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歷史，被稱為清官的人很多，有魏徵、海瑞、包拯、于成龍……但被毛澤東稱為清官的人並不多見。到網上一查也只查出有胡則、海瑞、劉志丹等幾個，屈指可數。1921年4月，毛澤東到湖南農村考察，來到華容後說：“劉大夏是歷史上有名的清官，他治理黃河，功莫大焉。”（摘自《湖南日報》2014年2月20日，《人民網》2014年3月12日）。
劉大夏（1436年—1516年）是明代湖廣華容人，先後任兵部主事、福建右參政兼巡視海道總裁、廣東省右布政使、浙江省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黃河治理、“兩廣”總督、兵部尚書。被譽為“弘治中興”第一名臣，也是有名的水利家和文學家。
“五里一狀元，十里一尚書”是明朝時人們對湖南華容的讚譽。“一策名千古，六經輔兩朝”是寫天順狀元、禮部尚書華容人黎淳（岳陽歷史上唯一的狀元）。“千秋南囯簑笠公，萬古東山一草堂”是明代宰相李東陽對劉大夏贊詩。
劉大夏作為賢臣，早被雍正皇帝尊為中國曆代79位賢臣之一（明代9人）而供奉於北京帝王廟東廂殿。他也是民國湖南省政府評選出的與魏源、曾國藩、左宗棠等齊名的30名著名鄉賢之一。
劉大夏作為清官，明孝宗以“廉且練事”褒揚；明刑部尚書林俊稱其“清約如知白（宋代宰相張知白）”；明禮部尚書楊廉稱其“廉潔無私，忠誠懇切，是固先民之遺軌”；明大儒被稱為活孟子的陳獻章則說大夏“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當也”。《明史.劉大夏傳》載:“居心行已，磊落光明，剛方鯁高，有古大臣節概。”2017年4月，共和國109將軍專門為“劉大夏文化園”落成揮毫題詞。而毛澤東的“劉大夏是歷史上有明的清官”則是對劉大夏為官一生的精準概括和評價。
劉大夏“清”在何處？劉大夏被一代偉人毛澤東贊為有名的清官，一定有其歷史的必然。作為賢臣，肯定有他過人之處。他的清正與廉潔，自然有比其他古先賢更為自覺，更為高潔，更為大氣，更為堅定徹底，也有更為超脫瀟灑的一面。
一是決不謀私，廉得堅決徹底。廉潔有假廉潔與真廉潔之分，也有一般的廉潔與堅決、徹底廉潔和被動廉潔與主動廉潔之分。劉大夏的廉潔是主動的，堅決徹底的，是真廉潔。
1486年9月，劉大夏就任福建右參政、提調總裁，主持鄉試。突然接到90歲高齡的老母親病故消息。噩耗傳來，劉大夏悲慟欲絕，但他強忍悲傷，不對外宣張，只向巡撫和布政使告假，還特別叮囑不告訴其他人，生怕同僚及下屬餞行和饋贈禮金。第二天大清晨便悄悄踏上了歸家的征途，所有官吏概不得知。清廉御使張昺早晨聽說後，隻身追了40多里才趕上大夏向其慰撫餞別，並送上禮金，劉大夏堅決謝絕。守孝期間，他寫下了“原田有稻供疏食，野徑無塵染素衣”的名言，表達自己熱愛自然，致仕不染的高尚品格。
1490年，朝廷任命劉大夏為廣東右布政使(省行政副職)，負責管理全省錢糧。按貫例地方官員在徵收國家正賦外，還可增加一些雜稅，謂之“羨餘”，可不入公帳，變為官吏的“小金庫”，任其支配。望著前任留下的一大堆白花花銀子，劉大夏知道這是地方官員的重要財源，私分、裝進腰包或留作自用，既不違法，也不會遭非議。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十萬”雪花錢很多就這麼來的，過去的官場大家也就是這麼做的。劉大夏開始也對這筆“羨餘錢”動了心。但劉大夏畢竟是劉大夏，他沉思良久，忽然自責：“你平日讀聖賢書，立志堂堂正正，怎麼如今碰上非份之財，就猶豫不決，亂了心志？實在有愧古聖先賢，不是大丈夫啊！”於是毅然令庫吏將“羨餘”列入官帳，不得私分，自己也分文不取。
