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的田家英 。
父親田家英二十六歲擔任毛澤東主席秘書,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的編輯、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和中央許多重要文件的起草,是毛澤東身邊名副其實的“秀才”。
然而人們大都只知道田家英學養好,受毛主席器重,卻很少了解他在工作之餘收集清代學者墨跡,成就了一項傳承傳統文化的大事情。
本文,想就父親田家英緣何輯藏清人墨跡,又是怎樣收集的,以及他專項收藏的終極目的是什麼,作為女兒,談談我所知道的往事。
史學研究成為一生的志向
父親是個孤兒,由於父母早逝,殷實家境的衰敗,使他沒有受到良好正規的教育,十二歲輟學當學徒,十四歲靠稿酬收入走上獨立的生活和求學之路。算下來,他在校學習的時間總共不過七年。他的學識,主要靠自學。他十二歲開始發表文章,十六歲之前,已在報刊發表了近百篇文章,自學的經歷,使他對中國文學和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一九三七年,父親來到延安,先後就讀於陝北公學和馬列學院,三年後,十九歲的田家英被馬列學院留校擔任中國近代史教員,中國近現代史學,成了他一生的鐘愛和追求。
在馬列學院,父親有幸結識了歷史學家范文瀾。範老於一九四〇年一月來延安,任馬列學院歷史教研室主任,此時他正嘗試以新的視角探討中國近代史問題。一次範先生的史學演講,吸引了在場的毛澤東,毛敦促他把提綱整理出來,並說:倘能寫出來,必有大益。此後,范文瀾邊搞教學邊著書,在延安資料缺乏,生活艱苦的條件下,完成了《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上冊)。
這兩部書,可說是運用唯物史觀敘述中國史的始創篇。范文瀾通曉中國文化,又研究馬列經典,田家英找到了一位導師,範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對田家英的治學產生深遠影響。
以後田家英調到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對史學興致仍不減,和範老一直保持著師生般的關係。範老也很喜歡家英,對這個有志後生希望甚殷。範老還把兒子範元偉交家英培養,小范當時才十五歲,在楊家嶺圖書館工作,以後家英真就做了小范的入黨介紹人。
在延安政研室,田家英從中央圖書館借到一九二三年版的《清代通史》(上卷),作者蕭一山二十一歲,僅憑一己之力撰寫了中國第一部體系完整的“清史”,並得梁啟超作序。對蕭一山的治學勇氣,田家英十分感佩。但蕭的著作畢竟受時代、條件侷限,缺乏新史料和時代視角。田家英由此萌生了有生之年立志完成一部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清史篇的想法,真可謂心高志遠。
父親從熱愛史學,到關注近現代史研究,最終選擇了清史的方向。亦或說,引他走進史學研究大門的老師是范文瀾。他與自己青年時就敬重有加的老師保持了一生的關係。他們的最後一封通信,當在一九六五年秋季。
這便是父親緣何輯藏清人墨跡的源頭。
建國初期的田家英 。
“清史篇”的寫作計劃得到毛主席首肯
田家英年輕時選擇的清史課題,始終沒有放下,來到毛澤東身邊,他把想法和主席談過,得到主席的首肯。
毛澤東喜歡身邊人觀點鮮明,有見地,田家英恰恰愛思索,愛想問題。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幾乎每晚都要找田家英,交辦完事情聊一陣天,歷史、文學、古今人物,從古到今,從政治到生活,每次都有新的話題。很明顯,毛澤東喜歡田家英,他們無話不談。
毛澤東是政治家,又是詩人和文學家,他淵博的學識,寬闊的思路,深邃的哲理,超凡的抱負,怎能不給田家英以全新的感染。無拘束的接觸中,田家英受到深刻的影響。他熱愛研究問題的天賦得到極大的激活和施展。
編輯《毛選》,他便對中共黨史、毛澤東思想發展史,發生濃厚興趣,他把二者結合起來推進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成為給中央機關幹部宣講黨史最有特色的宣講人。
建國后豐富的書籍和資料,同樣加深了田家英對近現代歷史的認識,以及知識的積累,他於“清史”的興趣也更傾心,更執著。以至一九六二年政治生涯受挫他想離開中南海,竟向主席提出想去專心從事清史研究的請求。這的確是他深思熟慮後的想法,絕非僅僅為逃離現實。
一九五一年,田家英和董邊及愛女。
母親董邊有一段回憶:
1950年代初,一次我和家英去王府井舊書店,邊走邊聊,家英說了他為什麼想寫清史。他說,比之延安時期,他對近代中國的認識加深了。中國從封建王朝到社會主義社會,中間還不到四十年時間,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社會,故而探究封建社會的特質,對認識今天的中國,很必要。他認為,清代作為最後一個王朝,是集封建社會之大成的王朝,富有代表性。另外,清朝屬於外族,清代的版圖卻是華夏有史以來最大時期,奠定了今日中國的疆域。它的興衰始末,吏治改良、文化沿革、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變法維新、乃至近代輸入新思想……內涵豐富。現在條件比延安好多了,可以先收集資料,為日後做準備。他還告訴我,他的想法和主席談過。得到了主席的首肯。
如果說田家英鑽研清史最初更多出自個人興趣,那麼建國後他對這一命題的執著,是經過思考後作出的理性選擇。
這便是父親收藏清代學者墨跡的動力和目的。
“人棄我取”的意外收穫
父親收集清人手跡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大量地蒐集,當在一九六二年以後。
建國初,毛澤東委託田家英幫他建立一個個人圖書室,加上毛澤東點名組建的新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也需要大量圖書資料,幾年間,跑書店成為父親一項不稱為“工作”的工作。
在古舊書店,父親無意間發現清代學者的信札、軸聯、手卷俯拾即是,因年代較近,少有人重視,可他從中發現了很有價值的史料,他管這叫“人棄我取”,這便是父親收藏的開始。
北京琉璃廠的文物商店,西單、王府井古舊書店,是收穫最多的地方。父親的另一個渠道,是利用和主席外出開會和調查的機會,在上海、杭州、成都、武漢、廣州等文化大城市收集。
毛澤東偏愛杭州和武漢,據統計,建國後僅杭州共去過五十多次。上海、廣州則是中央多在此開會之地。由於常來常往,他和地方上文物行家結成朋友。上海市文化局的方行、浙江省文管會的葉遐修,都和父親友情篤深。文物商店的行家也成為他的朋友,平日幫助留心。父親的收藏之所以成系統成規模,是得到眾友人誠懇幫助的結果。
例如一次在杭州開會,田家英聽說古舊書店有海寧藏書家後人賣出的一千多封清人信札,便即同店方聯繫,借回駐地,他利用工作間隙,一週內把上千封信札過目一遍。為弄清信與信之間的關聯和價值,信札攤在地板上,他伏在地上反覆琢磨,最後買下40封,有顧廣圻、周春、許槤等著名學者的手跡。其中周春(一七二九——一八一五年)致吳騫信,提到《紅樓夢》及作者曹雪芹(一七一五——一七六三年),此信寫於1794年,據曹雪芹故去僅三十一年,信中說“曹雪芹之名字、履歷皆無可考”,請吳騫“祈查示知”。這應該是迄今最早有關《紅樓夢》的點評, 對於《紅樓夢》作者考,是極有價值的史料。
父親研究問題講求系統化、體系化,收藏清人墨跡,亦如此。
記得父親辦公桌案頭常年放著一本泛黃的書,是民國版蕭一山編《清代學者生卒及著述表》,清代學者按生年排序,籍貫、著述、學術派系、社會地位,一目瞭然。這是父親選擇藏品的“航向標”。凡收到一件,就在書上人名前劃一紅圈。他對朋友戲言:此乃“清朝幹部”花名冊也,希望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將書中所列一千多位學者墨跡收全。他的收藏思路,清晰明確,可見一斑。
父親注重學者、官吏的墨跡,看重的是它的史料價值,他共收信札六百多通,涉及二百多人,寫信授信雙方,於經史、音韻、金石、天文、曆法、輿地、書法、繪畫各有千秋,通信間,或交流考據心得,或記述所聞軼事,或描述風土人情……,零散書信匯集起來,對了解真實的社會,像是打開了一扇窗口。
信簡多是一封一封淘來的,攢多了,父親將相關聯的彙編成集。
例如,將清早期著名學者趙翼(趙甌北)等十一位給孫星衍的信匯集為一集,取孫星衍編纂的《平津館叢書》中“平津館”三字,為信札集命名《平津館同人尺牘》。
授信人孫星衍是清代著名藏書家,他對經史、古文字學、諸子百家融會貫通,所編《平津館叢書》、《岱南閣叢書》堪稱善本。
而寫信人趙翼則是宋代宗室,乾隆二十六年授翰林院編修。趙翼以詩詞著名,其詩重性靈,思想新穎,詩存達四千八百多首。與袁枚、張問陶合稱“乾嘉性靈派”三大家,不愧為大才子。
再如錢大昕、翁方綱等給錢泳的信,被合集為《梅華溪同人尺牘》,取錢泳號梅溪而得名,雅緻又別緻。
授信人錢泳乃吳越武肅王三十世孫。他生性灑脫,修建一座寫經樓,仿東漢蔡邕,用石碑寫孝經、論語、大學、中庸,刻石置放樓中,碑版流傳江浙,又傳入朝鮮、日本、中山鄰國,名聲大振。錢泳一生好交友,長期做幕客,足跡遍及大江南北,結交翁方綱、錢大昕、孫星衍、章學誠、包世臣等眾多名士。
而給錢泳寫信的錢大昕,是乾嘉一代儒宗,與紀曉嵐並稱“南錢北紀”,其治學以“實事求是”為宗旨,不默守漢儒家法,把史學和經學放在同等重要地位。錢大昕歷時五十年,對《史記》、《漢書》、《元史》、《金史》一一校勘,撰成《二十二史考異》。錢大昕倡導的治史,轉變了一時期的學術趨向。
