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高培勇：
当前中国最重要的公共风险是什么？你如果泛泛地讲可以提出好多风险，但是一旦立足于中国国情，起码要做排除法。
第一，暴恐，在其他国家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但是中国不是，有风险，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
第二，颠覆国家政权，在中国也构不成主要风险。
只要往下追，会落到金融风险上。金融风险中最重要的风险是什么，债务问题，企业债务、地方债务、政府债务。但是企业债务再做一点分解，把（公益性）国有企业的债务剥离出来，并且把它归入到政府债务和公共债务的话，企业债务的风险也不如政府债务的风险来得大。而在政府债务风险当中又以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为最大。
这可能是大家能最终归结出来的一个结论。当然，我们说到地方政府债务的时候，是说16.5万亿之外的各种隐形的或有的债务，风险究竟多大，我们没有一个具体数字去判断它。
现在最大的风险不是地方政府债务，而是围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这种体制改革的方向不是越来越明确，而是越来越模糊了。
这是最大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之所以成为风险，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是一个健全的债务主体、债务人，和体制有关。
要改革这个体制，改革该向何处走，十八届三中全会讲过了，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再接下来该向何处去，我现在越来越说不清楚。
我们改革方案中的提法有一个大前提，叫做保持中央和地方现有财力格局不变，进行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我想说如果盯着财力的格局不变，那分的是钱。
下一步该向何处去，如果照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的话，地方的财政收支体系能不能健全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能不能找到一个真正能够行得通、走得动的那样一种方案，这是很大的事情。我觉得应该好好研究。
这些概念真得按照专业术语，按照尚希所说的特殊国情观察的角度真正做出科学的分析，否则公共风险问题只能限于一般层面，很难融入到具体问题的解决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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