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編輯|李雨欣 撰文、攝影|陳露莎
2016年上半年，我第一次來肯尼亞。當時應麥肯錫公司的邀請，我來肯尼亞調研中國企業的發展情況。
在那期間，我對這個國家有了全新的概念和體會，也讓我有了二度回到肯尼亞的渴望。
第二次來肯尼亞，我介入了一個大型項目——肯尼亞與中國交通建設集團簽訂修建的標準軌距鐵路，我的任務就是幫助拍攝這一項目的第一階段工程——蒙內鐵路。
△蒙內鐵路內燃火車頭。因為肯尼亞經常停電，中方提出，不建議修建電氣化鐵路，而建議由內燃火車頭拉動，以免出現停電的狀況。
這是該國獨立以來最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也是將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延伸至非洲腹地的重要樞紐。
△蒙內鐵路Mtito Andei站。中國的基建項目，目前已佔肯尼亞全部基建項目的1/3。
如今中國在“一帶一路”上的投資額，已經超過500億美元。
這樣一條鐵路，吸引了無數中國承包商，也帶動了周邊城鎮的發展，它讓肯尼亞當地人看到了前景：一個國家如何轉型步入工業化時代。
而我則在這條鐵路的沿途，看到了形形色色的、鮮活的生命故事。
向動物學習生存法則的中產階層
為了維持生態秩序，蒙內鐵路的開發需要遵守肯尼亞動植物保護協會（下文簡稱KWS）的規定：在國家公園內，為動物修建行走通道，以避免與火車相撞發生事故。
△藏匿在不遠處的獅子。
KWS是一個在肯尼亞做任何事情都無法繞過的機構，作為肯尼亞野生動植物保護和研究最重要的官方機構，它管理著全國約8%的領土面積，甚至還有權制定和執行政策法規，來保護野生動植物和生物多樣性。
△即使在私人保護區內，也要為動物挖一個水塘，來吸引大批動物的到來。
Ben Okita 博士是我接觸到的一位當地動物專家。他來自Savethe Elephants（拯救大象）——KWS機構下的一個調查執行機構。
這位動物學博士，曾經放棄政府裡的工作，而立之年遊學歐洲，在荷蘭用5年的時間獲得動物學博士學位。
他和本國其他公民之間的不同，不在於宗教信仰、身份地位或是財富分配，而在於價值觀。他為自己的三個孩子設定了一個非洲父母不敢輕易承諾的目標——他的孩子要成為世界公民。
曾經，他靠自己的獎學金和親人的接濟到海外求學，如今他16歲的兒子已經踏足北美和亞洲等地，在不同國家參加短期教育培訓或學術競賽，代表肯尼亞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孩子競爭。
他說，自己的孩子雖然出生在非洲，但是仍可以專注地發展自己的特長，高中畢業後上哈佛念醫藥學。不過，當妻子和其他親人勸他移民時，他卻拒絕了。
他說肯尼亞正在上升期，有更好的機會和市場，自己的孩子也應該回到這片土地，讓祖國成為一個擁有秩序且遵守秩序的地方。這是肯尼亞一箇中產階層最真誠的自述。
馬賽人的窘境與尊嚴
行走在蒙內鐵路沿途，遇過很多有趣的人。他們膚色的深淺，代表著非洲不同部落和種族。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馬賽人。
過去，馬賽人可謂非洲特殊的民族。一夫多妻，娶親以牲畜作為聘禮，牛羊是他們最重要的財產。為了“美”，要拔掉兩顆門牙，村裡的長老都留著長長的耳洞。
△攝影師在拍攝馬賽村的孩子們。馬賽飾品是馬賽人的一大生計來源，也是該民族的一大特色。
在漫長的人類歷史裡，他們保持著最傳統的生活狀態，茹毛飲血，牛奶擠出來後給孩子直接飲用。他們以人均近2米的身高和極佳的視力而傲視非洲。民間流傳一個說法，非洲大草原裡，獅子聞到馬賽人的味道也要退讓三分。
強烈的部族認同感在非洲十分普遍，但馬賽人對外族人的“不信任”，是一個更為長久的歷史問題。難以馴服的性情，以及被貼上“落後”標籤的生產生活方式，使得馬賽族人長期被排斥在肯尼亞社會主流之外。
殖民時期結束後，第一位總統Jomo Kenyatta推行了一系列有利於第一大部族Kikuyu的政策，不平等的政策傾斜持續至今。在漫長曆史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令馬賽人憤懣，從而轉化為對其他部族的不信任，以及對資源的強烈控制慾。