還有一次，廣東鎮守太監王敬宴請三司官員，劉大夏不勝酒力，便下桌與同僚閒聊，見桌上一銅爐具十分精緻，便贊為精品。不料這話被王敬家僕聽到。第二天，王敬派人將這隻銅爐具送到大夏家中。劉大夏堅決拒收，並深刻反省說：“古人云，‘見人器用不可羨毀’，我一時忘記這一古訓，遂至如此。雖是微物，使此得妄窺吾心，甚不可也，自今以往，戒之、戒之！”不僅如此，劉大夏還自發一日不食。
1493年，劉大夏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黃河治理。治河錢糧，數以萬計。劉大夏精打細算，嚴加監管。三年治河，他節餘了一大筆資金。河南巡撫從中拿出2000兩相贈獎賞，劉大夏分文未受，令存入府庫留作民用。大夏治黃有功，奉旨回京，獲賞銀若干，大夏以“茲惟天意，何敢貪以為功也”，婉言謝絕拒收了這筆可觀的獎金。
1503年冬，朝廷頒令全國四品以上官員到京述職。一時間各地官員紛紛進京拜謁各部要員，送禮求升。但整整一個冬天，兵部尚書劉大夏和左都御史戴珊只在衙門談事，家裡卻大門緊閉，讓送禮者無門。年過之後的正月十八上朝日，弘治皇帝悄悄拿去兩錠白金贈與他倆，並說:去年述職者雲集京城，即使你們開門迎客，但誰敢向你們行賄？你們清廉自守，朕只是小佐而已。並動情地說，“卿等將去買茶果用”。
二是秉公執法，廉得正派堅定。公生明，廉生威。公正才能嚴明。明中葉的朝政每況愈下。劉大夏深知其責任。為官四十餘載，他始終把公正放在心頭，堅定地不打任何折扣的按規矩辦事。
1470年2月，劉大夏隨刑部左侍郎曾翬巡視浙江，見百姓貧病交加，饑民遍佈，而達官貴人，綿衣玉食，逍遙作樂，便寫下了“歸去九重如賜問，蕭條今日在三吳”的詩句。浙江官員想方設法送禮給他和曾翬，他們一概不收，嚴格考核官吏政事得失。8月返京後，一次性奏請罷貪、酷、老疾、軟官左右布政使張清、劉鉞等198人，罷都指揮朱容等16人。並請奏賑濟災民，減輕稅賦。表現出他公正無私的堅定。
1497年，韃靼小王子入侵大同、宣府一帶。明軍奮起反擊，但少糧乏草，邊關告急。劉大夏臨危受命，出任戶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率隊前往宣州徵糧。此時，糧草皆由官家子弟壟斷。官府規定購糧一次要千擔以上，草萬束以上才開秤。平民百姓只能以低價賣給官家子弟，讓他們再以高價賣給官府。這些“官倒”便大發不義之財。劉大夏到任後，總督李文帶著四位大官商為其接風，並送上四十萬兩銀票。劉大夏佯裝收下，轉手交下屬作為朝廷徵收錢款，同時起草頒佈《收市法》直接由戶部收購，且糧十擔草百束即可開秤，價格公開，即付現錢。不到兩月，便“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來僅見此耳”，滿足了十萬大軍所需糧草。
三是不畏權貴廉得高潔坦然。劉大夏是一個從農村走出來的、沒落的士大夫家的官員。按官場習慣，攀大樹、求蔭護、謀發展是一些官吏的必然選擇。但劉大夏有自己為官的準則。他說“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他還常言：“居官以正已為先，所謂正已，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
1477年5月，宦官汪直持寵橫行，殘害忠良，以兵部尚書項忠私自任命將官的“莫須有”罪名將其削職為民，其後又將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以“專擅行事，懷奸不忠”的罪名打入詔獄，謫戍重慶。馬去職後，兵部侍郎一職出缺。汪直一夥見劉大夏才幹卓群，已擔任兵部主事多年，乘機推薦他出任侍郎，並託新任尚書餘子俊傳話，要劉大夏與他們面談。面對升遷的良機，劉大夏知道這夥人不好惹，始終不與汪直等人見面。直言“當不了他們的官”，直到六年後才被朝廷提拔為福建省右參政。