又如馮桂芬、鄭觀應、楊銳、康有為、梁啟超等變法維新人士,父親在他們的通信合集上註明:“此冊所收乃晚清輸入新思想者”。
父親每晚七點辦公,通常到深夜兩三點方睡。工作前他習慣騰出一小時對收藏品整理考據,有時也和我母親一起欣賞,一日不看,便覺缺失了什麼。可惜“文革”後田家英的筆記片紙未還,心得體會亦無從考量了。
“專項收藏”的魅力
父親的專項收藏,得到黨內有此愛好的友人的理解和支持。父親的老相識辛冠潔說,“當年老同志中喜好文物的不少,但專項收藏,目的這麼明確的,我敢說,只有家英一人”。谷牧、胡繩、魏文伯、李一氓、夏衍、辛冠傑、陳英、姚洛、姚旭、王力等,都曾經或將所藏相贈,或幫助尋找補缺,表達了他們對文化熱愛的共識。
到一九六六年,父親的藏品已達兩千餘件,時間跨越明朝末年至民國初年的三百餘年,涉及人物五百餘位,囊括了清代各時期的學術流派和有代表性的人物,蔚為大觀。
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行書珠鏡吉祥龕心課冊。
所藏大致分三個階段。
明末清初收藏的,主要為抗清、仕清的文人志士的墨跡。到死不吃清官飯的抗清人物有:傅山、朱耷、顧炎武、黃宗羲、孫奇逢;出任清官吏的人物有:周亮工、吳偉業、龔鼎孳等。然無論抗清的,還是接受清廷官爵的,都是著名大儒。
顧炎武、黃宗羲,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通經學、史地,音韻,與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孫奇逢則與黃宗羲、李顒並稱“清初三大儒”。這些人在清初創立新的治學方法,為清學“開山”,成為明末清初繼往開來的一代宗師。
龔鼎孳、吳偉業,雖然仕清,被前朝人所不恥,但由於他們富有才氣,詩文並工,在文人中,聲望很高。因是江南人,與錢謙益並稱“江左三大家”。
還有一些官場實力派人物,他們又是理學名儒,如魏裔介、李光地、萬壽祺、徐乾學、朱彝尊、徐乾學、孔尚任等。
第二段,乾嘉時期(乾隆、嘉慶兩朝),這一段父親下功夫最大,學術氣息最濃。
首推應該屬“乾嘉學派”和 “桐城學派”,前者師法漢儒,後者提倡宋明理學,他們在學術相互對立,然各有千秋。
“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惠棟、戴震,弟子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汪中等稱皖派。“桐城學派”的代表人物為方苞、姚鼐、劉大櫆。田家英的收藏中,兩大派系代表人物居然齊全,可見下了功夫。其中汪中,一介布衣,家貧,無力求學,十四歲入書店當學徒,博覽了經史百家書籍,後學術成績斐然,校驗《四庫全書》,被稱為奇才。
名氣大的學者還收有:《四庫全書》總篡修官紀昀(紀曉嵐);於官吏和畫家集一身的錢維城;翰林學士朱筠;翰林院編修、湖廣總督畢沅;與惠棟、焦循並稱“乾嘉易學”三大家的張惠言;地理學家徐松;開拓邊疆地理學、民族關係學之先河的地理學家張穆;《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史學家、思想家、中國方誌學奠基人章學誠。被稱為“書法清四家”的翁方綱、劉墉、永瑆(成親王)、鐵保四人作品都收了;而錢維城、畢沅則是乾隆狀元。
還有今人熟悉的揚州八怪畫派,父親收到金農、鄭燮(鄭板橋)、黃慎、李方膺的字。西泠八家丁敬、蔣仁、黃易,奚岡、陳豫鍾、陳鴻壽、趙之琛、錢松的字都收了,這些人多出身貧寒,生活清苦,而往往清高孤放,借書畫抒發胸臆,他們作品具有膽大創新之風,在藝術史上獨具位置。
第三階段,為一八四〇年以後,中國社會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這一階段,父親關注時代風雲造就的傑出俊才,如思想家龔自珍;民族英雄林則徐;清末“戊戌六君子”。“六君子”收到譚嗣同、劉光第、楊銳、康廣仁的墨跡,他很遺憾,六人中缺了林旭、楊深秀的墨跡。一九六一年父親在長治搞農村基本單位核算的調查,後到山西晉祠賓館起草中央文件,偶然在晉祠發現了一幅楊深秀水印件《松風水閣圖》,題款有楊深秀的44個字,楊是山西聞喜人,重要的維新派人士,即使是水印件,父親也視為珍品收下了。
父親最看中收藏中龔自珍的一幅中堂,龔自珍是近代改良主義先驅,主張革除弊政,抵制外辱,人物分量極重。知音好友來了,必拿出欣賞。田家英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發動前含冤離世。此珍品“文革”中被陳伯達順走,再也沒能找到下落,實在可惜了。
林則徐的《觀操守》中堂,則是精品中的精品,是林則徐遭貶黜後自作文:
“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飢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從善如緣無枝之木,才住腳,便下墜。”
