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試圖去做一個成功的人，要努力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Try not to become a man of success, but rather try to become a man of value）。

——愛因斯坦

當代中國企業家最缺的不是能力，而是精神。真正的企業家賺錢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只是事業的保障，其精神世界裡有一種一般企業家難以企及的境界；

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必須完成社會精神由士大夫精神到企業家精神的轉型。中國當代的企業家精神，首先應該具備歷史傳承下來的士大夫精神中的優秀因子。

——《企業家精神》|丁棟虹著

導語：

今天引用愛因斯坦這句名言，來聊一個比較大的話題：當代中國最缺的精神追求和最需要的價值重建。臺灣知名人士陳文茜曾針對中國富豪發表過這樣一個觀點：

“現在國家富強，可以說，中國人走到這一步很不容易。我非常擔憂中國未來的發展，現在中國人對奢侈品的追求，已經僅次於美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的消費地區，這是很可恥的事情；

中國沒有把財富拿去培養未來的中國品牌，只是停留在代工階段。而現在，中國富豪想盡辦法把他們的孩子變成不要中國的外國人。中國崛起的時候創造了這些富豪，現在他們應該對中國未來負責，而不是把財產都拿去買國外奢侈品，或者乾脆把財產轉移到國外；

而國內一套小小的房子就將廣大群眾一家幾代人的財富一夜間搜刮光還不算，還成房奴，沒錢，如何拉動內需？這樣的暴利，這樣的貪婪。中國大陸的言論比臺灣自由，一些經濟專家沒有良心的話可以隨便說，不受譴責。”

陳文茜這些觀點似乎過於嚴重了，不過自從“有一部分先富起來”，她說的這些問題確實很普遍。尤其近幾年來，隨著新興產業的發展，越來越多文化、知識領域的人士也辦了公司，急切謀求商業變現。

這當然是好事，但是太多太多人一心只想著如何賺更多錢，住更好的房子，開更好的車，過更富足、更有錢的生活，只想著個人的成功，而不去想想如何讓自己所做的事能對社會、對國家有更多價值。

這就是當代中國最缺乏的精神追去：不是隻渴望做一個金錢、物質上成功的人，而是要努力成為一個有價值、有精神高度的人。當然必須要面對的現實是，在人類社會的任何時代，物質的人永遠是90%以上的絕大多數，而像這樣的精神的人永遠是極少數。

但同時，在人類社會的一切進程中，這些絕大多數的物質的人，永遠是由那些極少數的精神的人所統領。所以在今天這個只會越來越商業化、市場化的社會，只要有那麼一小撮有企業家精神、有社會價值追求的人屹立在那裡，我們國家的未來，這個世界的未來，一定非常值得期待~

——正反君

人文主義的企業家精神復原

摘自《企業家精神》|丁棟虹 著

01

長期以來，中國人關注企業家，更多的是關注其事業成功或鉅額的個人財富的表象，而忽視了這種事業成功背後的企業家精神的底蘊。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指出：透過任何一項事業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後發現有一種無形的、支撐這一事業的時代精神力量；在一定條件下，這種精神力量決定著這項事業的成敗。

當代中國企業家最缺的不是能力，而是精神。企業家精神在中國企業處於埋藏狀況：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23家企業，很少有人知道其企業家是誰。由於企業家精神的缺失，中國企業家的能力難以得到應有的提升，甚至導致阻礙與削弱。

真正的企業家賺錢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只是事業的保障，其精神世界裡有一種一般企業家難以企及的境界——能夠不斷探索、不斷學習、不斷創新，並對自己認定的價值觀如宗教般堅定追求。

天福茶莊的老闆、閩籍臺商李瑞河，經營茶葉賺了不少錢。但他一心迷上茶文化，一心只想回報桑梓，不辭勞苦，終於在雲南的深山老林裡找到一種他夢寐以求的原始野茶樹，證明了茶的原產地是中國，而不是國際上有人說的茶葉產自印度。

據說李瑞河當時對著這棵2700年樹齡的野茶樹頂禮膜拜、老淚縱橫，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李瑞河還在福建老家漳浦建造了全國最大的茶博物館，面積達8000多平方米。

這個茶商的境界，已不是經營茶葉賺錢，在他的精神世界裡，茶葉是他的一切，茶葉是神，是一種宗教。

02

柯達公司的創始人喬治·伊斯曼（George Eastman，1854—1932年）終生都在研製、改進、生產、銷售感光膠片，賺的錢可以用“不計其數”來形容。按理說他應該很滿足了，但他覺得自己追求的並不是金錢，而是感光膠片事業上的完美。

