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6 北京的金山上,为何是韩红母亲第一个唱进北京,才旦卓玛把它唱红

北京的金山上,为何是韩红母亲第一个唱进北京,才旦卓玛把它唱红

著名藏族歌曲《北京的金山上》,是这样来的。

1960年,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常留柱放弃了留校任教的机会,远赴西藏支边,跟扎西老人学了一支曲子,《山南古酒歌》。

这首古老酒歌,先前一般是用于宗教仪式上的,老人给它改的歌词很有味道:

“在北京的金山上,吹起了金色的号角,不知是谁在吹啊,听得人心里非常高兴。”

常留柱一听就喜欢上了,他很想把它搬上舞台,这时候恰好作曲家马倬来到西藏,听到常留柱唱,也非常感兴趣,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

马倬对这首歌的曲子改动不大,歌词也是在原先的基础上修改的,所以它很快就成,常留柱也很快就如愿以偿地成了新歌的首唱。

本就是藏族风味的曲子,歌词又贴近时代,再加常留柱的歌唱功力的确非常不错,于是这首歌随即就在西藏受到广泛欢迎,打开了局面。

但是在传统媒介之下,这首歌要想走出藏地,走向全国,还需要特殊的机遇,1964年,这个机遇终于来了。

那一年的全国文艺汇演,西藏方面选的正是这首歌,只是汇演有明确规定,专业歌手不能参加,所以《北京的金山上》就有了第二唱,一位18岁的藏族业余女歌手,雍西。

雍西能被选中,当然需要一定的能力,她当年演唱完毕,可是曾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单独接见的,当时他们曾问,你唱歌跟谁学的?雍西回答的是,跟大喇叭。

跟大喇叭就能学成这个样子的雍西一炮而红,就因此成了专业歌手,还曾被送去上海音乐学院进修,这就叫能力加机遇,但是你知道这位第一个,把这首金曲唱进北京的藏族女孩是谁吗?

她却就是著名歌星韩红的老妈。

北京的金山上,为何是韩红母亲第一个唱进北京,才旦卓玛把它唱红

藏族女孩唱歌一般是有民族基因的,只不知雍西后面为什么会那么反对韩红唱歌,就是觉得她不行。这再加上雍西再婚后,把韩红送去了奶奶那里,于是这母女俩就算结下了大仇。

个性强烈的韩红,却是直到本世纪初,才在奶奶的劝解下,逐渐与母亲讲和的,2003年12月24日平安夜,这对母女还曾在北京体育馆,韩红的个人演唱会上,合唱了一次《北京的金山上》。

当时雍西哭了,韩红红了眼圈。

《北京的金山上》传唱者无数,著名翻唱者也很有几个,韩红正是其中之一,这母女俩作为不同时代的代表,一个传唱,一个翻唱,都被历史打上了印记,也都赋予了歌曲特殊的意义,这算是歌坛的一段佳话。

北京的金山上,为何是韩红母亲第一个唱进北京,才旦卓玛把它唱红

60年代唱响中国的藏族歌曲,其代表作还有一首《翻身农奴把歌唱》,但是它们与其它类似歌曲一样,基本都在雍西进京之后不久,就又暂时沉寂下来。

它们不仅没在全国大热,形成大流行之势,就是在藏地,也一时失去了最初的势头。

这却不是歌曲还不够好,或传唱者力度不够的原因,而是二年后,一场大运动来了,中国不再要民族风,只要样板戏。

《北京的金山上》再次隆重复出,却在1972年。

当时中央广播电台去西藏录音,专门请已经成为著名歌手的才旦卓玛,重新演唱了这首歌。结果等录音播出来后,这首歌立刻像龙卷风一样席卷全国,成了当年的最流行。

它当年会红到什么程度,你只需看看这种情况就知道了。

香港风刮遍全国的时候,粤语成了时髦,那时候大家唱歌都像假洋鬼子,吐出来的歌词不但说国语说粤语的都一概听不懂,就是自己也听不懂,但大家就是觉得很潮,很带劲,很满足。

而1972,大家也是这样。

我们如果不在藏语歌词上注音,拼命学着才旦卓玛汉语一段,藏语一段,弄得满嘴“酥油糌粑”味的话,心里就像缺了好多东西似的。

一首已经产生十多年的歌,早为很多人所熟悉,也早经李谷一这样的名家演唱过,可它却偏偏要到1972年才真正大红,要到才旦卓玛手里才大红,而且红得不成样子,这是不是很奇怪?

北京的金山上,为何是韩红母亲第一个唱进北京,才旦卓玛把它唱红

一切流行的产生,无不有一定的时代背景,迎合了某种普遍的心理需求,1972,它当真是一个了不得的1972.

中国第一枚实用氢弹实验成功,正在1972年1月,陈毅元帅去世的第二天,这首先说明,中国当时不管怎样,有些方面也还是非常了不得的。

1972,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夫妇访华之年,其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尾随而来,这个信息就更加了不得。

这一切都预示着风向在变,中国正处于某种重大转变时期,而这种端倪,却又是在前一年,1971,就有所显示的。

1971年上演的《红色娘子军》,虽然是八大样板戏之一,但它却是一部彩色芭蕾舞影片,芭蕾舞是西方舞蹈。

1971,我们也因为体育,第一次与外界有了接触,此年公开放映的《乒坛盛开友谊花》,正是一部真实记录了中国代表团,当年在日本比赛全过程的纪录片。

同名歌曲,正是李谷一演唱的。

文艺风向代表就是时代风向,这一年更有一首集革命颂歌与个人情怀于一身的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被李双江唱红,也唱红了李双江。

这在前几年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再看1973.

我们现在不是很喜欢引用这句话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它正是先锋派诗人北岛,在本年3月,写在《回答》里的一句诗。

运动尚未结束,但松动、觉醒已经开始,八个样板戏尽管仍在盛行,但它们远远装不下全部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北京的金山上》和才旦卓玛,显然正是借了东风而来的。

《北京的金山上》的歌词,在此时已经过周总理修改,也经过马倬增加,但这不甚重要。

它更重要的却是,才旦卓玛是用她高超的技艺,用纯西藏的风格唱出来的,这就是传说中的高原唱法,我们今天所说的原生态。

民歌一度搁浅,入耳千篇一律,大家无不精神高度饥渴的时代,突然有如此一种高亢奇崛的声音出来,如此一首具备了那么多流行元素的歌曲出来,你想,它还怎可能不浩荡而去,将人通通卷走?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就像敲门砖,《北京的金山上》就像开闸泄洪,那些年荣登“流行金曲排行榜”的,却还有《敖包相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等,这样一些流淌着民族血液的歌曲,它们都像新歌一样,有了新的生命。

有些东西确乎是挡不住的。

END

文 | 九鸦

图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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