1483年，太監阿九之兄阿四，仰仗其弟是內府太監，私役軍士，營私舞弊。劉大夏任兵部主事，奉命查辦。阿四不可一世，破口大罵，拳打辦差役員。大夏忍無可忍，也不顧什麼皇親國戚，毅然鞭苔阿四，圍觀群眾無不拍手叫好。但憲宗聽信太監阿九讒言，欲將劉大夏處死。在同朝官員的周旋求告下，才被改為廷枝二十。劉大夏從此留下終身傷痛，腿腳一直不方便，但他始終不為所悔。
1506年，弘治去世，劉大夏請求告老還鄉獲准。宦官劉瑾向正德皇帝饞言:如果抄沒劉大夏家產，可頂當軍費十之二三。正德便派錦衣衛羅至廉率人趕赴華容緝拿大夏並抄其家產。羅至劉家，見一品大員、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大夏在菜園鋤地，家境貧寒，敬佩而感動。劉大夏家人翻遍全屋找出惟一的銀酒杯相送，羅堅辭不受，只求劉大夏贈詩一首。大夏便作《贈奉使羅錦衣》:“晚歲丘園值數奇，間關萬里赴京師。幸逢有道老成使，俯念無辜衰病姿。持法得中人已便，施恩不報鬼神知。囊無金玉酬君德，聊寫衷情贈一詩。”
劉大夏押到京城，關在獄中。同僚舊交欲集資行賄劉瑾相救，大夏堅決拒絕。他說:“仰俟天命，或欲集資賂瑾。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則累及子孫。”充軍路上，他夜宿安春縣，獨坐僧房，寫下了“身遭謫戍八千里，囊乏通神十萬金”的名言。其實他清楚，自己不可能有金十萬，即使有，他也絕不向宦官低頭，向權貴屈服。
劉大夏在處時代，以汪直、劉謹為首的太監和東廠、西廠特務機關相勾結，恃勢橫行。劉大夏義無反顧，匡正朝綱。他數十次奏革傳升乞升，裁撤鎮守。僅1508年8月，奏請裁撤各處添設監槍分守、守備內臣24人。1505年9月奉詔查武官冗食之應革者683人，舉詔汰冗官、將軍薛福敬等48人，同時奏請“各邊鎮守重臣，正己率下，如有不怡，治以重罪”。劉大夏大義凜然，奏革匡正朝綱，雖震懾奸黨，也得罪內宮貴人和皇親國戚，最終也給自己帶來災難，即使這樣，他也坦然。
四是舉賢用能，廉得謹慎大氣。出以公心，舉賢用能是廉潔重要方面。過去任人唯親，現在可能還是官場的潛規則。在這方面，作為位高權重、皇帝特別倚重的劉大夏表現得特別慎重而又大氣磅礴。
大夏曆仕四十餘載，先後舉薦官員上千人。他舉薦官員，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不以仇而疏，不以罪而廢。不論門第，審之以嚴，用之以專。劉大夏去世後，皇朝的訃告載這樣評價他:未嘗千人舉薦及為人請託，自守泊如也。其舉薦官員包括後來的工部尚書吳廷舉、史部尚書、內閣首輔揚一清 、戶部尚書鄒文盛、工部尚書林庭、南京戶部尚書熊羽中、南京刑部尚書張敷華、南京兵部尚書韓文、兩廣巡撫熊繡等。為解決軍中將領世襲素質低下的問題，他上奏《試行武舉疏》，並於1504年舉行全國會試，取許泰、陳寬等35人為進土，其中許泰為武狀元，並官至左都督正一品。皇帝收為義子，賜國姓。
劉大夏自己要求嚴格，他推薦的官吏也能如他一般。如他推薦外鄉人張舉當自己家鄉嶽州知府。張舉不但自己清廉，對家屬的要求也特嚴格，一次張舉妻子為待客人購置了一席檔次稍好的菜碟餐具，對張舉謊稱外借縣衙的，張舉得悉真相後，怒摔盤器，將夫人趕回欒城老家。張舉勤政廉潔、嚴待家人的做法，使得嶽州官場肅然，風清氣正，百姓安居樂業。由於積勞成疾，弘治十五年（1502年）正月，張舉不幸死於嶽州任上。同僚官員收拾他的遺物時發現，張舉留下的只有俸金數兩和幾件布衣，在場的人都唏噓不已，全嶽州的百姓無不為之哀悼。