到了晚年，當感到自己的事業再也無法突破時，他採取跳海自殺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就是典型的企業家。當然這是一個極端的案例，不過從中人們仍然可以窺探到一個真正企業家的內心世界，那種對心中理想如痴如狂的追求。

真正的企業家一定是有大勇氣、大想法、大氣魄、大智慧，能給人們帶來信心的人。這些人當中，已經“修成正果”的冒險家是最先引人注目的一群，比如中國的張瑞敏、任正非、劉永好。

他們起事於政策未見明朗時期，頑強生存下來之後，在企業制度、規範化運作等方面做了許多艱難探索。

這一代企業家面臨的是複雜莫測的制度環境，必須化解大量非市場因素的阻擾，在混沌的局面中把握方向、拓展生存空間，敢於創新、敢於冒險，這恰恰成就了他們的非凡之處。

從他們對於企業發展規律的思辨中可以看出，這是一批截然不同於西方的企業家——更像是政治家，以政治家的謀略和教父一般的號召力，走出了企業輝煌的成功之路。

這些企業家有一種強烈的精神追求，執著於他們的企業、團隊在精神上的教化和企業文化的建設。張瑞敏說，他就像一個佈道的牧師。

03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學，並受到這種哲學的主宰。無論一個人從事的是什麼工作，事業成功的真正本質經常不在於其技術方面，而在於他所擁有的哲學思想。

在企業家身上，這種哲學思想便成為企業家精神的基本內涵。企業家不僅要在推動社會經濟增長方面起到火車頭的作用，還要以自己的精神為社會塑造一種氣質。

創新實質上是人自由思想的結果。一個社會的企業家要能夠誕生並脫穎而出，社會的文化氛圍和制度安排就必須能夠容忍和鼓勵創新。

美國這個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所以能夠率先迎來知識經濟，是因為美國人很容易“接受自主、自我改造，乃至自我革新的精神，並把這種精神帶到商業領域”。

正是這種精神及與之相適應的規則，極大地激發了人們的創造性。與此形成對照的是，那種與自然經濟相適應的文化的封閉，墨守成規、論資排輩、追求終點平等等，則明顯地抑制了人們的創造性。

企業家精神對一個社會來講是非常稀缺寶貴的資源。如果說現在是一個商品過剩、企業家短缺的時代，其實更是精神短缺的時代。何以短缺？制度使然——企業家精神的稀缺性源於制度供給的不足。

企業家的成長是一個在正規制度之外依賴自我發現的過程。因此，不能說社會沒有企業家，或者說社會缺乏企業家的精神，社會可能缺乏的是自我發現的制度環境。對具有創業精神和風險偏好的“企業家才能”的發現過程，其實是一個制度不斷創新的過程。

長期以來，我國對企業家的激勵和外部機制的建設還不完善。民營企業家劉漢章認為，他之所以現在這樣努力地工作，是因為他有一種奉獻的願望，他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受他們那個時代的教育影響，講的是報效國家。

04

一個人的成熟來自於自身的歷史，包括成功與失敗的經歷、文化與涵養、理念與夢想。沒有歷史就沒有成熟，一個民族也是如此。

歐洲與美國等現代化國家的成熟不是僅僅表現在他們的現代性上，更大程度上還是表現在他們對歷史的繼承上。在這裡，歷史並不是由時間的長短來衡量的，而是由其時間的內涵來衡量的。

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強大的精神支撐，需要自己民族文化的支撐。林左鳴、吳秀生指出：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必須完成社會精神由士大夫精神到企業家精神的轉型。企業家精神內涵的核心是民族精神。

中國當代的企業家精神，首先應該具備歷史傳承下來的士大夫精神中的優秀因子，從而轉化為“修身、興企、報國、富天下”的嶄新時代理念，並由此構建出今天這個時代的企業家精神，從根本上實現從士大夫精神到企業家精神的社會精神轉型。

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人們一直把中華精神文化的傳承主體定位在“仕（官員）”這個群體上，中華精神文化貼上了“仕”的標籤，是“士大夫”文化，也由“仕”向大眾傳輸。商人或企業家並沒有成為傳統文化的一個主要的傳承載體。

要承載中華民族文化的血脈，僅靠“仕”（官員）而沒有企業家這樣一個無比重要的階層的參與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確實應該吸收企業家來繼承中華文化的接力棒了。一個沒有精神的民族，是不可能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的。

美國研究專家資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風雲啟示錄》一書中認為，歷史上一切大國興起，首先絕不僅是“船堅炮利”、“開疆拓土”，而是必須有優秀的人文傳統。

在這本書的分析與寫作裡，我似乎找到了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靈魂所應該藉以依託的精神基石，也就從本質上覆原了企業家人性的靈魂。願這種人文主義的企業家精神復原，昭示給所有的讀者一個清新而燦爛的遠景！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