勇离开的病人一样，点燃了生命之光。
最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检察院认为其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对“撤回起诉”做出裁定，决定不起诉。陆勇避免了“牢狱之灾”。从进去到出来，陆勇在冷冰冰的看守所里待了整整117天。
陆勇深信自己所作所为，能够改变一些东西。事实上，他也真的做到了。如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相关药品纳入医保、仿制药价格不断下降，但我想说，这还远远不够。
现实中我们需要像陆勇这样的人，生活里，我们也需要像《我不是药神》这样的电影。 但我们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老百姓能病有所医，病有所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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