在用人上，他對買官者毫不姑息。任兵部尚書時，甘肅總戎魯麟自恃先輩有功貪婪驕橫，劉大夏毫不留情地解除了他的兵權。魯麟不死心，倚仗自己積有黃金數萬兩，派使者對劉大夏說：“如果有幸能當上總戎，定以全部家當重謝。”劉大夏以“無缺可補”斷然拒絕，氣得魯麟怏怏成病，不到一年便撒手西去。
古人都說舉賢不避親，但劉大廈有自己的理解。他們三兄弟中，兄長劉大中一生在家務農，伺候父母官；弟弟劉大奇自小聰慧，考中舉人後為候補官員多年，身為封疆大吏、朝廷重臣的劉大夏，沒有為他謀一官半職，最後也告老回鄉。他子孫眾多，卻未為子孫封蔭一人，臨終時還留下遺書交待：“吾仕宦日，未能為子孫乞得一官，購得一田，然吾心安……吾死之後，子孫勿乞賜祭，勿乞恩蔭。”其子劉祖修科試不第，隱居山林，耕讀不輟。官府循例授以冠帶，堅辭不受。孫子如愚，在劉大夏去世後初補國子生，後才被朝庭委任安徽含山知縣。他“廉介不苟，敦行植節，人以其有乃祖遺風”。孫子如訥，學問淵富，鄉試中舉，後來才被裭擇優授穎州知州。如訥為官“清廉慈惠，好士愛民，致仕之日，市民阻道，不忍離去”。曾孫世節，任撫州知府，為官清廉，用法公允，離撫州時，萬人空巷相送。撫州人以生祠碑記其政德。
1498年冬，劉大夏因嚴重腿疾回華容老家養病。按明朝規定，文職三品以上官品，可許一子或孫送國子監讀書。親友勸說劉大夏上疏請蔭。大夏不為所動。教育子孫最多是“耕讀”二事。他告誡兒孫:財富，只有通過務農經商，付出辛勤勞動而得的才能獲用，才屬已有。並擬訂《訓兒十囑》和《家規十條》。劉大夏蒙冤充軍過良鄉縣，也不望託人告誡自己的子孫“逢人寄語兒孫輩，莫見秋風廢草堂”。
五是戒利遠名，廉得瀟灑超然。劉大夏是經科考入仕的，曾歷事四君，清廉篤實有經國之才，卻幾度因構陷入獄，又皆由兇遇吉，後得善終。他的品質主要表現為對待政治事件的深謀遠慮;愛憎分明、立場堅定;對待政治挫折的從容淡定以及對待仕途的適時進退。而他的清廉作風和低調、不圖名與不出名的處世風格使他能夠在清官能臣難得善果的社會功成身退，最後以81歲的高齡善終，實在難能可貴。
劉大夏終生廉潔自奉，律己特嚴，誠如其言；劉大夏戒利，戒得堅定而徹底；遠名，遠得徹底而堅定。既不貪利，也不貪名。他對後人說：“平生不為皎皎之行，不立赫赫之譽。”劉大夏的廉潔，不僅高出他同時代的廉吏，也高出許多古賢。
劉大夏一生，出大名的機會很多，最難得的是弘治後期，明孝宗對他的親切、信任和依賴，有如家人父子，經常單獨召見他，君臣同心，共商國事，攜手將輝耀史冊的弘治中興推向巔峰。“九重移榻數臺見，夾城日高文華殿，英謀密語人不知，左右微聞至尊羨”就是“前七子”領袖李夢陽對當時明孝宗與劉大夏君臣關係的真實寫照。
這要放在別人，正所謂千載難逢，機不可失，宣揚之，記載之，出書，立碑，樹之通衢，藏之名山，讓自己的大名，既赫然於當代，更彪炳於青史。與劉大夏同為“弘治三君子”的王恕，就曾花錢僱人為其作傳刻書，多載其在明憲宗時“留中之疏”，美化自己的政見，暗示明憲宗的昏庸。最後被迫致仕，鬱郁而死。劉大夏卻不，對其所進謀略，所作貢獻，一無外傳，故時人多不知曉，史書也無從詳細記載。明代史學家王世貞對此深表惋惜，說：“大夏仁心為質，道揆法守……卻少有傳者。”這的確是個遺憾，但從這遺憾中放射出的聖潔之光，卻將“廉潔”二字的深度和高度，輝映得清晰明瞭，震撼人心，讀史至此，假廉者自當無地自容，真廉者定會仰之彌高。
【作者簡介】劉紹泉，劉大夏第17代孫。曾任中國石化巴陵石化公司橡膠廠宣傳幹事、黨委秘書、團委書記，巴陵石化公司黨委宣傳部新聞科長、副部長兼黨校副校長，巴陵石化公司化纖廠黨委書記兼紀委書記、巴陵石化嶽化社區管理中心主任。高級政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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