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案件在當時轟動一時，簡單地說，“烏臺詩案”的起因源自一封奏表，然後反對派由此在蘇軾的詩作中尋章摘句找尋謗訕之詞，最後的定罪的最主要原因乃是蘇軾與駙馬王詵交往中的不當行為，在蘇軾入獄期間，許多人積極營救，最後蘇軾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且不得籤書公事。
緣起：一封奏表成了這件事的“導火索”。
元豐二年，蘇東坡被調任湖州，按慣例寫了一封奏表即《湖州謝上表》，在謝恩的同時順帶發了點小惱騷。其中最重要的是這兩句？：“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大致意思就是陛下知道我不符合當前的形勢，難以跟上推動改制的小年輕的步伐了，又知道我老了不會生事端，還可以管理地方的小民百姓。這樣的一封奏表對當時王安石變法失敗後的推行改制新政的宋神宗來說，心理的不悅是顯而易見的，於是改制的積極分子們正好借題發揮，添油加醋地推波助瀾製造了這起著名的“烏臺詩案”。
發酵：在蘇軾詩集中深挖詆譭改制的隻言片語。
“烏臺詩案”中最主要的積極推動者是蘇軾在《湖州謝上表》中譏諷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一批“新進”分子，正是他們廣為蒐羅蘇軾的詩集，而後當面在宋神宗指出其中的譏諷改制的言論，才最終導致蘇軾入獄。此案並不是一首詩而造成的，正好當時蘇軾出版了《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急先鋒舒亶苦讀這本詩集四個月後呈上彈劾奏章：“至於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指青苗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鹽鹼地）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為主。”而後，國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等人相繼進表指出蘇軾的不當之處，但大多都是一些詆譭的信口雌黃的言論，但這些奏章確實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最終宋神宗下旨派皇甫遵從湖州傳喚蘇軾進京，後來入獄。這些人的險惡用心就是一舉置蘇軾於死地，但宋神宗內心真實想法並非是殺掉蘇軾，這也為後來“烏臺詩案”轉圜留下了餘地。
定讞：最主要的並非是詩而是蘇軾與駙馬王詵交往中的不當行為。
蘇軾在此案發生時差點在進京途中想投水自盡，入獄後一度寫下了遺書，但其實事情並非像他想象中的那麼嚴重。入獄後，蘇軾過的戰戰兢兢，但宋代並非如明清兩代那樣極端嚴酷，比如明代朱棣一怒之下車裂了“讀書種子”方孝孺且獨出心裁“誅十族”，清代留下了“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的“斷頭詩”。大理寺在審理這件案子的時候，給蘇軾定罪的主要有兩條理由：一是蘇軾與駙馬王詵的交往中的不但行為，二是蘇軾“作匿名文字，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也就是在詩中譏諷改制。而最重要是第一條，駙馬王詵一直與蘇軾素有來往，這個人娶了宋英宗趙曙的次女、宋神宗趙頊的妹妹寶安公主，在當時可謂紅得發紫的人物。據《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〇一》等史料記載，這個人在於蘇軾的交往中，從“以詵交結蘇軾及攜妾出城與軾宴飲也”、“詵坐受軾謗訕文書，及借軾錢攜婢妾出城與宴飲”等記載中可以看出，他們之間應該是有一定的“利益輸送”的關係的，而且此人為了營救蘇軾，提前將案件相關信息通知了蘇軾的家人。這一條可是犯了大忌，宋朝為了防止外戚干政，多次重申這條禁律，如宋仁宗天聖元年詔：“駙馬都尉等自今不得與清要權勢官私第往還。……如有違犯，糾舉以聞。”於是蘇軾被判罪，同時駙馬王詵也被重罰連降二級。關於詩中的那些文字倒在其次了，當然，這些詩中文字蘇軾在審判中也是承認了的事情。
題外：圍繞此案的營救舉動以及此案對蘇軾的影響及其他。
蘇軾這個人，的確是個不世出的天才。當年朝廷制科考試中宋仁宗欽定蘇軾、蘇轍兩兄弟為第三等（一二等空缺，在此之前北宋建國後100多年僅有一人獲此殊榮），並感嘆自己老了，這兩位高人留給後世子孫用。而蘇軾“烏臺詩案”中，宋神宗的祖母（即宋仁宗皇后）曹太皇太后拖著病種自身告訴宋神宗不可殺此人。與此同時，蘇軾的政敵此時賦閒在家的王安石也為之求情。此外還有許多朝中重臣為之上書求情。這樣的求情之舉估計連宋神宗也始料未及。更為重要的是，宋朝自太祖開國以來，留有遺訓，除非士大夫有謀反的大逆不道的行為，不得誅殺言事的士大夫，這在有宋一代基本上是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和鐵律（似乎只有宋高宗破過例，而後幾次下詔道歉）。所以從這幾個方面來看，蘇軾在“烏臺詩案”中其實沒有性命之虞，宋神宗其實也只是想為自己的改制掃清障礙，也多次表達過並不想殺蘇軾的想法。所以這次偶發性的“烏臺詩案”最終結局與那些“新進”之輩的最初設想相去甚遠，也算是一個並不太壞的結果了。
經此一案，對蘇軾的影響還是巨大的，促進了他的詩風的轉變，後期的詩文較前期的詩文意境更開闊，對人生的看法更豁達。而且這個案件雖然鬧的風起雲湧，但在後期還是比較算是一個不錯的結局了，這場在你死我活的黨爭的前提下，最終還是通過司法途徑瞭解了此中的恩怨，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宋朝對文人士子寬容的一面，在歷代封建王朝中可謂極少見的一絲溫暖的文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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