不過，在首都內羅畢現代化生活的影響下，這個位於內羅畢南站旁的馬賽村，價值觀上有了新的改變。曾經，他們視牛羊和土地為最重要的東西。如今，他們希望中國公司能夠為自己建橋、建水塔和建學校。
△作者與馬賽當地老師。
馬賽人的目的很簡單：我們知道外面的世界在變化，我們也想要變化，我們也要享有最好的資源。我們的孩子將來也是要和其他孩子競爭的，除了放牛放羊，還需要接受教育。我們不能再讓別的部族看不起——這是馬賽族人一如既往的驕傲。
正如我接觸的一位司機所說，皮膚之下，流淌著的都是紅色的鮮血。無論歐洲人、亞洲人還是非洲人，我們終其一生，追求的不過是一個“大寫”（獨立且有尊嚴）的人字。
錢從哪兒來
如何得到錢，幾乎是肯尼亞人的一個共同難題。他們似乎沒有存錢的習慣，到手的工資要立刻花光。這基本上改變了中國公司在肯尼亞的薪酬支付習慣，從支付月薪到支付週薪，再到最後支付日薪。
錢花完了該怎麼辦呢？跟七大姑八大姨借，跟朋友借，尤其要跟外國人借。錢會還嗎？不會。相反，持續數十年被英美捐助的非洲人認為，能夠得到這些錢，是上帝的恩典。
本地朋友說，家門口的保安當天偷東西，第二天就會辭職走人。偷盜者之間還會互相包庇，共同分贓，並且能為自己找到看似“合理”的理由：因為付出了“偷竊”的努力，那麼拿到的錢便歸自己所有。
聽上去確實有些荒唐。但是，在“偷竊”習慣的背後，卻有著令人感慨的歷史根源。
在非洲，部族之間的傳統是“共享”。貧瘠的環境和靠天吃飯的生產方式，讓非洲部族不得不強調與弱者分享資源，以鞏固富裕者的社會地位。
而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單向的分享模式被大規模複製，反而幫助了非洲人在高度不穩定的生存環境中存活下來。
在蒙內鐵路沿途，我拍攝過另一個故事，這讓我進一步理解了他們。
萬吉庫從小就是個孤兒，她和姐姐相依為命。家裡四兄妹中，有三個開小賣部，只有她考上了大學，在內羅畢市內的科技大學學習土木工程。
△萬吉庫（左），蒙內鐵路一標女工程師，她從小是個孤兒，和姐姐相依為命。
然而，因為家境窘迫無法按時交學費，她曾經在考試中途被老師勒令離開教室。自尊心極強的萬吉庫為了能回到學校，不得不向親戚朋友借錢。吃“閉門羹”是常有的事，但一家不行還有另一家。
非洲人家裡一般能有4到5個孩子，家族人口眾多，一家一旦出了一個大學生，是家族的榮耀。花點錢為家族買榮耀，也是一筆劃算的買賣。
無論是單向的資源饋贈，還是家族間的互相幫助，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生存和生活需求，把每天的日子過下去。
變化中的中肯關係
拍攝期間，很多人問我，中國人為什麼要來非洲？這裡有疾病、貧窮、偷盜和腐敗，窮鄉惡水出刁民。
在非洲，無論中國遊客或是商旅，容易陷在一個小而封閉的社區裡。為了規避風險，被告知少與當地人打交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非洲人輕則在社交媒體上叫囂，重則遊行罷工的溝通習慣，讓雙方在話語層面產生了明顯的不對等。
中國人本就在歷史合作上晚於別國，溝通方式的雙向隔閡，更為中國人在非洲開展活動帶來了重重障礙。隔閡一日不除，雙向鄙視鏈只會日漸加深，讓雙方關係捆綁在進退兩難的局面裡。
目前，在肯尼亞的華人分層依然十分明顯。主體為國企外派員工，其他則有駐紮多年或是決定開拓非洲業務的私企員工。
雖然大部分人都是短暫過客，但年紀在25歲上下的年輕人發揮了相當良性的作用。他們懂得如何用社交媒體表達自己的意見，也越來越願意與當地人接觸。他們使用“我”，而非“我們”，代表個體層面上的尊重，而非群體意識上的居高臨下。
這些年輕人用個體對個體的視角，在非洲看到了貧窮和貪腐，也看到了天然的環境和善良的人性。他們學會樂天知命：在上下班高峰裡，搭一輛搖搖欲墜的matatu（當地公交）回家。並學著為當地貧民窟裡的孩子解決每日午餐問題，或集思廣益尋求乾旱的解決辦法。
在大半年的拍攝期內，這些年輕人是我看到的最大救贖：不管在地球的什麼地方，我們不過是同樣本真的人類，不同的膚色下，流著同樣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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