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素無疑是中國書法史上開宗立派的大師，然而他的傳世作品尤其是他的《大草千字文》卻是千百年來人們褒貶不一的話題，優焉劣焉，真焉偽焉，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自宋以降多有評者。褒者如清代吳榮光在跋文中雲:“既以真跡入石，又刻手精妙，能盡筆法，氈蠟得宜，古紙滿香，真宋拓之最精者。”又如吳雲跋雲；“……墨光耀目，精彩逼人。觀其往收垂縮，若斷還連，運神明於操縱之中，寓規矩於旋轉之內，良由詣精純熟斯能一氣貫注，有從心不逾之妙，洵為素師劇跡也。”
餘子俊於明成化六年摹刻 明刊本
現代學者水賚佑先生在《懷素的書法藝術》一文中寫道；“此帖墨光耀目，精彩逼人，圓熟姿媚，天真俱備，運筆圓渾灑脫，通篇一氣貫注，提按粗細多變化，有勁疾之勢，雖奇縱跌宕，而不失規矩，信為佳作。”
書論家姜壽田先生則認為；“無論從書法的思想內涵還是書法的美學意蘊來講，《大草千字文》較之《自敘帖》，無疑是後出轉精的傑作，不但毫不遜色，且有超邁之概。特別是唐中期禪宗及佛學思想的發展演變對懷素狂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強調頓悟、內省，無佛無祖，禪我合一的禪宗精神，使懷素找到了以書法特別是狂草印證禪理的見性成佛之道。《大草千字文》所顯示出的禪味與老境，就證明了這一點。”
貶者如明代孫鑛雲：“陝刻今盛行世……素師雖有鐵腕力，然不脫緇流氣，筆法太近今。”清代學者包世臣在《藝舟雙楫·歷下筆譚》中記敘“醉僧所傳大，小《千文》，亦是偽物。”清晚期大學者楊守敬又云；“關中所刻大字《千文》，則惡道俗劣，真米元章所謂酒肆書矣。”
統而觀之，自古學者對懷素《大草千字文》身世真偽和藝術高下褒貶不一。褒者自無需贅言，凡持偽者說的觀點不外是：失之“清逸之趣”、“詭形怪狀”、“緇流氣”、“少醞籍”、“惡道俗劣”、“酒肆書”、“夐異”等等。這些評論，即以世俗的眼光，評判一件雄強超邁風格迥異的曠世作品，僅見“夐異”不見“通會”，皆以主觀臆想和好惡作評判依據，缺乏科學性，難免失之公允。
由其是包世臣和楊守敬兩位清中後期的大學者的貶詞，更是罩在《大草千字文》頭上的濃重烏雲。何以如此，則不能不聯繫到清代書法的變革，和草書的審美趨向。清代書法突破了宋，元，明以來帖學的樊籠，開創了碑學。尤其是在篆書，隸書和北魏書體方面的成就，形成了雄渾，蒼勁，肅穆的書風，書壇活躍，流派紛呈，一派興盛。
而明代以祝允明，王鐸為代表的狂草書風在清代沒有得到發展。康熙學董，乾隆崇趙，肇始清代的館閣體盛行。狂放的草書與清代的禁錮文化政策格格不入。而“肆力北魏，晚習二王”，自擬為“右軍第一人”的大學者包世臣與“熔漢鋳唐，兼有分隸引楷之長”（陳上珉語）的楊守敬，名重當代，自負之極，分別稱《大草千字文》為“偽物”，“酒肆書”。
但凡審美差異，好惡取捨人各不同，觀包楊二人書法，出入顏歐二王，熔鋳北碑漢唐，朴茂凝重，然而少縱逸欠自然，失之於板滯，偏執於一端。此亦或為不屑於《大草千字文》的狂肆，而視其為俗品之故。可謂名高言重謬誤誤人也。 持偽者說的亦有不否認其美學上“恣肆沉雄”的強烈藝術感。
如當代學者鄧寶劍先生認為：“《大草千字文》與懷素諸帖在風格上差距較大，格調亦稍遜，恐非懷素手筆。懷素草書或沉著痛快，滿眼飛花，與奔放中自有高逸雅趣，如《自敘帖》，或悠遊不迫，古淡天真，於閒適處令人衿躁頓消，如《小草千字文》。《大草千字文》則表現出一種恣肆沉雄和渾厚壯大的氣象，用筆蒼茫粗獷，特別強調運筆過程的豐富性，通過提按與絞轉顯的曲折綿延，圓轉增繁……從其獨特的風格面貌與藝術感染力來看，《大草千字文》仍不失為一件書法史上的佳作”。（節選《唐懷素大草、小草深度考證》 作者：王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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