林則徐這段內心直白,是他情操的真實寫照,說出了人的操守、精力、度量、存養,要在經受考驗的環境中才能體現得真實的道理。
晚清離今天很近,所收藏的著名人士人們相對熟悉,比如經史學家、湖南嶽麓書院創始人王先謙;參與洋務運動,興辦路礦,主張西方科技的學者郭嵩燾;愛國文史學家、“舊文學的殿軍人”李慈銘;碑學帖學並尊、自立門戶的書法藝術家楊守敬;發現了殷墟甲骨文的甲骨文之父王懿榮;最早於甲骨學研究取得主要進展,並碑碣墓誌、金石拓本收藏大家羅振玉;中國近現代交替時期新史學的開山學者王國維。這些學者除了學業卓著,著作等身,他們的書法都是各有千秋。尤其是王國維,是父親作學習的楷模。
再有洋務運動代表人物曾國藩、張之洞,吳大澂、端方等墨跡。
林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年)行書觀操守軸。
心靈的慰藉
曾和父親工作了十七年的逄先知說:收藏清代學者墨跡,是田家英的業餘愛好,卻成了他全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更加充實,更加豐富。逄先知的話是有所指的。
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面對左的指導思想,父親敢於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很少隨聲附和,很少講違心的話。一九六二年,因向毛澤東反映包產到戶,被指責為刮“單幹風”的代表人物。這一年,成為他政治生涯的分水嶺。
失去了主席的信任,可想父親的思想是何等苦悶。然而對傳統文化的熱愛,讓他在以後備受冷落的日子裡,把一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清史的研究上,空閒的日子,他花大力氣收集藏品,收穫的喜悅和成績,給了他精神世界以極大的安慰。
文化陶冶著性情。一九六一年父親在浙江調研,當目睹老百姓缺糧斷炊,病餓致死的情景,極大的內疚壓在心頭,他不由想到鄭板橋的詩句,“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感慨系之地對省委書記林乎加說,“一個封建社會的縣吏尚且如此關心百姓疾苦,何況我們共產黨人呢!”
調查時,對工作組有同志擔心反映問題會冒風險,他說,“人生最慘無非是妻離子散,死於非命。難道我們的命比老百姓的命大一些嗎?我們革命不就是為了老百姓嗎,為老百姓而死又有什麼不好呢?”這是他的肺腑之言。
從浙江調查回來,父親請篆刻家陳巨來將林則徐的詩“苟利國家生死以,敢因禍福避趨之”刻成一對印章,奉為座右銘。他說,“如果有利於國家,就不顧生死去做,哪敢為了個人的禍福躲避或追求其他”。
面對即將來臨的政治風暴,父親和母親說過: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一品行,和他一向仰慕的愛國志士“士可殺,不可辱”的思想精髓,不無關聯。
一九九一年,田家英個人收藏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展出,引起的人們對我父親的深切懷念,趙樸初老人觀展後難以抑制敬重和感懷之情,賦詩云:“觀其所藏,知其所養,餘事之師,百年懷想”。
展覽之後,全家將一百一十餘件藏品捐給中國歷史博物館,包括吳偉業、龔鼎孳、王時敏中堂、龔自珍吉祥龕心課冊、林則徐、鄧廷楨對聯,何紹基的代表作等清代著名學者、仁人志士的墨寶。
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九年、二〇一三年,文物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後出版了《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集》上下編、《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信札》上中下冊,將田家英收藏品的全貌大致公佈於世。
如果說父親未能實現他撰寫清史的夙願是人生的憾事,那麼小莽蒼蒼齋的收藏系列成書,流佈人間,當是對他未竟夙願的一些彌補吧。
如今,父親的藏品部分珍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這些清代學者墨跡凝聚著父親的心血,每逢專題展覽拿出展示,看見它們,就像看見了父親。對我們,對公眾,都是永久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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